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载，汉代新疆地区的古代民族主要有塞、月氏、乌孙、羌、匈奴和汉人生息繁衍。由于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交汇处，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大动脉的枢纽地带，作为民族迁徙的走廊，多民族聚居杂处、共同发展，各民族文化在这里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形成了新疆民族文化多源生成、多元并存与发展的文化体系，并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新疆的多元民族文化格局源于新疆丝绸之路的得天独厚的位置，在丝绸之路开辟之前，东方仅仅是西方乌托邦的一种呈现，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蒂克、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以及种种域外的天方夜谭。由于丝绸之路这个纽带，东方和西方相互连接了，并留下了一部交流和沟通的传奇史。
据史书记载，远在几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孔雀河流域就已有人类活动。后来，如今的库尔勒市境内大部属古代西域三十六国中的焉耆国或渠犁国地。商周时期，吐火罗人由兴都库什山和阿姆河上游东迁至境内。战国时期，大月氏人、龙勒人、羌人从河西走廊西迁至塔里木盆地和焉耆绿洲。西汉初，匈奴进入库尔勒境内，攻杀大月氏人，迫使其西迁至伊犁河谷。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通西域联络大月氏人共击匈奴。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被西汉军队打败，匈奴屯牧焉耆。西汉王朝为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在轮台、渠犁置兵屯田，汉族人从此定居库尔勒。汉朝统一西域后，西域都护在今孔雀河三角洲筑有埒娄城，有军队驻守。18世纪中叶，清朝平定新疆大小和卓之乱，并实行移民屯田的政策，满、蒙、汉、回各族官兵相继进入库尔勒境内。
库尔勒这个地名的含义非常直白，可以说它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远古居民为我们留下的一份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可以说，它是至今仍然在这片土地上顽强的繁衍生息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产物。当然，作为历史产物的地名，也有随历史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一面。但由于地名的社会性，要求通行后的地名要基本保持不变，但其主流相对稳定。正所谓约定俗成。
追溯库尔勒的源流
追溯库尔勒地名的源流，历代库尔勒的地名也是有些变化的。今库尔勒市，汉时为尉犁国。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尉犁国，王治尉犁城，西去都护治所300里。焉耆国，西南至都护治所400里，南至尉犁百里。《十六国春秋》记载，前凉张骏率部进军，军次焉耆国，国王龙熙拒战于贲仑城，为部将张植所败。植进屯铁门，未至十余里，熙又率众先要之于遮留谷，植单骑尝之，果有伏发，植驰击败之，进据尉犁。这条史料表明汉尉犁城在铁门关附近。由于库尔勒东北有铁门关，为战略咽喉要地，历代战事频发。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自焉耆西五十里过铁门关，又二十里至于术守捉城。”守捉为军事组织，据《资治通鉴》记载，守捉管兵，少则500人，多则3000人。唐时库尔勒名为于术城。唐代诗人张九龄称：“铁关千（于）术，四镇咽喉。”
明代库尔勒名为双山儿城。据《西域土地人物略》记载，昆迷失（库米什）西200里为阿剌木，又西百里为察力失城（焉耆），又西百里为双山儿城，又西百里为独树城，又西百里为察力察井，又西二百里为淤泥泉，又西百里为察兀的河，又西百里为榻子河，又西十里为古克兀城，又西百里为苦先城（库车）。其中，双山儿城东距焉耆百里，西距库车710里。因此，双山儿城地望及距焉耆与库车公里数，同今库尔勒大致相当。
地名能反映其在自然或文化环境中的本质属性，地名的演变也反映其本质属性的改变。如库尔勒的地名演变就如此。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委员会、自治区文史研究馆的最新论断，称“库尔勒”3个字是维吾尔语（发音）“发润勒”变化到今天的汉语称谓，可直译为“楼兰人”或意译为楼兰遗民。“库尔勒”今日的维吾尔语称谓应由现在的“KORLA”回归为罗布人的发音“KθRLE”，汉语称谓不变。
自治区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认为，原有的“库尔勒”名称含义有3种解释，一是众多的湖泊之意，二是水磨冲水槽之意，三是有眼无珠、有眼不识泰山之意。
地名，一个城市发展变迁的缩影与见证，她穿越时空、传承历史。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城市道路桥梁和建筑名称，更被誉为凝固的诗词、流动的音符、立体的画卷，折射出城市精神文明发展水平和自然地理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