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前后，《星火燎原》“编辑部为核对毛泽东游击战争作战原则（即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写信向陈毅咨询：“十六字诀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提出来的？”“是不是在1928年5月20日召开的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提出来的？”
这封写给陈毅的信及其批复，载于《星火燎原》第1卷第221页（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9月版）。2009年10月上旬，我得知《星火燎原》出新版了，就到军事书店去看，在韩伟将军回忆文章的后面看到了这个批复的影印件，编辑把这个影印件附在韩伟将军回忆毛泽东怎么打游击战争的文章里，意图证明毛泽东是十六字诀的提出者。但是，我从陈毅的批复中却看出了不同意思，陈毅认为“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是朱德提出来的，这个批复是关于“游击战术十六字诀”究竟是在何时形成、何时提出、由谁提出等问题最可靠的说明。
陈毅在这封信上用毛笔做了4条批复。
第一条批复是针对“是不是在1928年5月20日召开的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提出来的”问题，他写道：“不能作这样论断”。明确否定了“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是1928年5月20日在湘赣边界召开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提出来的猜测。
第二条批复是：“根据一九二七年冬和一九二八年春初的游战经验即形成十六字诀。”陈毅讲的这个形成时间，是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转战赣南、湘南和粤北地区的时间。那时陈毅和朱德一直在一起，他对朱德的战术感同身受。那时他还没见过毛泽东，因此他说的“游战经验”不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的，只可能是朱德起义军的。这个批示的意思非常清楚：上井冈山之前，朱德就已经形成了“游击战术十六字诀”。
第三条批复是：“一九二八年五月即广泛宣传了。”毛泽东、朱德井冈山会师的时间是1928年4月24日，此批复是说井冈山会师后不久即“广泛宣传”了“游击战术十六字诀”。还没提出来怎么进行宣传？还没有完善怎么能广泛宣传？我认为“广泛宣传”含有提出的意思。“宣传”的一项含义是宣布，是说出来、告诉大家；“提出”的一项含义也是说出来、告诉大家。从词义上看，“宣传”和“提出”这两个词的部分义项是相同的。因此可以作出这样的理解：1928年5月，朱德在井冈山正式提出了“游击战术十六字诀”，并使这一游击战争法宝得到了广泛宣传。
第四条批复是：“以毛选为准”。并在编辑部引述毛泽东说的“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几个字下面划了横线。表示他同意毛泽东“游击战术十六字诀”产生于1928年5月的说法，提醒《星火燎原》编辑部：关于十六字决提出时间问题的认定，要以毛泽东所说的时间为准。这一批复不仅和他第三条批复的精神基本相同，还有着重强调的意思。
这4条批复证据价值极大：其一，陈毅是亲历者，除了朱德，他最有发言权。那时陈毅一直跟随朱德，辅佐朱德，是朱德起义军的政治主官。他对十六字诀形成、提出和宣传的回忆，无疑是最为可信的。其二，针对编辑部所提问题的批复时间是在1957年前后。再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涉及最高领袖的有些回忆内容就不那么可信了。其三，陈毅的回答非常郑重，是他针对编辑部提出的问题，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亲自用毛笔写下的，不是出于宣传目的笼统地说一说。所以我认为，陈毅的这些批复是关于“游击战术十六字诀”究竟是在何时形成、何时提出、由谁提出这些问题的最为可信的证据。
这里，我想通过介绍1927年冬至1928年夏初朱、毛红军在赣粤湘边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为陈毅这4条批复提供史实佐证，以进一步厘清“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是怎样产生的。
在赣南上堡，朱德正式确立了开展游击战的战略方向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是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开始的。那时军队刚刚建立即投入血雨腥风的武装斗争，没有战争经验，很难形成自己正确的军事战略。当时中共的政治方针是在中心城市发动武装暴动，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参加北伐战争的原国民党军队，所以，沿用北伐战争时期的正规战、阵地战和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是很自然的。这个错误的军事战略是南昌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改变这一局面，确立正确军事战略的人，就是朱德。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攻打会昌时，朱德就在正规战中采用了游击战术，让手下的黄埔军官们感觉“非常新奇”。三河坝分兵，朱德率部完成阻击任务后，为部队确立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转变。
