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蒋介石围剿10篇1932年蒋介石围剿 GESHENGBAINIAN十送红军——中央根据地五次反“围剿与红军长征“一送红军下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1932年蒋介石围剿10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1932年蒋介石围剿
SHENG BAI NIAN十送红军——中央根据地五次反“围剿"与红军长征“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上野鹿声声哀叫，树树梧桐叶落光。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歌曲《十送红军》以其悠扬而凄婉的曲调，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歌词采用情景交融、借景抒情的手法，以叙事为基础，表达革命根据地人民对红军的深厚感情以及对革命胜利的强烈期盼。20世纪20年代末，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创建了中国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1930年夏，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发展到10万人，先后在10多个省开辟了大大,"Jx／Jxl0多块革命根据地。红军的迅速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日益扩大，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遂调动大批部队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围剿”。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和中央根据地是敌人“围剿”的重点。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万人，以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采取“长驱直人，分进合击”的战术，发动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10月30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敌情，确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12月30日，红军在龙冈地区全歼国民党军第十八师近1万人，活捉敌师长张辉瓒。接着，红32费更拜jf拱 ·2021年第3期军又在东韶歼灭谭道源师一半，其他各路敌军仓皇退走。龙冈、东韶两仗共歼敌1．3万人。红一方面军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不久，蒋介石又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指挥20万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红一方面军仍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自1931年5月16El至31日，连打5个胜仗，共歼敌3万多人，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并进一步扩大了中央根据地。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在6月间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调集30万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经过历时3个月的作战，歼敌3万多人，粉碎了第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连续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对国民党军队来说是沉重的打击。同时，由于受到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影响，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原属冯玉祥部西北军)1．7万余人在参谋长、中共地下党员赵博生和重要将领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等以及中共秘密特别支部的领导下，于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起义，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与此同时，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也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红军和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口文／王泉涌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发动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进攻。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红四方面军数战不胜，被迫撤离根据地；在湘鄂西根据地反“围剿”中，红三军团在错误的指挥下，伤亡惨重，被迫转移到黔东。同年底，蒋介石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在周恩来和朱德的指挥下，根据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采取声东击西、大兵团伏击、集中优势兵力、坚决围歼的作战方针，在1933年二三月间，经黄陂、草台岗两次伏击，歼灭国民党军3个师，俘敌1万余人，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战的战例。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自任总司令，采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对中央根据地，蒋介石动用50万兵力，分路“围剿”中央红军。在“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开始长征。歌曲什送红军》表达了根据地人民不愿红军将士离开、与战士们依依惜别之情。囚万方数据篇二：1932年蒋介石围剿
