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北京大学图书馆购入的“大仓文库”典籍，在日本大仓文化财团大仓集古馆以“大仓藏书”的名义保存了101年。这批书是1912年董康赴日本时将自己诵芬室部分旧藏和谭锡庆正义斋的部分典籍一并售与了大仓文化财团的创始人大仓喜八郎。这批典籍数量大、内容丰富、版本种类齐全，其中的善本典籍兼具极高的文献价值、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可能是一批今后再也难得寻见的书藏珍品。
关键词 大仓文库 大仓藏书 北京大学图书馆 董康 诵芬室
2013年12月12日中午11时50分，九辆载有58个航空大木箱的中国邮政运输车将留存在日本一个多世纪的931部、28143册典籍顺利运抵北京大学图书馆。按照2013年6月20日北京大学与大仓文化财团签订的《中国古籍善本转让合同书》相关内容约定，这批典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地库以“大仓文库”专藏的形式永久整体保存。2014年5月4日在文学苑，朱强馆长为视察北京大学的习近平总书记展示了“大仓文库”中的12部珍本。至此，北京大学图书馆历时近两年的收购日本“大仓藏书”工作告一段落。
本文将对这批典籍外流至日本的大致情况、书藏特征与价值作初步探讨。
作为一个藏书集合，首先要考量“大仓文库”形成的过程。
在对这批典籍实施收购的过程中，我们曾向大仓集古馆理事长大崎磐夫先生和事务局长澁谷文敏先生了解当初这批书入藏大仓文化财团的情况，两位先生的答复是在1923年9月1日的关东大地震中原本的大仓集古馆建筑坍塌，相关档案损毁了，幸运的是藏书的库房没有受到破坏，所以今天只知道是上个世纪初大仓文化财团的创建人大仓喜八郎先生从中国藏书家董康先生手中购买的。
董康，字授经，号诵芬室主人。江苏武进人，生于同治元年（1862）。26岁中举，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授刑部主事之职。自此，董康开始了他的法务职业生涯。初往日本是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董康由沈家本保奏为法律馆纂修兼京师法律学堂教务提调，并被派往日本调查司法，回国后任大理院推事。清帝退位后，董康曾应司法总长梁启超的邀请，担任司法编查会副会长，历任大理院院长、修订法律馆总裁、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后被聘为上海法科大学校长，民国二十四年（1935）又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抗战爆发后，民国二十六年（1937）12月，董康担任伪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司法委员会委员长，成汉奸。抗战胜利后，董康被国民党政府通缉入狱，民国三十六年（1947）死于狱中。
董康藏书始于得中进士进京为官之时，他经常流连于琉璃厂书肆搜访古籍。由于官俸低，大宗书藏和价昂之书多不敢问津，但他鉴别能力过人，极具慧眼，常从书商认为毫无价值的书堆里发现珍本秘籍。他曾以八元的价格购入清法式善手抄《宋元人小集》八十册，民国五年（1916）他再得宋本周密撰《草窗韵语》一部，这是数百年来历代藏书家未曾提及的一部秘籍，当时书界人士称之为“尤物”。董康后来将此书以二千元高价卖给了蒋汝藻，蒋如获至宝，他的书阁也因此易名为密韵楼。由此观董康聚书有两个特点：零敲碎打、随聚随散。他一生聚书不多，有钱时购入，拮据时出售，成为一种常态。
“董康的书大宗出售有两次，一次是在民国初年东渡日本时，售与日本巨富大仓氏，一次是在民国二十年（1931）售与北平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现藏有董康《诵芬室藏目》一卷，手抄本，只存甲部四集，共六十三种，大部分为明清刻本，每集后题一万元，概为其卖书清单，但不知买者为何家。”