1927年11月2日，部队到达赣南崇义县东部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区，在此地驻扎了20多天。在上堡，朱德明确提出了转变战术打游击的问题。当时朱德对部队进行游击战训练，天天上小课，每隔一二天上一次大课。他讲解战略和战术的转变问题，讲解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怎样化整为零、分散行动等，为部队官兵适应军事战略的转变打好基础。朱德曾回忆说：“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战术也变了，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方向正确，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还能得到发展。”（参见《朱德军事文选》第483-4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
朱德能够改变军队的军事战略，以至不久后提出便于运用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绝非偶然。他参加共产党之前就是滇中名将，他上过正规的军事学校，当过军事学校的教官，任过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并在战争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特殊战法——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流动游击战术。
在粤北犁铺头，朱德科学总结出二十八字游击战方针
在上堡，朱德做的又一件大事是给当时驻扎在湘南郴州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写信，同他建立了武装反蒋的统一战线，保存了革命火种。从1927年11月2日至1928年1月3日离开范石生部队的2个月时间里，朱德部队的活动地区是赣南的崇义，湘南的汝城、资兴和粤北的仁化、韶关、曲江等地。在汝城、资兴，朱德与范石生面谈合作事宜，得到范的慷慨资助，建立了第十六军共产党党支部，召开了湘南7个县的中共党组织代表会议，初步制定了湘南农民起义计划；在仁化，朱德部队配合农民自卫军攻克仁化县城，还在董塘协助石塘、安岗、高寨等乡农民自卫军打击土豪劣绅，击溃了地主武装300多人的反扑。
1927年12月10日，朱德部队由湘南资兴移防到粤北仁化董塘。就在此时，朱德接到由中共北江农民暴动委员会转来的中共广东省委要求他立即率部南下参加广州起义的指示，于是率部开赴韶关，准备乘火车前往广州，部队在韶关火车站住了一夜。13日，范石生告诉朱德，广州起义提前举行并且已经失败。朱德部队即终止南下，在曲江县城东、西河坝驻扎几天后转到离韶关约30里的犁铺头镇。在犁铺头，朱德抓紧时间，再次对部队进行集中训练，掀起轰轰烈烈的练兵高潮。
在这次练兵中，朱德特别注意培训教学骨干，经常到现场指挥、讲解，并亲自示范。当时的教导队长李奇中曾回忆道：当时，朱德同志讲的很多。他要求我们在讲授战术动作时，抛弃旧的一套队形，采用新的战斗队形。例如，将旧的疏开队形改为电光队形，即梯次配备的疏开队形，以减少密集队伍在接敌运动中受到敌人火力杀伤；又如，散兵队形由一字散兵线改为弧形的纵深配备散兵群，以构成阵地前纵深交叉火力网，从而在战斗上造成以少胜多的条件。在战术上，他特别强调知己知彼的重要，要求指挥员重视对敌情的搜索和侦查工作，不摸清敌人的情况不动手……他总是谆谆告诫我们，一定要让每个同志牢牢记住，我们人少枪少，不能和敌人硬拼，我们要瞅敌人的弱点，要注意避实击虚的游击战术（参见李奇中《朱德同志与湘南起义》，载《回忆朱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
老红军赵镕在1927年初加入朱德创办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学习，任军官教育团副官、书记长，此后跟随朱德参加南昌起义、湘南起义，上井冈山和毛泽东的部队会师等。他回忆了当时朱德研究总结游击战术的情况：“那时，练兵没有教材。朱德同志便废寝忘食，根据自己在德国、苏联学到的军事知识，和辛亥革命后在滇越边境平息战乱以及护国、靖国战争中所摸到的一些经验，亲手草拟了《步兵操典》和《阵中勤务》两部教材……后来红军的某些军事教材就是根据这两部教材编写而成的。朱德同志还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提出了必须掌握运用灵活战术。例如，强敌进攻莫硬打，抓敌弱点我猛攻，孤敌疲敌我围歼，常遣精兵骚扰敌。”（参见赵镕《跟随朱德同志从南昌到井冈山》，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这28个字的游击战术方针是朱德战术战法的升华、归纳和总结，其含义和十六字诀差不多，但不如十六字诀朗朗上口易懂易记。“强敌进攻莫硬打”的“莫硬打”就有“退”的含义；“常遗精兵骚扰敌”的核心是“扰”；“抓敌弱点我猛攻”的“猛攻”就是“打”；“孤敌疲敌我围歼”是消灭孤敌疲敌，其中也有“追”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此时朱德已经形成了“游击战术十六字诀”的基本内容，只不过还需要进一步提炼加工而已。
在湘南起义中，朱德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流动游击战术，最终形成言简意赅的十六字诀