次反“围剿” 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 黄道炫
1933-1934 年，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 红军经过 1 年奋战， 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 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 开始长征。
第五次反“围剿” 的失败与当时“左” 倾中央实行的军事政策有直接关系， 这一点， 已为历史学界广泛注意， 本文不予赘述。
作为一场跨时 1 年， 交战双方各自拥有疆界、 政权和社会组织的具有总体战性质的战争， 其成败因素当然非止一端。
本文试对以往研究中未得到充分重视的因素做一初步探析。（注：
对中共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原因， 以往研究多从军事方面予以说明。
杨奎松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提供了一个从政治、 经济等方面加以全面研究的有价值的思路； 任保秋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失利的经济原因》（ 《安徽史学》 1996 年第 2期）
也从经济层面做了初步的考察。
国民党方面“围剿” 成功原因各种有关著作多有涉及， 但专题研究论文鲜见， 资料的挖掘和具体的研究也有待深入。）
一、 国民党方面的作战准备和作战方针
第四次“围剿” 失败后， 经过短暂休整， 蒋介石开始准备第五次“围剿”。
1933 年 7 月， 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开办陆军军官训练团， 分期分批训练中级以上军官。
训练“惟一的目的， 就是要消灭赤匪， 所以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注：
蒋介石：
《军官训练团训练的要旨与方法》， 《庐山训练集》， 新中国出版社 1947 年版， 第 18 页。）。
鉴于“从前剿匪剿不
了， 并不是我们武力不够， 而是我们精神不良”（注：
蒋介石：
《时间为一切事业与生命之母》， 《庐山训练集》， 第 71 页。）
的教训， 训练团特别注重战斗、 团结精神的教育。
训练结果， 按蒋介石自己的说法， “因为时间过于短促， 对于学术科没有多大的进步， 但是各人的精神思想， 和所表现的仪容、 态度、 动作， 比两星期以前， 完全不同了 ”（注：
蒋介石：
《时间为一切事业与生命之母》， 《庐山训练集》， 第 71 页。）。
同时， 彼此朝夕相处， 对来自各地方、 各派别的军官“把眼前畛域派别的观念， 和频年交相火并的宿怨前隙， 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灭”（注：
《黄绍ｈ óｎ ｇ ＠①回忆录》，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332 页。）， 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以红军为假想敌， 郑重其事开办庐山训练， 反映出蒋介石非常重视与红军的再次作战， 如他所说：
“此次剿匪， 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 不可以大意轻易出之”（注：
《蒋介石致熊式辉等电》（1933 年 9 月 10 日）， 秦孝仪主编：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绪编第 2 册， 台北，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 1984 年版， 第 397 页。）。
这和第一、 二次“围剿” 时视红军为“地方事件”（注：
李家白：
《反共第一次“围剿”的源头之役》，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 第 45 辑，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64 年版， 第 76 页。）， 仅出动一些杂牌部队有重大差异。
吸取前几次“围剿” 失败的教训， 蒋介石将此次“围剿” 定位为军事、 政治、 经济、 社会的总体战， 基本原则为“三分军事， 七分政治”， 即“用三分的力量作战， 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行作战区的政治”（注：《剿匪成败与国家存亡》，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 1 册， 台北， 中国文化大学 1984 年版， 第 209 页。）， “一方面要发挥军
事的力量， 来摧毁土匪的武力； 一方面要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 消极地来摧毁土匪所有的组织， 及在民众中一切潜势力”（注：
《推进剿匪区域政治工作的要点》，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 第 11 卷， 台北，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 1984 年版， 第 234 页。）。
秉持总体战的思路， 国民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治、 经济、 社会政策， 严密统治、 收揽人心。
对苏区最具威胁的是封锁政策， 即通过实行严密的经济、 交通和邮电封锁， 严禁粮秣、 食盐、 工业品和原材料等物资流入苏区， 断绝其与外界的联系。蒋介石判断， “匪区数年以来， 农村受长期之扰乱， 人民无喘息之余地，实已十室九空， 倘再予以严密封锁， 使其交通物质， 两相断绝， 则内无生产， 外无接济， 既不得活动， 又不能鼠窜， 困守一隅， 束手待毙”（注：《处理剿匪省份政治工作报告》 下，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 1934年编印， 第 11 章， 第 1-2 页。）。
用心既狠且辣。
随着对中共力量认识的变化， 蒋介石的战略方针也一改前几次 “围剿”常犯的急躁冒进错误， 强调稳扎稳打， 层层推进。
总的作战指导方针是 “不先找匪之主力， 应以占领匪必争之要地为目的”（注：
《蒋介石战字二一三号训令》（1933 年 10 月 17 日），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 上， 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处 1937 年印行， 第 3 章， 第 12 页。），即以严密的工事和碉堡层层推进， 通过缓慢但有效的占领方式， 压缩红军作战区域， 限制红军活动空间， 迫使红军进行真正的主力决战。
