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末清初，政权交替，战火纷飞，然其名妓人数之多，名妓文化之繁荣昌盛，却为前代所难以企及。晚明这一历史时期何以能孕育出众多名妓，并形成一种短期的社会文化现象，通过分析孔尚任戏曲名作《桃花扇》中以李香君为首、各具风情特色的妓女形象，可得其兴盛原因。
【关键词】《桃花扇》；晚明名妓；李香君；李贞丽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1-0012-03
妓女题材一直是文人骚客热衷的题材。妓女生活对于主流大众文化圈而言，具有神秘性与可写性。而妓女的身份与社会地位又有一种潜在的写作宽容性，使作者在构造作品内容时，能够跳脱出当下社会世俗的桎梏，借由妓女的形象，自由表达自己独特的思想。
晚明商品经济发达，城市的興起与市民文化的繁荣，都为青楼产业文化打下良好的社会基础。在经济水平较高、资本主义滋长旺盛的江南地区，更是出现了以“秦淮八艳”为代表的一批才貌双绝的文化名妓群体，而《桃花扇》中李香君、卞玉京、寇白门均名列其中。
清人孔尚任的《桃花扇》，是一部典型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剧作。作者以写实的手法记叙了南明政权从建立到颠覆的全过程，以及在天下兴亡、无以为国的社会大背景之下，有识之士侯方域与青楼女子李香君的悲欢离合。除了女主人公李香君外，孔尚任还塑造了李贞丽、卞玉京等一批性情各异、鲜活生动的妓女形象。这些配角的存在，一方面衬托了主角，丰富了故事情节；另一方面，她们自身与众不同的性格特点，透露出处于社会底层女子的生活状况与思想境界，晚明名妓文化的繁荣条件，由此可见一斑。
一、内因：自身的容貌、性情与艺术修养
《桃花扇》中李贞丽夸赞香君：“养成一个假女，温柔纤小，才陪玳瑁之筵；宛转娇羞，未入芙蓉之帐。”而李贞丽本人也是自称“铅华未谢，风韵犹存。”（第二出，《传歌》）。余怀于《板桥杂记》中有相关记载：“李香，身躯短小，肤理玉色，慧俊宛转，调笑无双。”由此观之，想要成为名妓，外貌首先要足够吸引人，不要求达到“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程度，至少也要是“清水出芙蓉”般秀丽可人，才能在浓妆淡抹、争奇斗艳的旧院与珠市中占得一席之地。
空有外表还远远不够，才华和文艺造诣也是必不可少的。杨龙友见香君问道：“我看香君国色第一，只不知技艺若何？”（第二出，《传歌》）。自古名妓总有一技之长，或吟诗作对、博弈双陆，或吹拉弹唱、插科打诨，也不乏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者。柳素平的《晚明名妓文化研究》中，将晚明色艺超群的名妓来源分为四类，即世袭官妓的女儿、罪犯之妻女、因种种原因流落青楼的名门闺秀，以及良家美女因家贫落入妓籍。后三者皆因家道中落等外在原因不得已入了教坊，她们早年大都接受过礼乐教育，有的甚至出身书香门第，有良好的文学底蕴。而李香君、李贞丽等人则属第一类，她们自小生长于旧院之中，才艺来自于青楼系统化的培训，“或亲母调教，或延请名师。” 根据《板桥杂记》下卷轶事篇所记载，“香年十三，亦侠而慧，从吴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梦》皆能妙其音节，尤工琵琶。”这里的周如松即昆曲名家苏昆生。
值得补充的是，名妓的才艺是一把双刃剑。名妓因为才艺卓绝过人，最终从普通妓女行列中走出来，位列乐籍众人上游，比起出卖身体，名妓可以靠才艺为生，能更为迅速便捷地获得文人宦客的爱怜，或是附庸风雅的富商们的青睐。才艺对于名妓而言，是她们自身拥有的一笔无形财富。但是傅瑾在《什么时候才能容忍妓女横行》中却以谢天香为例，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她（谢天香）固然是有才能，也有姿色，然而恰恰由于她的‘色艺双全’，也就根本没有机会脱籍做一个良民。谢天香的抱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从一位出色的妓女眼睛里看世界的独特视野，正是由于人们将艺术表演看成是供人享乐的下等人技能，女性在表演艺术方面的才华，甚至成为她们留在贱民行列里的重大理由。” 才华使得名妓得“名”，却也使得名妓更加难以摆脱“妓”的身份。
《桃花扇》中除了代替香君从良、嫁入田府的李贞丽以外，仍然留在旧院的李香君、卞玉京、寇白门、郑妥娘，连同丁继之等清客们都因其名气而落得进宫当差唱曲、以供腐朽的南明朝廷享乐的下场，这里便充分彰显出名妓才艺的“双刃剑”效果。