1928年1月3日，范石生派人送来一封密信，说统战事宜被告发，望从速离开。随后又送来几万元现洋和一批枪支弹药及军需装备。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朱德召开会议，决定按照北江特委的意见，把部队拉到广东省的海陆丰地区与广州起义部队会合。部队当夜就离开犁铺头。当部队从仁化行至曲江浈江河边时，发现了国民党阻击部队。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强敌交锋，朱德与其他领导人果断决定，放弃原来的打算，先把部队带回仁化，再谋对策。
1月4日，部队进至仁化董塘，又一次召开紧急会议。会议采纳龚楚的建议，先将部队开到湘南宜章县所属的莽山洞，再谋良策。晚上，朱德召开仁化中共党组织、区农会、农民自卫军领导人会议，讨论攻打县城事宜。5日，朱德部队一部和农民自卫军、群众500多人再次攻克仁化县城，缴获一批枪支弹药，救出农友50多人，筹款2000多元。可以认为，此役是湘南起义的前奏。6日，朱德遵照上级指示，在董塘将仁化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独立第四团，留下滕铁生等8名军事人员充实该团。7日，部队来到粤北乳源县的梅花大坪杨家寨，在这里，朱德、陈毅、王尔琢和龚楚、胡少海、杨子达等人开会决定，立即举行湘南起义。
1月12日，朱德部队智取宜章，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当时控制广东的李济深密令曾经发动马日事变，大量屠杀工农群众的独立第三师师长许克祥前去进剿。许克祥认为，以他6个团的兵力去吃掉朱德的1个团不成问题，因此立刻从广东乐昌兼程北上。
面对许克祥数倍于我的兵力，朱德坚决抛弃了南昌起义后那种死打硬拼的方法，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和宜章农民自卫军撤出宜章城，退入宜章城西南40公里的黄沙堡、圣公坛一带大山隐蔽起来，以逸待劳。许克祥找不到朱德的部队，以为朱德被吓跑了，洋洋得意，他将部队摆成一字长蛇阵，露出了明显的破绽——这是“敌进我退”。
在战斗过程中，朱德派农民自卫军在四面山丘摇旗呐喊、放铳吹号，使敌人找不到起义军的主力而疲于应付——这是“敌驻我扰”。
朱德抓住敌人孤立疲惫之师狠打猛打，一下就击垮了许克祥的两个主力团，许克祥见势不妙落荒而逃——这是“敌疲我打”。
打垮了许克祥主力后，朱德命令部队乘胜追击，不给许克祥有喘息的机会！部队不仅一举拿下许克祥的大本营坪石镇，还穷追猛打一二十里，打得许克祥只剩下七八个人逃了命——这是“敌退我追”。
坪石大捷升华了朱德的28字游击战内容，促进了“游击战术十六字诀”的形成。在此后湘南起义的两个多月中，郴县良田打虎牵羊、永兴偷袭、骜山庙伏击、二攻耒阳、三打资兴、四打桂阳、进击安仁、骚扰罐子场（冠市）等大小战斗均按坪石大捷的战法进行，屡屡奏效。
我根据这些史实判断，陈毅所说“一九二七年冬和一九二八年春初的游战”指的就是部队进入上堡后，以坪石战法为主要内容的游击战。朱德在指挥这些战斗的过程中，对原来的28字游击战方针作了进一步提炼概括，将其浓缩为寓意深刻、朗朗上口、便于应用的十六字诀，并对陈毅讲过或者征求过陈毅等人的意见，所以陈毅才会说：“根据一九二七年冬和一九二八年春初的游战经验即形成十六字诀。”
在井冈山反围剿战斗的间隙，朱德正式提出了“游击战术十六字诀”，使该战术原则得到广泛宣传
形成了十六字决的战术思想，并不等于正式提出来了。我至今没有找到能够证明朱德上井冈山之前就已经正式提出十六字诀的任何材料。不过，有多个材料可以证明，朱德上井冈山不久即正式提出了十六字诀，时间就是陈毅批复中强调的1928年5月。
1928年4月24日，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部队登上位于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会师时，朱德的部队有1.2万多人，毛泽东部队是1000余人，所以又叫朱毛会师。根据朱德的提议，两军合编后部队叫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下辖4个团。朱德任军长，是这支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官，负责具体作战指挥；毛泽东任党代表，主要负责战略运筹和政治组织建设。萧克上将曾说：“红四军在井冈山时期主要是朱德指挥战斗。”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原二十八团党代表何长工说：“特别是二占永新的胜利，表现了朱德同志非凡的指挥才能。”事实也是如此。井冈山会师之前，朱毛红军面临着湘赣敌军10个师的围剿。会师时，由于爆发了蒋桂冯阎对张作霖的战争，围剿部队大部分北调，进攻井冈山的国民党军队只剩下滇军杨如轩师。所以会师后部队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粉碎杨如轩师的进攻。朱德根据我情与敌情，集中主力于主要方向，用于打攻坚战、伏击战和歼灭战；非主力部队安排于次要方向，担任警戒、掩护、阻击、骚扰等任务。
首战杨如轩的时候，红四军确定了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的方针。由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在遂川方向迎战杨如轩的第八十一团；毛泽东率三十一团，抢占七溪岭有利地形，阻击敌七十九团；袁文才率三十二团担任对湖南方向敌军的警戒任务。在遂川方向，二十九团三营营长萧克率先出击，在黄坳同敌激战两小时，打垮了敌八十一团的先遣营。此仗胜利后，朱德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在五斗江设伏，一举消灭了敌八十一团。第三天，朱德又率领部队奔袭永新，一举占领了永新城。这次战斗，历史上称之为“一打永新”。