这一战术的核心就是逼迫红军进行打资源、 拼消耗、 比人力的持久战， 国民党在这些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
国民党军主攻部队第三路军作战方针明确规定：“本路军以消耗战之目的， 采断绝赤区脉络、 限制匪之流窜、 打破其游击
战术、 封锁围进之策略……本战术取守势战略取攻势之原则， 步步为营，处处筑碉， 匪来我守， 匪去我进。”（注：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北路军第三路军作战计划》，《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 上，第 3 章， 第 13 页。）
蒋介石采取稳健持久的作战方针， 实际是出于对红军灵活机动战术及坚强战斗精神的惧怕和无奈， 如他所说， 红军“总是以迂为直， 攻我不备， 避实击虚， 蹈瑕抵隙， 他只要晓得我们哪一点力量单弱，哪一处防备不周， 不管有几远距离， 也不管是如何艰险的道路， 就是集结主力来突破一点， 或先派小的部队钻进来到处扰乱我们， 以牵制我们主力作战， 这就是他们的智谋， 而‘超巅越绝， 不畏险阻， 耐饥忍渴， 不避艰难’ 就是土匪惟一的惯技” （注：
蒋介石：《剿匪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庐山训练集》， 第 124 页。）。
在以快对快、 以巧对巧的能力对抗中无法占据优势时， 退而避敌锋芒， 利用自身资源和人力优势一步步压迫对手， 通过所谓“逐渐消灭匪军的实力与资财”（注：
《文件汇编》 第 3 编，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北路军第三路军 1935 年印行， 第 1852 页。）
达到战胜的目的， 是其无奈却不失明智的选择。
为此， 蒋介石明确告诉部下：
“土匪用种种巧妙的方法来骚扰我们， 我们只有先集结兵力， 坚筑工事， 用一个呆笨方法自己固守起来！
以后再找好的机会来消灭他！
土匪用声东击西， 摇旗呐喊， 以及种种虚声恫吓装模作样的巧妙方法来骚扰我们耳目， 打击我们的精神， 从而讨取便宜， 我们只有一概不管， 自己实实在在准备自己的实力， 强固自己的工事， 拿我们一切实在的东西， 来对付土匪一切虚伪的花样， 这就是所谓‘以拙制巧， 以实击虚’。”（注：
蒋介石：
《主动的精义与方法》， 《庐山训练集》， 第 196 页。）
蒋介石采取的这一战略战术在理论
上并无过人之处， 他本人也承认这简直就是 18、 19 世纪的古老战术（注：蒋介石：
《军官训练团训练的要旨和训练的方法》， 《庐山训练集》， 第 19页。
蒋介石明确谈到：
“我们现在以剿匪所最用得着的， 乃是十八世纪末与十九世纪初期拿破仑战争时代所用的战术。”）， 但正如他所判断的：
“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
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 则不到一年， 可以完全占领匪区。”（注：《蒋介石战字二一三号训令》（1933 年 10 月 17 日），《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 上， 第 3 章， 第 12 页。）
战斗毕竟是以取胜为目的， 由于国民党掌握着物质和人力资源的绝对优势， 加上内外环境给了 其从容展开的时间， 稳扎稳打， 步步推进， 虽然拙笨， 但却最有成算。
为全力限制红军机动， 尽力压缩红军的活动空间， 使红军擅长的机动作战方式难以发挥， 除进军时注意稳扎稳打外， 国民党军大量构筑碉堡，对红军活动区域实施封锁并截断红军的活动路线。
蒋介石对碉堡建设十分重视， 强调“清剿各部到处以修碉筑堡为惟一要务”（注：
《蒋介石致贺国光电》（1933 年 7 月 28 日），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 2 册， 第 391 页。）， 硬性规定“每星期一连必须添筑一个以上之碉堡”（注：
《蒋介石巧戌行战六手令》（1933 年 11 月 18 日），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 上， 第 4 章， 第 21 页。）。
初期， 国民党军有些部队对构筑碉堡执行不力， 1933 年 11 月中旬， 红一军团为策应三军团发动的浒湾攻击战， 北上突破国民党军在见贤桥、 永兴桥一带构筑的松散碉堡线， 令蒋介石为之震动。
他连电前方， 要求改进碉堡配置，增加密度， “封锁碉堡群之间隔， 不得过二里以上”（注：
《蒋介石皓酉行
战六手令》（1933 年 11 月 19 日），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 上， 第 4 章， 第 21 页。）， 同时指示加强碉堡群之构筑， 形成重叠立体配置和相互间的有效火力配合。
蒋介石严厉警告， 如构筑碉堡 “再因循玩忽， 查出定以军法从事， 决不姑宽”（注：《蒋介石皓酉行战六手令》（1933 年 11 月 19 日），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 第 4 章， 第 21 页。）。
在蒋介石一再督促下， 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期间的作战和推进始终与堡垒修筑同步， 到 1934 年 4 月， 仅在江西就构筑各种碉堡 5300 余座（注：
《江西省保安处工作报告摘要》， 《南昌行营召集第二次保安会议记录》， 南昌行营 1934 年 6 月编印， 第 31 页。）， 在福建构筑了 573 座（注：
《福建省保安处工作报告摘要》， 《南昌行营召集第二次保安会议记录》， 第 35 页。）。“围剿” 终结时， 其主攻部队北路军第三路军构筑碉堡 4244 座（注：
《本路军戡匪全战役中各部队构筑碉堡公路统计比较图》，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 下， 附表。）， 第六路军 922 座（注：
《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北路第六路军赣南围剿之役构筑碉堡一览表》， 《剿匪纪实》 上， 第六路军总指挥部 1937 年印行，笫 35 页。）， 为沟通碉群修筑公路 5000 余公里。
大量的碉堡及其通连公路组成严密的封锁网， 既可弥补国民党军战斗精神的不足， 同时又针对红军缺少重武器、 难以攻坚的弱点， 强己抑彼， 一箭双雕， 对红军机动作战造成相当困难。
反“围剿” 初期的硝石战役中， 红军集中一、 三、 五、 七共4 个军团 7 个师部队进攻硝石， 期望打破敌军“围剿” 兵力部署， 但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回忆， 由于“当时黎川驻敌三四个师， 南城、 南丰各约三个师， 硝石在这三点之间， 各隔三、 四十里， 处在敌军堡垒群之中心。
我转
入敌堡垒群纵深之中， 完全失去机动余地， 几乎被敌歼灭”（注：
《彭德怀自述》， 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185 页。）。