再者，除了才貌双全外，名妓之所以“名”，绝不可泯然众人，还必须要具备与众不同的个性，或温顺婉约，或豪放不拘，或清高自好，或佻达冶艳。
李香君的却奁、骂筵以及誓死守楼，都彰显出她爱憎分明、外柔内刚的性格特点。在“普遍不知亡国恨”的妓女群体中，香君有“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干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的民族大义。她当众骂马士英与阮大铖，“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生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第二十四出，《骂筵》）。语言激烈尖锐，完全不像出自一体态纤小柔弱的女子之口，可见她关心国事，具有巾帼不让须眉的民族气节。
同行为妓，对比香君，李贞丽对待恶势力仍然较为软弱，在《守楼》一出中，两人形象特点产生了冲突，香君以头撞地，血溅诗扇，宁死不改嫁田仰，此时贞丽的确心疼她，希望能顺从女儿意志，却又没本事敌过马、阮两家势力，听了杨龙友一番话，反觉有理，竟劝慰香君：“傻丫头，嫁到田府，少不得你的吃穿哩。”（第二十二出，《守楼》）。而郑妥娘、寇白门与香君的对比就更鲜明，在金陵全城大逃难中，二人最后决定仍留在旧院，从事旧营生。面对杨文骢的质疑“此等时候，还想接客？” 她们则从容应答：“老爷不晓得，兵马营里才好挣钱哩。”令人不得不感慨“这笙歌另卖，这笙歌另卖，隋宫柳衰，吴宫花败。”（第三十六出，《逃难》）。即便是名妓，也仍旧摆脱不了社会最底层的贱民地位，为了生存，改朝换代也不能停下工作。此处并非贬低郑、寇而抬高香君，香君的刚烈性情在一众名妓中实属难得，让她脱颖而出；李贞丽、郑妥娘与寇白门之流，虽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然而她们的容貌才艺与身不由己的命运相对照，也着实令人叹惋可惜。
二、外因：社会关系与社会环境的影响
妓女的交友圈与良家女子相比，较为复杂，但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即同行、客、市民。同行指的是一同在青楼工作的人，包括老鸨、婢女、杂役，以及其他妓女姐妹等。值得一提的是，晚明名妓中的鸨母与妓女的关系，相对于前代有所缓和，一方面有些妓女本就是鸨母所生；另一方面，许多妓女自小在旧院长大，被鸨母收为假女。《板桥杂记》有云：“曲中女郎，多亲生之，母故怜惜倍至。遇有佳客，任其留连，不计钱钞，其伧父大贾，拒绝弗与通，亦不怒也。从良落籍，属于祠部。亲母则所费不多，假母则勒索高价，谚所谓‘娘儿爱俏，鸨儿爱钞’者，盖为假母言之耳。”
亲生母亲对于自己的女儿是非常怜惜的，允许她们自由选择客人，然假母是否贪财，是否善良，则要视人而定。李贞丽为香君之假母，虽非亲生，却对她疼爱有加，视若己出，设身处地为她的前途着想，甚至“只因孩儿香君，年及破瓜，梳拢无人，日夜放心不下。”便托杨龙友为其寻良人，才有了后来侯、李二人的缘定桃花扇。
护犊情深这一点，在《守楼》一出中体现得尤为鲜明，目睹香君的决绝举止，李贞丽既担心不嫁田府母女二人性命不保，又不舍孩儿香君为守节丧命，只得同意了杨龙友“李代桃僵”的权宜之策，母代女嫁，给马士英的爪牙田仰做妾。“萧郎从此路人窥，侯门再出岂容易”，当李贞丽准备上轿时，她仍然放不下头破血流、昏迷不醒的香君，不忘提醒杨龙友“今晚且宿院中，照管孩儿。”（第二十二出，《守楼》）。
名妓的养成与名士一样，都是需要机遇的，而鸨母正是她们生命中第一个伯乐。正因为晚明很多青楼鸨母对妓女的管制相对前代温柔，妓女们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与选择权，形成了一个发展自我的宽松环境。
所谓独学而无友，自古以来学习技艺最忌讳闭门造车，晚明名妓文化十分注重同行之间的切磋和较量，在青楼名妓浓郁的度曲氛围中，“曲会”逐步发展起来，其中又以苏州举办的“虎丘曲会”最为有名。《访翠》一出中，侯方域面对大好春光，春情难按，信步游至旧院，访李家母女未果，被告知二人去了卞玉京處做盒子会了。这里的盒子会正是“曲会”的一种形式，对此，工于评弹的民间艺人柳敬亭解释道：“……这院中名妓，结为手帕姊妹，就像香火兄弟一般，每遇时节，便做盛会……赴会之日，各携一副盒儿，都是鲜物异品，有海错、江瑶、玉液浆……大家比较技艺，拨琴阮笙箫嘹亮。”“最怕的是子弟混闹。深深锁住楼门，只许楼下鉴赏。”