清末民初的法界精英有一部分有留日经历，并由此形成了后来北洋时期法律界的东洋派，董康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一生考察、游览、访书，往返日本共七次，后四次在他的《书舶庸谈》中已有详细的记载。前三次分别是前文提到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和“光绪三十二年（1906），初夏至岁末，游日本，卜居东京小石川，与岛田翰交，秋日同赴京都、奈良访书”，“辛亥年至1913年因革命避居京都”。董康的部分诵芬室旧藏就是他在第三次赴京都躲避辛亥革命期间售卖的，“曾以部分藏书出售给日本巨富兼古籍收藏家大仓氏以维持生计”。
马忠文先生曾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发现王国维的三封未刊信札，其中两封是写给缪荃孙的。在1912年1月9日致缪荃孙的第一封信中王国维提到，“诵芬室亦有来此之说，大约暂以售书为活”。
1912年7月15日《朝日新闻》第三版报道了日本财界巨头大仓喜八郎购入中国董康的诵芬室藏书。
我们在对这批藏书进行编目整理中特别留意董康对这批典籍收藏过的痕迹。藏书印记是藏书家曾经递藏典籍的直接证明，“大仓文库”典籍中董康的藏印有“昆陵董氏诵芬室收藏旧椠精抄书籍之印”、“董康私印”、“毗陵董康鉴藏善本”、“诵芬室藏害記”、“董康秘箧”、“董康宣统建元以后所得”等，但加盖了这些藏书印的典籍却不到三十种。经仔细察看后发现，这些典籍与鲍氏知不足斋有关的十六种书中有十一种加盖了董康藏印，其中五种可断定为鲍氏知不足斋抄本，六种是经鲍氏批校递藏之书。而加盖董康藏印的明清抄本、刻本多也是由名家抄刻之典籍，如《耕学斋诗集》十二卷为清雍正元年（1723）文瑞楼抄本，《北山小集》四十卷为清道光五年（1825）袁氏贞节堂影宋抄本，《唐书》二百卷为明嘉靖十八年（1539）闻人诠刻本，《陈忠裕全集》三十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年谱》三卷为清嘉庆八年（1803）簳山草堂刻本。这一情况印证了董康由于经济条件所限没有能力广聚宋元善本，于是他把精力集中在了对价格相对较低，且版本价值和文献价值要高于普通典籍的名家抄本和名家刻本的搜集上。可以认为这些有着董康钤印的“大仓文库”典籍都是当年诵芬室的得意收藏。
我们在整理中还发现了有的藏书虽然没有董康钤印，但有证据能证明这些典籍曾是董康诵芬室旧藏。如宋人陈与义撰明初刻本《简斋诗集》十五卷，书中钤“守山同印信”、“同山眼福”、“拙盒经眼”、“白云红叶盒藏书画之章”、“海丰张守同印”、“大仓文化财团藏书”朱印，无董康印，但在书尾衬叶上有墨题“宣统辛亥八月从授经京卿叚观。仁和吴昌绶记”并钤“仁和吴昌绶伯宛甫印”朱印。由此可知，是书在被董康收藏期间曾为吴昌绶借阅。另外，明末清初抄本《南词》四十二种四十九卷《附录》三卷，首册书首衬叶有乾隆癸卯芸楣朱笔题记，《鸣鹤余音》后有光绪丁未吴昌绶校记二则。书中钤“知圣道斋藏书”、“南昌彭氏”、“遇读者善”、“宣城李氏瞿硎石室图书印记”、“李之郇印”、“宛陵李之郇藏书印”、“伯雨”、“江城如画楼”、“伯宛校勘”、“大仓文化财团藏书”朱印，惟独不见董康藏印，但在《简斋词》、《樵歌》、《知稼翁词》等卷末有光绪戊申董康朱笔校记。又检《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国家图书馆有《南词》十三种十六卷，著录“董氏诵芬室抄本”，据此可断定是书为董康诵芬室旧藏，而国图所藏是当年董康据其所藏抄撮而成。另，宋杨万里撰、日本元禄间据宋端平刻本抄《诚斋集》一百三十三卷《目录》四卷，书中钤“岛田翰读书记”、“大仓文化财团藏书”朱印，书衣背面题“影宋足本杨诚斋集一百三十三卷岛田翰奉赠授经先生以为他日券”，书内夹存岛田翰致董康信札一通，由于这批书在大仓集古馆一直处于封闭的保存状态，因此我们确信该函即为董康生前夹于其中。此书当是董康第二次到日本时岛田翰的赠与之物，为诵芬室旧藏。