国民党方面战后总结该战役获胜主要原因也即“工事坚强”（注：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 上， 第 2 章， 第 27 页。）。
林彪对碉堡战术也有很深印象：“敌人每到一地， 他立即进行筑垒， 以立定脚跟， 接着构筑联络堡、 封锁线、马路， 以取得别的联络与策应……在前进中如遇到我军稍有力或有力的阻滞时， 他立即停止向预定的目标前进， 而进行筑堡， 与防御的战斗。”“这些方法， 都是着眼于使红军在政治军事上的优越条件困难充分运用， 而使他自己在物质上兵器的优点能极力发扬。”（注：
林彪：《短促突击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革命与战争》 第 4 期， 1934 年 7 月。）
当时， 苏区内存在的“土围子” 可侧面说明碉堡战术的效用。
李德回忆， 他在苏区指挥作战时， 有一次经过“一个用岩石筑成的堡垒”， “堡垒的洞穴里驻有一个地主的民团， 因为他们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和水源， 所以能坚守至今”。（注：〔德〕 奥托· 布劳恩著：《中国纪事 1932-1939》， 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0 年版， 第 61 页。）
这样依靠有利地形和坚固建筑形成的“土围子” 在苏区并不鲜见， 有的坚持达三四年之久。
单独的“土围子” 在苏区范围内的坚持，显示了红军缺少重武器因而难以攻坚的弱点。
持久消耗、 碉堡战术的核心是稳中求进， 在具体指挥作战时蒋介石坚决贯彻这一方针。“围剿” 初期， 红军曾集中主力部队出击赣东资溪桥、硝石一带， 以红五军团牵动敌人， 红一、 三军团准备在敌被牵动时实施突击， 这是红军擅长的一贯打法。
但国民党军根据蒋的战略安排， “十分谨慎， 步步为营， 稳扎稳进， 很少出击”（注：
《李志民回忆录》， 解放军出
版社 1993 年版， 第 227 页。）， 结果红军既未能牵动敌人， 投入攻坚战后又无成算， 不得不撤出战场。
广昌战役初期， 蒋介石明确指示陈诚：
“我中路军主力不必求急进， 只要固守现地， 作成持久之局， 以求薛、 汤两路之发展， 则匪经此战必崩溃更速， 不必心急也。”（注：
《蒋介石致陈诚电》（1934 年 3 月 13 日），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绪编第 2 册， 第 402 页。）
在进攻已有进展时， 他又一再指示部队应继续辅之以碉堡和公路线之推进，“进展不必过急” （注：《蒋介石致蒋鼎文电》 （1934年 5 月 1 日），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绪编第 2 册，第 403 页。）， “总须稳扎稳打为要”（注：
《蒋介石致汤恩伯电》（1934 年 5月 1 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 5 辑第1 编， “军事” (4) ，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322 页。）。
1934 年 9月， 整个“围剿” 战局已有尘埃落定之势时， 蒋介石接获前方进军...
篇三：1932年蒋介石围剿
次反“围剿”失败原因研究综述[摘要]1933 年至 1934 年，中共在苏区展开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以失败告终，被迫西进长征。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导致的漫漫长征，成为决定中共生死存亡的关键阶段。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成为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关注点。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中央对此做出了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及认识的加深，无论是中共党内还是学界对此都做了进一步分析。尤其在改革开放以来，诸多学者从经济、外交等角度考察这次战役失败的原因。由于新的分析出现，为整理归纳当前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现状，故作此文进行总结并简要评述。
[关键词]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原因 中共 国民党 综述
80 年前，中共带领红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长征，虽雄伟壮观但路途曲折艰难。有果必有因。1934 年，多年战斗在中央苏区的党和政府最高领导机关以及红军主力为何选择冒死转移，这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有着直接关系。究竟是共产党自身实施的错误军事战略，还是国民党的强大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本文就此对学者研究作一综述和简要分析。
一、败走麦城 错在中共
1933 年 9 月，蒋介石调集 50 万大军，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中国共产党奋起抵抗，经过一年苦战，终以失败告终。对其失败的原因，传统观点多从中共中央的战略错误加以探讨。如《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
认为，“由于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在新的反‘围剿’斗争中遭到空前严重的失败”[1]p377。并进一步指出如能正?_地估计形势，利用有利条件以往的成功经验，“集中优势兵力，扬我之长，攻敌之短，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打破这次‘围剿’仍然是有可能的”[1]p377。