杨如轩不甘心失败，很快纠集了4个团的兵力，再次向井冈山进攻。红四军避其锋芒，敌进我退，然后再次声东击西，在草市坳设伏。杨如轩果然再次上当，他的七十九团走进红军的埋伏圈后，遭王尔琢指挥的二十八团痛打，1个小时就全军覆没。然后，红军乘胜前进，再次拿下永新城。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二打永新”。
就在敌人向井冈山发动第三次围剿的前夜，即1928年5月13日下午，红四军成立了前敌委员会，常委是毛泽东、朱德、龚楚。那天晚上，前委召开红四军领导干部会议，3位常委都做了专题发言。朱德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
龚楚曾回忆：“前敌委员会召集了一次扩大会议，各团、营长及党代表均出席参加。朱德发表意见。他说，我们以少数兵力，劣势装备和人数众多、装备优良的敌人作战，要采取游击战术来配合运动战。游击战术，他提出以下各点：（一）敌进我退：保存实力，待机转移攻势。（二）敌退我进：打击其士气，积小胜为大胜。（三）敌驻我扰：以疲惫敌人，造成对我有利之形势。（四）敌疲我打：应集中兵力，主动进攻，以歼灭敌人。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和阐述之后，会议便告结束。红军的战略战术，从此就奠定了基本原则。”（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1978年5月版）
毛泽东也是那次会议的主要参加者，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我们的战争是从1927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赣边界地区的红军，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4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从1928年5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有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毛泽东这段话十分明确，即1928年5月十六字诀“已经产生出来了”。
我曾费过很多时间和精力，寻找资料证明是毛泽东在1928年5月提出了“游击战术十六字诀”，可是很遗憾，一件都没有找到。看到的是一些关于毛泽东在1927年年底前后提出十六字诀的似是而非的回忆，以及不少没有时间、地点及具体内容的、人云亦云的言论。1928年3月，毛泽东曾说自己“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因此，“当时根本没有经验”（毛泽东自我评语），朱毛会师后又主要负责党的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毛泽东，在1928年5月提出“游击战术十六字诀”的可能性极小。
赵镕当时是朱德身边的人，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朱德“乃于1928年5月间，在井冈山一次讨论游击战术时，而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一完整的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当即得到毛泽东的赞扬而经常引用”。（参见《赵镕回忆录》，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赵镕这段话讲得很清楚，十六字诀是朱德在井冈山1928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提出来的，这个时间和毛泽东、陈毅、龚楚所说一模一样。他后来还针对“十六字诀”的提出者有了新的说法，特意指出：“有人认为‘十六字诀’是毛主席创造的，其实是朱德创造的……朱总司令是从来不讲他的贡献的和他的优点、长处的，无论如何也不讲。我就曾问过他，‘十六字诀’不是您提出来的吗？怎么成了毛主席提出的了？他说‘只要对革命有利，谁提的都一样’。”（参见赵于平《朱德：不可替代的总司令》，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7期）朱德作出这种既不肯定也未否定的答复，实际是认可赵镕这句肯定性的问话的。如果真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依朱德的性情肯定会批评赵镕，指出那是毛泽东的首创。
另外，军旅作家刘白羽在其所著《大海——记朱德同志》的书里（此书原名《朱德将军传》，未公开出版），以及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其所著《伟大的道路》（参见《史沫特莱文集》之《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新华出版社1985年4月出版）中，都记载朱德在井冈山提出了“游击战术十六字诀”。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引述。他俩不是当事人，是采访朱德并为朱德写传记的作家。朱德如果没有明确地告诉他们自己在井冈山提出了“游击战术十六字诀”，他们肯定不会那样去写。
以上资料对“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是由谁提出的，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提出的，都做出了明确的回答，这些回答都可以作为陈毅批复的佐证。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