在“大仓文库”中还有一部“四库著录”典籍，明周婴纂、明崇祯十六年（1643）刻《卮林》十卷《补遗》一卷，书中钤“周雪客家藏书”、“东山外史肖岩沈氏珍藏书画”、“沈阆昆印”、“肖岩藏书之章”、“拜经楼吴氏藏书”、“曾经八千卷楼所得”、“诗家眷属酒家仙”、“大仓文化财团藏书”朱印，在卷端及每册书的首页、末页等正式钤印的位置上未发现董康的藏书章，但在第二册书的皮上却钤有长方形“董康私印”和椭圆形“课花庵”藏印各两枚，向右倾斜纵向双排列，左侧依次为“董康私印”、“课花庵”、和“董康私印”，且前两印重叠；右侧为“课花庵”。从印迹的布局形式和所在位置上看当是董康顺手随意加盖，也许董康生前就没把在藏书上加盖藏印当回事儿。
上述“大仓文库”典籍中所属董康旧藏的三种情况说明了董康只在他认为重要的藏书上加盖藏印，而很多没有留有董康印记的典籍应该也是诵芬室旧藏。但有一点应该明确，就是“大仓文库”中的典籍并不都是经董康递藏过的。
在整理“大仓文库”过程中，有两个人的印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即谭锡庆和钱桂森，他们对捋清董康所售这批典籍的部分来源有一定的帮助。
如果按洪亮吉在《江北史话》中对五大类型藏书家的标准划分，谭锡庆是属于典型的掠贩式藏书家，他聚书的目的就是卖。
谭锡庆，字笃生，河北冀县人。《琉璃厂小志》记：“正义斋，主人谭锡庆，……于光绪二十五年开放（先于光绪十六年在文昌会馆经营数年）后设肆于东路南，所藏多古本精抄家训之书。惟其作为往往以鱼目混珠，略有失神，必受欺骗，盖仿旧抄本为其特长也。并藏有《长安获古编》、《历代人物年谱》等板，经营二十余年歇。后为孔群书社。”
马忠文认为董康在日售书是和谭锡庆联手经营。1912年11月王国维在给缪荃孙的第二封信写道：“授经北方行未归，闻以重价购得《永乐大典》十余册，又购他书，共数千元，而老谭之款尚无著，渠自谓赔了夫人又折兵者，语或然欤？”“老谭”即谭锡庆。《王国维全集·书信》收录了这年9月王国维曾致缪荃孙的一封信，“谭笃生忽患霍乱去世，授公与之尚有交涉未了，拟于二十后赴北京一行，一月有半返回。”将两封信的内容联系起来看，董康在谭锡庆去世后回京的目的是处理拖欠谭锡庆的钱款问题。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推断，董康所欠谭锡庆的钱，是谭锡庆生前将正义斋的部分典籍交由董康同诵芬室部分旧藏一并出售给了大仓喜八郎，而所得书款在其去世前未能收的款项。
在“大仓文库”中有37种书有谭锡庆的四种钤印，“谭锡庆学看宋板书籍印”、“谭锡庆学看元本书籍印”、“畿辅谭氏藏书印”和“笃生经眼”。尤其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其中的17种四库进呈本，这些典籍中没有任何董康收藏过的痕迹。而在另外一种谭锡庆未经收藏的四库进呈本《桂隐诗集》四卷《文集》四卷《附录》一卷中则钤有“毗陵董康鉴藏善本”朱印。清末民初，私人藏书家对四库进呈之书的搜集趋之若鹜，这些曾为宫廷收藏的典籍因其极高的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在当时售价颇高。根据董康的聚书特点，他在如此重要的藏品上不可能不留下诸如藏印、题跋之类的递藏痕迹，而从其一生的经济状况看他似乎也根本没有能力购入这么大数量的四库进呈本。因此“大仓文库”中凡有谭锡庆收藏印的四库进呈典籍应该是他生前委托董康出售的。
在谭锡庆收藏过的17种四库进呈本中，11种书内同时又分别钤有“犀盒藏本”、“教经堂钱氏章”、“钱犀盒珍藏印”、“钱氏犀庵收藏”、“海陵钱犀盒校藏书籍”等朱印，均是钱桂森的收藏章。钱桂森是“大仓文库”中四库进呈本流入谭锡庆手中，而后又被董康售卖东瀛的源头人物。