遵义会议上，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1]p386 之后，根据遵义会议精神，张闻天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明确指出：“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2]p20 并指出“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2]p21。具体表现为：对敌人力量的估计不足；对红军自身力量估计不足，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了解，过分地估计堡垒主义的困难。1936 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论述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军事战略的重要性，探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但抗日当前，所以并未深究此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源。直至 1941 年延安整风以后，中央开始全面清算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在 1945 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决议》），进一步深挖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思想、政治根源。《决议》明确指出：“在一九三三年秋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战略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在其他许多政策上，特别是对于福建事变的政策上，‘左’倾路线的错误也得到了完全的贯彻。”[3]p967 此次“左”倾错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以及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的恶果。所以，在传统观点看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中共领导的“左”倾错误以
及由此导致的错误战略方针。
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为主观原因的仍占据大多数。李辉认为，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以博古为首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加深：在政治上不懂阶级分析，反对中间阶级；在军事上，抛弃毛泽东一贯主张且行之有效的正确战略战术，采取冒险主义的进攻方式；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反对所谓“罗明路线”，打击党员，干部；等等。他指出：“如果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仍然是有可能的。可是，在这样严峻的局势面前，掌权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却实行了错误的军事指导，所以最终导致了反‘围剿’失败。”[4]毛立红以东方军入闽作战为视角，说明博古等人“左”倾错误指导方针给反“围剿”带来的恶果。文中指出：“两个拳头打人”造成兵力分散，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中共在福建事变发生后继续提出“反对一切中间阶级”，导致错失良机；变主动出击为被动挨打，导致最终败局的形成[5]。林天乙通过历史真相的分析，批驳李德对历史的歪曲与篡改，指出：“李德对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负有直接的重大责任。”[6]邓林静指出：“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破坏了党内的团结，以博古为首的错误的军事路线影响了正确战略战术的发挥。”[7]陈舒颜、俞歌春通过分析“左娜资敌”导致红十七军松山战斗失利这一事实，即由于“左”倾错误路线一手造成的肃“AB 团”运动使得党员干部左娜逃离队伍、叛变投敌，群众逃跑的现象日益严重化，从而初步削弱革命力量，最终导致革命失败。以上这些学者对于第五次“围剿”失败的原因，认为错误的
政治路线比单纯军事较量更为致命[8]。
对于失败原因，薛宗耀和徐联芳展开争论，但本人认为并无实质上的差别。薛宗耀通过评述出击闽浙皖赣边区（以下简称“出击方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在敌军采取堡垒战稳扎稳打的情况下，我党应该利用福建事变这一有利契机选择“出击方案”，并非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他还进一步指出，因为“左”倾教条主义者一再反对毛泽东的建议，实施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反击时的保守主义的错误战略方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因否定“出击方案”而失败。[9]随后，徐联芳针对薛宗耀的观点做出回应，指出：“纵观第五次反‘围剿’全过程，我们认为不能把红军的失败单纯归结为没有实行‘出击方案’。‘出击方案’是反‘围剿’过程破敌的一个很好方案，但并非除此之外，别无良策。我们应依战局的变化作出适当的选择。”[10]他认为在战争前期我党应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而并非主动出击。两篇文章虽针锋相对，但只是作战方法“主动出击”应在何时运用的争论，实质上都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在于领导者的错误战略问题。二者都在揭示王明“左”倾路线所导致的恶果，突显毛泽东战略决策的正确性，所以结论相似。
二、寡不敌众 被迫长征
在传统的研究中，我们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多为中共方面的战略原则问题。随着资料的不断丰富及解密，学者们也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这次失败的原因。有些学者将失败的原因着眼于国民党进行分析。王卫东通过分析国民党保甲制度不断强化、民团训练班和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开办、新生活运动的推行、战略战术的改进等方面，从反面论证中国共产
党失败原因。他提出：“不难看到，正是 30 年代以来国民党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促使了蒋介石政权在军事上的胜利。”[11]李辉也详细分析了国民党蒋介石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从政治上加强政权建设、经济上对中央苏区封锁、军事上转变策略等三个方面，揭示出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成功的原因[12]。
