长期以来，阎锡山被描述成一个土气、投机、守旧、贪财、排外、独裁的丑角。不过，他能成为民国时期掌握一省最高权力时间最长的政治人物，也非全靠投机和排外所能取得的。山西省是民国时期的“模范省”，美国的《时代》周刊曾对阎锡山治晋作过评价：“阎锡山实际上处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尽管当时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锡山为一千一百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富裕，因而他便显得出类拔萃。”
清室逊位后的北洋政府时期，被称为“武夫当国”。但北洋时期不少占据中枢或割据一方的军阀，身上都具有浓厚的儒家士大夫气质，如段祺瑞、吴佩孚等人，阎锡山亦是如此。
阎锡山最值得评说的是他治理山西的“内政”。留过洋的阎锡山眼界开阔，对世界大势很了解，对新的技术、新的制度和新的文化并不排斥。——只是作为儒家信徒的他一直关注的是这些外来的新事物如何本土化。
90年前的免费教育
和同时代那些在民国政坛上走马灯式的军阀不同，由于阎锡山长期统治山西，他得以形成一套完整的治理理论以及有充分的时间来实施。
阎氏自称奉行“公道主义”。1921年6月21日，阎氏在督军府进山召集山西学政各界及社会贤达二十四人会议商讨山西改革问题。史称“进山会议”，这个会议一直延续到1923年10月才结束。经过两年多的商讨，阎锡山推出了他的“公道主义”，概而言之：只有主张公道，才能超越地域、国家、人种的界限，达到“世界大同”。具体方针是：实行“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阎锡山主张：“强凌弱、众暴寡、富欺贫、智诈愚，社会之不平也，赖公道以平之；老无养，幼无抚，鳏寡残废无救恤，社会之缺陷也，赖公道以补之；贪官贪，污吏污，劣绅土棍害良民，人群之四害也，尤赖公道以除之。”
“公道主义”带有浓郁的儒家“德治”色彩。阎氏践行其“公道主义”的方式，亦和古代一些儒家循吏的做法相似。古代被史籍称赞的循吏所做的不外乎：兴学、重农、正风俗。阎锡山治理山西所做的是这种循吏所为在山西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升级版”。
阎氏在三晋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不遗余力地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当然囿于当时的经济条件，所实行的只能是低水平的免费义务教育：“凡是山西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七岁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这就名叫国民教育；凡上过学的人，知识就高了，身体也壮了，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又名叫义务教育；国家法律定的，人民若不上学，就要罚了还得上学，又名叫强迫教育。”
从1918年开始，省府颁布了《山西省施行义务教育规程》，各地村庄腾庙宇办小学，办学成为考核各级官吏的重要政绩标准，办学经费来自政府拨款、乡绅捐助和村民分摊。1925年，陶行知实地调查后，如此评价山西的义务教育：“我们不能不佩服山西人民对于义务教育之忠实努力，自从民国七年开始试办，到了现在山西省100学龄儿童中已有70多人在国民小学里做学生了。山西之下的第二个省份（江苏）只有20%多。可见，真正实行义务教育的，算来只有山西一省。”
村政自治
阎氏做的第二件大事是社会治理层面的，即推行他的“村本政治”，在全省搞“村政自治”。阎锡山大力兴办教育，其目的之一就是更好地实施“村政自治”。他曾说过：“国民知识为民主立宪的根本，非教育普及不可。”1924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曾到过太原受到阎锡山的盛情款待，阎对泰戈尔不无自得地介绍自己的治理主张：“民国六年，锡山兼绾民政，讨论施政之方，以为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仍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提倡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发等所谓‘六政’，其中将村政建设作为施政重点。”
制度。士人出仕后不能在本省做官，在某地为官数年后刚对当地政情、民情有所了解，要么升迁要么调到另一个地方。而阎锡山这个有着儒家情怀的统治者，能在近四十年的时间内，在人口一千多万面积近16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尽管期间数次被战争打断）。明清两代那些有抱负的大官——包括张居正、王阳明、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大臣，都没有这样的机会。而且山西是阎锡山的故乡，本地人治本地事，无论在前现代的熟人社会，还是现代的工商业社会，利大于弊，更有利于造福于本地。但最高统治者不放心，为了统治的需要宁愿牺牲地方老百姓的福祉。历史给了阎锡山一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