钱桂森，字犀庵，江苏泰州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累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曾授业徐世昌。钱桂森生平藏书极富，藏书室名“教经堂”，其书大半得之翰林院，多四库进呈本。赵万里先生在《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中讲：“《四库全书》完成后，库本所据之底本，并为发还范氏，仍旧藏在翰林院里，日久为翰林学士拿回家去，为数不少，前有法梧门，后有钱犀庵，都是不告而取的健者。”钱桂森从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及第直到咸丰七年（1857）才补授山西道监察御史，这七年间他一直担任翰林院编修之职，可以非常方便地接触到翰林院收藏的典籍。此时《四库全书》早已编纂完成，对未经退还的进呈本（有一部分同是四库底本）的管理远不及乾隆时期严格，加之此前的法式善等人已开了“不告而取”的先河，翰林院官员将典籍采用随身夹带出宫的现象屡见不鲜。在这样一种环境下，钱桂森有充足的时间和机会将四库进呈本私自携带出翰林院据为己有。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去世后，这些典籍才流入社会。可以肯定，“大仓文库”中凡加盖了钱氏藏印的四库进呈本都是谭锡庆收购的钱桂森生前从宫中盗出的“教经堂”旧藏。
在“大仓文库”中有一部宫廷旧藏的来源尚待考证，即二十四函一百四十七册一百四十四卷，一部完整的《大清世祖章皇帝寅錄》，其余的中国古籍都应该是董康当年出售给大仓的。根据上述分析，“大仓藏书”中的大部分是诵芬室旧藏，也有一部分是谭锡庆正义斋的藏书，而和刻本的大多数典籍则是大仓集古馆自行补充的收藏。另有朝鲜刻本《增删濂洛风雅》五卷，已改为四眼线装，显然是日本人所为，故亦不属董康旧藏。
这批典籍从民国六年（1917）集古馆落成后就一直保存在库房中，世称“大仓藏书”。大仓文化财团大仓集古馆也因此成为日本收藏中国典籍数量较多的机构。
“大仓文库”共有93l部、28143册，其中古籍906部、28020册，包括中国古籍715部、25432册，和刻本190部、2576册，朝鲜本1部、2册，这一数量足以撑起一个中型图书馆的古文献特藏规模。若把这些典籍按四库分类，则经、史、子、集四部皆备，经部94部、史部193部、子部158部、集部412部，又有丛书27部，碑帖22部。其中集部典籍数量最大，这是中国传统私家书藏普遍结构特征的反映。如果以版本归类，其数量分布为刻本612部、活字本62部、抄稿本116部、铅印石印本等86部、钤印本5部、摹刻拓本3部、碑拓22部，覆盖了典籍的各种版本类别。数量大、内容丰富、版本种类齐全是“大仓文库”的总体特征。
“大仓文库”所属715部中国古籍的精华部分当为宋元明刻本、活字本、抄稿本和四库进呈本，下面对其价值举例论述。
“大仓文库”有中国古籍刻本479部，其中宋刻递修本4部、元刻本9部、明刻本155部、清乾隆前刻本153部，清嘉庆至宣统刻本151部，民国刻本7部。刻本的善本比例达67%。在这部分典籍中以宋刻递修本、元刻本和明刻本价值最高。
宋刻递修本因其每次补刻特征明显，因此对历代递修之源流研究十分重要，堪称宋刻递修之范本。
《宋书》一百卷、《魏害》一百十四卷，属“眉山七史”系列中的两部。南宋绍兴年间，四川转运使史景度在眉山刊行南北朝史七种，书板历经元明清不断修补印刷，清嘉庆年间毁于江宁藩库火灾。此两书最晚递修至明嘉靖十年（1531），为现存同类书中刷印较早的印本，也是保存宋刻特征最丰富的宋刻递修典籍。
宋宝佑五年（1257）刻元明递修本《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不但存有大量的宋代原刻版叶，又经毛晋、方功惠、陈希祖、张之洞等多位名家私藏，且尤以方功惠对其珍爱有加，为防虫蛀，用万年红纸作衬将书重装。足见此书价值之珍贵。
九部元刻本中虽有八部为后世略经修补的印本，但亦属书品极佳的精刻精印本。其中的《春秋属辞》十五卷为元至正二十年（1360）至二十五年（1365）海宁商山义塾刻本，该书字皆赵体，刻功甚精，用皮纸精印，清代通志堂本即据此翻刻。目前存世者仅寥寥数部，且多为明弘治六年（1493）高忠重修本，此本字体清晰、版式整齐，印制当在修版之前。
如果我们因为13种宋元刻本中多数是后世递修补印之书而多少有些遗憾，那么155部明刻本的入藏则足能使我们的心境得到平复。由于这批明刻本中绝大多数是嘉靖以前的刻本，是明刻本中的精品，加之一次入藏数量较大，且不乏海内外孤本，所以得到古籍鉴定专家的一致认同。