周宁通过分析 1932 年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使蒋介石得以集中兵力攻打苏区和实施改进措施，阐述了国民党反共战略的推行给中央苏区带来的种种危机[13]。首先，苏区周围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国民党实行“白化”政策，动摇民心，破坏生产，加之地主土匪的骚扰，使得苏区不仅向外发展遭到阻碍，而且逃跑主义很严重，内部发展步履维艰。其次，战争物资与生活必需品的短缺。士兵所用的枪支弹药与柴米油盐都极其缺乏。再次，兵力悬殊。国民党动用 50 万大军，而中央苏区中共只有 10 万兵力，再加之武器装备的巨大差异，都是导致失败的原因。最后，破敌乏术。一方面，国民党改用堡垒战术，避免被红军主力围歼；另一方面，中央苏区战区越缩越小，中央红军已无法承受国民党军的强大攻击。所以，中央苏区的失利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
针对周宁的观点，黄少群一一做出反击，指出：“我是不同意周文的观点的。”[14]对于国民党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黄少群认为看起来声势赫赫，十分可怕，但这个“优势”是很容易被击破的。他认为，当时百姓是受了威胁，被迫去修筑碉堡，并非自愿服从，并且这些“民众”大都是地痞流氓，普通百姓少之又少。所以黄少群认为，群众还是拥护共产党的。对于资源短缺问题，黄少群提出：“苏区经济诚然有相当大的困难，
但绝不是不能克服”[14]，节粮借粮也是战争中常有的事。谈到军事力量对比悬殊时，黄少群指出，周宁的计算方式有失妥当。他认为国民党直接攻打苏区的 50 万大军并非全系嫡系部队，也并非装备精良，而红军也并非只有 10 万人，因为还有地方武装赤卫队。最后谈到战术问题，黄少群细致分析了诱敌深入战略战术、运动战、游击战开展的可能性，总结出失败的原因不是国民党堡垒战术的坚不可摧，也不是共产党无处施展其游击战术，而是党内“左”倾错误丧失了夺取胜利的良好时机。
通过分析两篇文章，可以看出周文所言并非失败的根本所在，而黄文所述也没有多大的说服力。比如民心向背问题，在中央刚建立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之时，大多数农民确实是拥护共产党的，但随着查田运动所引起的阶级错划、不断地征兵扩红运动，造成了民心动摇，甚至逃到白区。例如，于都县在查田运动中“致被地主富农反革命利用来煽惑群众向白区逃跑（小溪等地发生几百人跑往白区）”。[15]由于扩红导致的兴国农民“有的人则躲起来或干脆跑到外地去，甚至跳河自杀，有的人被扩进了红军，半途上又跑掉了，即使捉住枪毙，也仍有人开小差”[16]。加之怀恨在心的地主甘做领路人，带领国民党“围剿”共产党以及无辜百姓，百姓苦不堪言。还有资源武器短缺一事更为严重，从兵员数量和武器装备上，国民党军占有绝对优势，“当时我既无炮兵，步、机枪子弹也很少”[17]P189。参加历次反“围剿”的耿飚回忆：“那时我们一无飞机大炮，二缺枪械弹药，长期不打歼灭战，没有缴获和补给，只得依靠红军兵工厂自己造的再生子弹补充。那些子弹里装的是土造的硝盐，是从厕所墙壁上刮下来的尿碱熬成的，燃烧速度慢，动力不足。弹丸是用电线拧成的一沱铁蛋蛋，不
能啮合膛线，初速很低，所以打出去之后在空中折跟斗。”[18]P108-109试想这些毫无杀伤力的武器装备怎能和飞机大炮相提并论并一比高下呢？！不仅仅武器差缺弹药，粮食、衣物等生活资源也极度缺乏。由于常年战争，地方已经被毁坏得残破不堪，加之农民壮劳力都参军入伍，无人种田。“所以在红军长征前夕，面积所剩不大、人口所余不多的中央苏区，已出现了粮食、食盐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的局面，以至于红军战斗人员每天的粮食也只有 8 到 10 两（当时以 16 两为 1 斤），更不要说后方的机关和苏区普通民众了。”[19]所以黄文所解释的资源并非紧缺实在让人难以信服。
综观以上学者的文章，不难看出，客观原因分析第五次“围剿”的失败，仍占少数。但这并不排除客观原因是此次失败的主要原因的可能性。诚如列宁所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三、究其根源 孤掌难鸣
针对失败原因，部分学者采取了辩证的方式，认为国共双方皆为失败原因的影响因素。黄道炫将国民党的作战准备、作战方针和作战基础的增强与共产党作战资源、政治资源的减少进行对比分析，指出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中，国共双方的成败得失有多方面的原因。国民党积极备战，转换军事战略并加以贯彻实施，这是其获胜的主要原因。而苏区不管是人力、物力难以为继持久消耗，还是“左”倾领导下政治资源的惨遭破坏减弱了中共作战能力，都使得中共在这场持久战中占于下风[20]。所以败局已定，中共?x 择战略转移以求生存不失为明智之举。罗平汉在黄道炫的基础上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指出：“第五次反‘围剿’时，中
共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推行一整套‘左’倾政策，不论战略还是战术都严重脱离实际”[19]。比如：“两个拳头打人”的错误军事战略战术导致兵力分散，两地都未能有效打击敌人；放弃原来的游击战术，以堡垒对堡垒的“短促突击”无法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强制的命令主义使前线作战指挥员不能随机应变、临机决断；福建事变令盟友寒心，中共自身也丧失反击良机；肃反扩大化和查田运动中的“左”倾政策，不顾实际的扩红运动，严重影响红军战斗力；不合时宜的过早成立中央政府也成为反“围剿”的沉重包袱。加之国共两党的力量（包括兵力和物质资源）对比悬殊，蒋介石又吸取了以往“围剿”失败的教训而改变了战略战术。这就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由此看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仅仅是中共的失误，也不仅仅是国民党的强大，而是双方共同作用导致的结果。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一场战役，作战双方都会影响战局的走向，此次战役也不例外。
四、国际因素影响说
第五次反“围剿”不仅仅是国共两党的较量，而是包含了国民党的后台美、德等帝国主义与中共的指导者苏联、共产国际的较量。所以有些学者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也有国外因素。黄道炫在文中提出外部环境对国民党的影响，认为国民党在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后，进一步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日本减缓对华北的压迫，使得国民党北方压力暂时减轻。[20]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积极调整对外政策，加强与英、美等国的联系。“财政部长宋子文于 1933 年 4 月开始长达半年的欧美之行，并与美国订立 5000 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21]P410 在此基础
上，南京政府向西方国家大量订购武器装备，据中央信托局统计，1933 年到 1934 年两年间，购买军火费用达 600...