这样的盛会不仅毫无风尘庸俗之气，反而十分文雅，并且规定了不许子弟入会。名妓们的定时集会，也使得各自的才能得到了提高，促进了晚明名妓文化的发展。
《桃花扇》第二出《传歌》中有苏昆生教香君习《牡丹亭》中《皂罗袍》《好姐姐》选段的场景，细细指点其板眼，传授何处为务头，应如何发声。这种教学形式也属于“曲会”的一种，“一般规模不大，重在传授度曲伎艺而较少竞技色彩”，称为“私契”。
在名妓的交友圈中，对她们产生最大影响的是“客”群体。青楼的客源广泛，其中士人群体最引人注目。“江南文人士大夫集团和妓女的亲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江南妓女的才艺倾向和素质构成。”晚明时期，妓与士的关系空前亲密，这是名妓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条件。据余怀记载：“旧院人称曲中，前门对武定桥，后门在钞库街。妓家鳞次，比屋而居。”“旧院与贡院遥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李香君等人所活动的旧院，与侯方域等复社子弟们应试所在之贡院，仅隔一河，这从地理环境上为士子与青楼女子的会晤提供了便利条件。
明末清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文化领域的控制力下降，涌现出一大批反“正统”、批判程朱理学的思想家，如李贽、黄宗羲、王阳明等人，他们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主张重视民生，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与此同时，王阳明所提倡的“心学”也广为流传，影响了许多文人士子的价值观，在压抑的大环境中，追求“本心”无疑给许多人指明了一条出路。许多名妓不仅饱读诗书，关心时政，而且，比闺阁女子更多了几分江湖豪侠气度，能更好地理解这些名士空有抱负却不得志的苦闷内心，他们不再以与青楼女子交好为耻，也不再只把妓女当做是玩闹的对象，反将她们当成倾诉衷肠的红颜知己。
名士与名妓以文艺为媒介，彼此结交，把酒赋诗，弹琴听曲，相得益彰。虽然晚明妓女社会地位依旧低微，但士人对待她们的态度却有了明显变化，在和士人的交往过程中，妓女的思想也不再局限于旧院这一方小天地，她们深受士人们爱国情怀与民族气节的感染，接受了最新的社会思想熏陶。一言以蔽之，唱着《后庭花》的传统妓女们，在晚明社会关系中摒弃了多年的狭隘思想，提升了自我境界。
不同的社会环境对青楼文化与名妓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从晚明青楼分布情况来看，南方远超北方，而名妓更是集中在金陵、扬州等水乡地区。优越的水利运输条件、肥沃的土地、温润潮湿的气候等特点，使得该地方十分富饶。清军入关以后，明朝宗室及文武大臣逃至南方建立南明小朝廷，一批有着家国情怀的文人士子也集聚于此，江南一带成了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
在改朝换代的腥风血雨中，名妓与名士一样，有香君这般宁死不屈的，也有卞玉京这般归隐山林的。《桃花扇》中卞玉京为了躲避朝廷的搜拿，不得已“断了尘心……别过姐妹，换上道妆，飘然出院”，最后在栖霞山做了个葆真庵主。晚明儒释道各家思想纷呈，由于社会环境中存在的不安定因素，许多读书人放弃了儒学，转而对于禅学、道学所提倡的出世、豁达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卞赛，一曰赛赛，后为女道士，自称玉京道人。知书，工小楷，善画兰、鼓琴，喜作风枝袅娜……见客，初不甚酬对；若遇佳宾，则谐谑间作，谈辞如云，一座倾倒……”卞玉京之流能位列秦淮八艳，一方面其自身资质不凡；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对其所行的隐士思想十分推崇有很大的关系。
晚明名妓文化的繁荣，可以从《桃花扇》文本中所涉及的秦淮名妓为研究对象，从内因向外因推究其根源，与此同时，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思想上的特点，也会深切影响到当时的文化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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