如明弘治三年（1490）冯忠刻本《诗话》十卷为北平黄叔琳养素堂旧物，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此之前仅上海图书馆藏残本一至七卷。又，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王准石谷书院刻《唐十子诗》十种十四卷，天一阁原藏残本一部，存常建、郎士元、严维、刘义四家，“大仓文库”书则十家俱全，为孤本。再如明刻本《东坡先生往还尺牍》二十卷，现知此书是最早的苏轼书信选集，在此之前仅知上海图书馆藏元刻孤本一部，经与此本比对，始知上图所藏实为仅存九卷半的残本，此本即为现存最早的一部全本，孤本。
即便是在普通刻本典籍中，也有难得寻觅的珍稀版本，如清道光十年（1830）钱唐瞿氏清吟阁刻本《阳春白雪》八卷《外集》一卷。此书首先是出自名家刊刻，清吟阁曾因刻印宋周密的《绝妙好词》和清朱彝尊的《词综》而闻名清代书界；另外书中有大量朱笔校及改刊印样，是珍贵的古籍校勘修版实物；再者该书曾经清末著名藏书家杨继振和李希圣递藏，并钤杨氏著名的251字长文藏印。
“大仓文库”的中国典籍中有活字本59部，其中明木活字本一部、铜活字本14部，清木活字本43部、铜活字本一部。这些活字本中以明铜活字本最为珍贵。首先，明代铜活字本流存至今者已是凤毛麟角，盖因明代法律规定除宫廷、寺院之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铸铜字排印书籍，所以存世至今的民间铸印铜活字典籍的文物价值极高，另外，当初以铜活字排印的典籍所依底本多为宋版书，今若宋版散佚，明铜活字本就成了最早的版本，于校勘至关重要，所以又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因此其版本的珍贵程度也就成了下宋一等珍本典籍。北京大学图书馆能一次入藏如此数量的明铜活字本是绝无仅有的。
在14部明铜活字中11部是《唐人诗集》本零种。其中有《沈俭期集》四卷，唐人沈俭期诗文集于《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十卷本，《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亦为十卷本，而《郡斋读书志》和《文献通考》则著录五卷本。今该书宋本的十卷本、五卷本均佚，现存最早的版本当为明正德十三年（1518）王廷相所刻《唐沈俭期诗文集》七卷和唐铜活字本《唐人诗集》四卷本，即此本。之后又有嘉靖十九年（1540）刻《唐百家事》本《沈云卿集》二卷，明嘉靖黄氏刻《十二家唐诗》本《沈俭期集》二卷，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霏余轩刻《前唐十二家诗》本《沈俭期集》二卷，以及明刻《唐五十家集》本《沈云卿》二卷。就存世的沈俭期集的版本看，此铜活字本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另14部铜活字《唐人诗集》本零种的版本情况和《沈俭期集》的情况类似，均是同种书中最早的，或最早之一的版本。
明弘治年间无锡有华燧、安国两家铸铜活字印书，很是出名。华燧的侄子华坚更以兰雪堂名号排印了一批为藏书家竟相争藏的精品铜活字版典籍，“大仓藏书”就中有一部铸字排印的《锦绣万花谷》，被日本列为“重要美术品”。在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大仓文库”中，华氏、安氏的铜活字本各有一部。
《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目录》二卷，明正德八年（1513）兰雪堂金属活字本。《白氏长庆集》是元稹为白居易编纂的最早的五十卷本诗文集，当初因唐穆宗已去世，唐敬宗继位，准备第二年改宝历元年，为纪念长庆的最后一年，元稹便以此年号命名该集。之后白居易又在此基础上不断修订，最终成七十五卷，并抄录五部，分藏于庐山东林寺藏经院、苏州南禅寺、东都胜善寺、侄子龟郎家、外孙谈阁童家。