篇四：1932年蒋介石围剿
五次反围剿第一次“反围剿” 国民党：
一九三零年十一月，蒋介 石调集了十万大军，兵舰二十余艘，飞 机三十架，装备精良。
红军：
只有三万余人，武器只有十 八般，大刀枪，劍，弓箭，老式的汉阳 造的七九步枪也不多，而且每支枪只有 几粒子弹，徒手者众 。
意义：
它是中国工农红军建立后歼敌最多、战果最巨大的一次战役，也是红军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过程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苏区人民支援下，以少胜多，共歼国民党军1个师部和3个多旅约1.2万人，缴获各种武器1.1万余件，取得了反“围剿”的重要经验，不仅保卫了中央苏区，而且使中央苏区得到巩固与扩大。
毛主席因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而写了一首词：
反第一次大“ 围剿” （渔家傲）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第二次“反围剿” 国民党：
一九三一年二月，蒋介 石调集十八个师另三个旅，二十万人 的兵力，“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 取缓进为要旨”，采取稳扎稳打、步 步为营的作战方针 。
红军: : 红1方面军第1、第3两个军 团，约三万余人继续按照毛泽东同志 提出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 。
经过：
敌军三月下旬，敌人部署完毕。
四月一日，敌人分四路开始向中央根据地大 举进攻 。
红军主力部队由根据地北部边缘 转移到广昌、石城、宁都、瑞金等地，要求 各游击区以地方武装为骨干，领导赤卫军、 少先队，运用游击战术，积极执行扰、敌、 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 敌、饿敌、盲敌等十项任务，配合主力红军 歼灭敌人，采取由西向东横扫，先打弱敌， 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
黄洋界保卫战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毛泽东在《西江月·井冈山》词中描写黄洋界保卫战情景的诗句。
结果：
从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红 一方面横扫七百余里，连打五个胜仗，歼 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痛快淋漓地 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红军粉碎敌人 “围剿”后，乘胜转入进攻，分兵发动群众， 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解放了赣东， 闽西的黎川、南丰、建宁泰宁、宁化、长 汀等广大地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中央 根据地。
第三次“反围剿” 国民党：
蒋介石在1931年6月21日， 亲自带着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南昌， 就任“围剿”军总司令，调集二十三个师另三 个旅，约三十万人的兵力，准备发动第三次 “围剿”。
红军：
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 红军第一方面军3万余人，在闽西北、闽西、 闽赣边和赣南等地区开展群众工作，进行反 "围剿"准备。
方针：
这次“围剿”，敌军采取长驱直 入的作战方针，企图先击破红军主力， 捣毁我根据地，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
而红军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
过程：
7月1日起，左翼集团军主 力由南城地区出动，到6日，进占黎川、
樟村、康都等地，继续像素去推进。形 势对红军极为不利，西有赣江，南、北、 东三面有国民党军9个师逼近
。
莲塘、 良村、黄陂战斗的胜利，使红军 从被动中夺得了主动。
结果：
红军共歼国民党军17个团3万余人，其中俘1.8万余人，缴枪1.5万余支，机枪175挺，迫击炮55门，电台6部，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在反“围剿”作战中，红3军军长黄公略、红4军师长曾士莪、红3军团师长邹平牺牲。
意义：
此役，红一方面军在苏区人民群众和地方武装的支援、配合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往返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疲惫敌军，避强击弱，速战速决，以少胜多，取得了重大胜利，巩固和扩大了中央苏区。经过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红军的作战原则已基本形成。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与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第一次围剿时，中原大战的余波未定，还不敢倾全力剿共， 投入围剿的兵力不但没有蒋氏嫡系，而且实力极 差。第二 次围剿时，正值四监委因胡汉民案发表《弹劾 蒋中正提案》， 对付国民党内的反蒋力量使蒋介石应付不暇，自然也不可 能倾全力剿共。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的反对派在广州召 开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 议，成立了同南京对立的 广州国民政府，9月初，广州政府以50万元收买了 石友三 反蒋，两广军队北上出击，进攻湘赣，占领了衡阳、郴州， 蒋介石只得先放下共 产党而去平息两广。
蒋介石前三次围剿未尽力
第四次“反围剿” 背景：
