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是以文字的发展历史进程为线索，试着挖掘传统刻手在文字不同时期中身份地位的变化及其带来的影响。首先，在文字不同发展时期，刻手扮演者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职能;其次，刻手与写手的联系也使传统墨迹与碑刻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另外，晚明文人篆刻的兴起不是一次偶然性的，它使得刻手与写手有了相同的自我审美追求的机会。而晚明时期作为一次刻手系统的华丽转身的契机，此次契机所引起墨迹书法与碑刻书法的重新定义与审视、判别，对清代碑学体系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关键词：刻手;职能;篆刻
一、刻手系统的传统职能体现
（一）刻手系统的初级阶段：先秦时期
甲骨文作为中国文字系统中最早的一种形式，当时甲骨文时期文字的主要功能用于祭祀，神圣性突出。所以对于刻录甲骨文的人来说，在当时的社会地位绝不是简单的群体，他与甲骨文一起是伴随神秘仪式而存在的。
金文时期，铸刻群体仍然延续了甲骨文时期刻录人群体的传统，只不过身份地位已经由神圣的宗教人物转变成专门为贵族服务的群体而已。
（二）刻手系统的中级阶段：秦汉时期
秦代延续前期刻手群体的特殊性，使其利用自身专有的技巧发挥不同的社会职能。在他们技艺传承方面呈现家族性。
汉碑的碑文书写者绝大多数由有名之士书写，如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中提到蔡邕作文九十多篇，而碑刻铭文数量占了一半。在南朝·范晔《后汉书·蔡邕传》中记载：“熹平四年，蔡邕与诸大臣奏求正定六经文字，获汉灵帝准许，书丹于碑，使工匠镌刻并立于太学门外”。 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
（三）刻手系统的成熟阶段：隋唐时期
唐代碑刻类别主要以墓碑和记功碑为主，如清·叶昌炽《语石》卷六中提道：“案唐人尚豪奢，重富贵，往往形诺言语文字，不以为非，其风俗使然也。比志仍为夸饰”。 太宗皇帝始，把撰写碑文上升到政治任务的级别，如吕向应皇诏入翰林院侍奉太子与诸王公文章书法的同时也参与书刻碑文工作，在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吕向传》提道：“帝（玄宗）自为文，勒石西岳，诏（吕）向为镌勒使”。 这在当时的诗歌中也有记载，如清·彭定求《全唐诗》卷174中徐安贞《送吕向补阙西岳勒碑》提道：“圣作西山颂，君其出使年。勒碑具日月，驱传按云烟”。由此，碑文多铭功纪德，借盛世繁荣的政治格局进行创作。这不仅是对碑文书写者的极大挑战和多样选择，同时相较秦汉而言，唐代刻手的技艺要求无疑是超越前代的。
二、晚明为传统刻手提供了契机
刻手系统发展至晚明，則出现了碑刻文化历史中的一次契机。
在晚明时期，文人群体开始主动与刻手寻求一种新的美的认识，他们将自己的审美关注力转移到印章中，试图重新审视石刻所带来的精神愉悦感。由此刻手的传统刻碑职能发生改变，他们开始在印章中以自己传统刀艺与文人墨迹艺术融合，以自我审美趣味进行勒石创作，使其更加高雅，甚至带有一种文人贵族的气质。另外，文人群体也给予刻手为自己正名的机会，两种不同的圈子相互合作通过刊发个人印谱的手段证明自己的存在，双方相互为自己打广告，主动提升自己的社会认可度，由此刻手从一个普通工匠成功逆袭为高级阶层的地位，有了自我审美追求的机会，同时传统刻手职能也分离成刻碑与篆刻两种创造美的手段持续为文字界提供更大的价值。
三、刻手身份在晚明的转变带来的影响
刻手身份在晚明成功逆袭后，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对书法的影响。
首先，刻手的传统职能转向篆刻，因而许多人对印石的寻求过程中会激活另外一种艺术承载体系，即古印章。另外，秦汉时期的碑刻对文字组合安排的奇特和点画的朴拙美感启发了文人群体对汉字组合及其传统墨迹书法线条质感进行改造。当时的文人群体把这种审美趣味称为“奇”，这是合理的。不仅如此，古文字尤其是秦汉以前的文字使文人群体对篆隶体系的兴趣更是大增，出现了后来如邓石如、赵之谦、吴昌硕等一批篆隶大家。
总的来说，刻手身份在晚明的转变在书法创作中既是对“奇”的一次完美再现，同时碑刻天然的痕迹也深入墨迹书法和国画创作中使得原有对墨迹书法技法表现丰富的基础上加入“厚”“奇”的元素并且还发掘出不同墨色表现碑刻苍茫朴拙的韵味，这都极大地丰富了书画艺术的审美追求和审美创造的可能性，以至于在清代燃起兴尚碑刻书法和金石系统的潮流而影响到现在。
四、结语
本文主要是通过梳理传统刻手系统在文字发展历史中的职能延续和身份演变突出刻手的重要性，这对深入了解书法中碑刻部分有很好的帮助。另外，把晚明时期作为一次刻手系统的华丽转身的契机，此次契机所引起墨迹书法与碑刻书法的重新定义与审视、判别，对清代碑学体系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如此，从历史的延续性特点出发，以整体性的角度重新分析刻手与晚明篆刻以及清代碑学之间的渊源关系以及相互之间的影响，这为我们以后对墨迹书法、碑刻书法及碑学的认识和了解提供了系统而明确的学习思路。
参考文献：
[1][宋]王应麟.困学纪闻[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4月版.
[2][南朝]范晔.后汉书·蔡邕传[M].中华书局，2012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