虽然这五部书后来都毁于唐末五代战乱，但白居易的这部诗文集的内容通过辗转传抄，除四卷在宋代亡佚外，其他七十一卷都保留了下来，成为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文人自编集之一。这部铜活字本的《白氏长庆集》是现存白氏诗文集中最早的明代版本。明代中期的金属活字印本极其少见，保存完整更为不易，此本之外尚知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六十九卷，《后集》八十一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九十四卷，明锡山安国金属活字印本。此书缺《外集》六十六卷。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国内藏有是书的仅四家，且均为残本。其中南京图书馆藏三百二十四卷，《前集》、《后集》和《外集》全；天一阁藏二百十四卷，《续集》全；上海图书馆藏九十六卷，五集均有残；国家图书馆藏九十六卷，五集亦均为残。此四部典籍所存卷帙各有不同，四书相配，仅缺《别集》卷七至十二，而“大仓文库”书之《别集》是完整的，因此五书相配可合为完璧，或“大仓文库”书与南京图书馆所藏《外集》相配亦能成一部完整的《古今合璧事类备要》。
清木活字本43部典籍的大部分是清乾隆时期的武英殿聚珍版，这类典籍虽于国内大型图书馆中多有所藏，然若要配齐一套是非常困难的，此次入藏的武英殿聚珍本典籍有他馆所不藏者，从古文献资源共享的角度讲，这为国内公藏单位协作共享一套完整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向前推进了一步。
“大仓文库”中国典籍中的另一大特色是111部抄稿本，其中多名家抄校、递藏之书，孤本、全本叠现，抄写精良，装帧规整，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大仓文库”中精品典籍的一部分。
若论名家抄校本，这批书中当首属九部鲍氏知不足斋抄校的典籍。知不足斋为清中期江南著名藏书楼，且以抄书校书享誉书界。第一代主人鲍廷博（1728-1814），不求仕进，喜购藏秘籍，常与江浙著名藏书家互相借钞，广录先人后哲所遗手稿。所抄书籍流传至今有名可稽的达一百四十余种。子鲍士恭、孙鲍正言、重孙鲍寅世守家风，亦抄校不缀。乾隆间开《四库全书》馆，诏求天下遗书，鲍士恭进献626种，居私家进书之首。此次入藏明确为鲍氏知不足斋抄本的有：《溪堂集》十卷、《谢幼盘文集》十卷、《毅斋诗集别录》一卷、《耕闲集》一卷、《古梅吟稿》六卷、《燕石集》十卷、《侨吴集》十二卷《附录》一卷、《友石山人遗稿》一卷《附录》一卷、《赠朝列大夫云松巢朱先生诗集》三卷。其中可断定为鲍廷博手抄者为《燕石集》《侨吴集》和《友石山人遗稿》三部，其他书中亦有鲍廷博批校手迹。
另一部可与鲍氏知不足斋并称为名家抄校本的典籍则是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抱经堂写校本《唐律疏议》三十卷《图》二册。抱经堂为清乾隆年间大校勘学家卢文弨（1717—1796）的藏书室，卢一生校勘古籍二百多种，并将其中十余种镂板刊印，汇成《抱经堂丛书》。此书即为卢文弨晚年的抄写校过本。
在111部抄稿本中，有一部大型类书，明代蓝丝栏写本《文苑英华》一千卷，全书21函101册。是书煌煌巨帙，绵延宋本一线之传，首尾完整，字体拙朴，属典型的明抄本风格，极具文物价值，深得专家称道。
观“大仓文库”中国典籍，如果我们把着眼点放在书藏的递藏关系上，就会有一批曾为清官旧藏的珍本典籍特别引人注目。这批典籍26部，从版本类别上包括了刻本和抄本（含写本）。由于26部典籍已按版本类别归类，故此数量不应在479部上重复累计。其中22部为四库进呈本。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为编纂《四库全书》而广征天下遗书，此后各省督抚、盐政购进、借抄遗书和私家进呈原书总计一万三千余种，这些进呈本全部收藏于翰林院，每种书首叶钤“翰林院印”或“翰林院典簿厅关防”满汉文印，首册书衣钤乾隆某年某月某督抚某送到某家藏某书壹部计书若干本戳记，这些书称“四库进呈本”或“四库采进本”。《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未经发还的进呈本一直存于翰林院，庚子之变时惨遭兵燹损失殆尽，目前存世仅近九百部，其中是四库底本的有三百多部。在“大仓文库”所藏钤有满汉文“翰林院印”的二十四部典籍，除有两部存疑外，其他二十二部部确为四库进呈本，这之中“四库著录”十二部，“四库存目”七部，“四库未著录”三部；在十二部“四库著录”本中又有三部四库底本，其中就有已近失传而重现人间的孤本。如四库进呈本、四库著录本、四库底本的《字溪集》十一卷《附录》一卷，是书为宋淳佑年间官至朝奉大夫的阳枋所撰，约明末清初散佚，世无传本，此为馆臣在编《四库全书》之初从《永乐大典》中辑佚的誊清稿本，透过四库馆臣在上面的删改痕迹，可比对该书与阁本之差异，亦可窥见《永乐大典》之原貌，以及四库馆臣校勘之得失和四库馆的誊写之正误。此本即成为《字溪集》现存最早的版本，孤本。
清宫旧藏中的另外两部珍本，其一就是文津阁四库全书本，一百二十卷、四十二册的《南巡盛典》。此书各册首叶钤“文津阁宝”朱印，末叶钤“避署山庄”朱印。书中钤“所宝惟贤”、“大仓文化财团藏书”朱印。乾隆三十六年（1771）高晋等纂辑《南巡盛典》一百二十卷，记乾隆四次南巡事。乾隆四十九年（1784）阿桂等重加纂辑，增记乾隆第五六次南巡之典，书一百卷，首二卷，遂将已收入《四库全书》高晋的一百二十卷本抽出，替换为阿桂的一百卷本。此即文津阁《四库全书》抽出之本。而《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一百四十四卷则是宫中旧藏大红绫本。卷五至十六抄补，书衣用祥云紫绫。清代各朝实录共缮写正本四部、副本一部。正本有大红绫本两部，用于存档，一部藏皇史成，一部藏盛京崇谟阁；小红绫本两部，供皇帝查阅，一部贮于乾清官，一部贮于内阁实录库。而作为副本的小黄绫本，是以备随时查阅的，也存在内阁实录库。一九八三年中华书局影印《清实录》时，《世祖章皇帝实录》就是以藏在当时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小红绫本为底本。此为正本中的大红绫本。此两部珍本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通过上述分析论述，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首先，“大仓文库”典籍珍善之本众多。根据统计，“大仓文库”善本总数为491部，约占其所含中国古籍总量的69%，且孤本、全本众多，其部分刻本、抄本、名家批校题跋本、活字本、四库进呈本，刊刻精良，抄录批校精朗细密，品相舒展完好，多名家递藏。这批典籍不仅具有较高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并且因其所承载的历史印记而具有一种特殊的和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进而也具备了极高的文物价值。所以“大仓文库”可能是一批今后再也难得寻见的书藏珍品。
其次，“大仓文库”的人藏有助于从数量和品种上补充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文献所缺。经初步查询比对，“大仓文库”典籍中的51.2%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所未藏，从而提高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为教学与科研服务的古文献保障力度。另外，“大仓文库”的购藏不仅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自1939年李氏书入藏之后，第一次成批地整体购入逾万册的善本典籍，也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收藏机构首次最大规模地回购留存在海外的我们自己的典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