1932年5月，国民党反动派就 开始准备对各根据地红军发动第四次“围 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的战略是逐 次转移重点，实行各个击破，转入“围剿” 的第二阶段，对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 的军事进攻，达到围歼中央红军的狂妄 目的。面对国民党来势汹汹的进攻，红 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 来沉着应战 ，部署第四次“反围剿”。
兵力与方针：
从1932年冬开始，国民 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陆续调集近40万 兵力，组织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决定 采取“分进合击”的方针，企图将红一方面军主 力歼灭于黎川、建宁地区。红一方面军辖红1 军团、红3军团、红5军团和第11、第12、第 21、第22军，总兵力约7万人，在总司令朱德、 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指挥下，主力活动于黎川地 区。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在 国民党军“围剿“部署尚未就绪时，实行进攻作 战，击溃国民党军 。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过程：
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兜圈子。黄陂战斗 后，国民党军中路军集中在黄陂、蛟湖地区搜寻 红军主力。由于苏区军民严密封锁消息，国民党 军仍不知红军去向。
3月中旬，陈诚将其分进合 击的作战方针改为中间突破，由黄陂、东陂地区 向广昌方向前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红一方面 军总部抓住这一极为有利的战机，集中优势兵力， 首先歼灭第11师于草台岗、徐庄地区，尔后相机 各个歼灭其他进攻之敌。
黄
陂
战
斗
旧
址
结果：
此战，红一方面军在朱德、周恩来的正确指 挥下，既运用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 又从国民党军队进攻时采取新战略的实际情况出发，发 展了原有的经验，采取大兵团山地伏击战的方法，在黄 陂、草台岗两次战斗中，一举歼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近 三个师，俘师长李明、陈时骥，击伤师长萧乾，俘虏官 兵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及大量枪械、子弹、电台等 军用物资。首创了大兵团山地伏击战的范例。蒋介石的 嫡系部队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这在以往各次战役中是 不曾有过的。朱德说：“陈诚几年间所依靠的部队整个打 垮了。四次„围剿‟也算告结束了。”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 谕”中说：“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
“神行太保”罗炳辉
三十年代初的毛泽东
第五次“反围剿” 背景：
1933年初，日军大举入侵 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然 而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却置民族 危亡于不顾，仍然坚持推行“攘外必 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决心消灭共产 党及其领导的红军 。
规模：
这次“围剿”，蒋介石调集 100万兵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 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
决策的严重错误：
面对国民党军采取堡垒 主义新战略和重兵进攻，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等 却错误认为，这次反“围剿”战争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 胜利的阶级决战。在军事战略上，拒绝和排斥红军历 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继续实行“左” 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指导，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 企图以阵地战、正规战在苏区外制敌，保守苏区每一寸 土地。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到达中央苏 区，直接掌握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权。因而，在国 民党军“围剿”前夕，未及时有效地组织苏区军民进行反“围 剿”准备 ，仓促开赴中央苏区北线迎击国民党"围剿"军。
博
古
李
德
决策错误红军陷入被动：
在国民党军新的进攻面前，中共临时中央仍然要求 中央红军处处设防，广筑碉堡，以阵地防御结合“短 促突击”顶住敌人的进攻。从1月下旬开始，红军全 线开展阵地防御战。
3月上中旬，中央红军与国民 党军北路军频繁交战，红军节节失利，损失严重， 逐步向广昌撤退。至此，北路军完成了乐安至黎川 的堡垒封锁线，开始准备进攻广昌。
中央苏区的人 力、物力都很匮乏，红军已失去了在内线打破国民 党军“围剿”的可能。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采取了6 路分兵、全线抵御的方针，将红军主力分别配置在 兴国、古龙冈、头陂、驿前、连城、筠门岭等地区， 继续同国民党军拼消耗。
碉
堡 坚守阵地
第五次“ 反围剿” 的失败：
中央红军完全丧失在苏区内粉碎国民党军围剿 的可能。这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决定，放 弃中央苏区。10月7日，中革军委下令地方部 队接替各线防御任务，主力红军撤到瑞金、雩 都、会昌地区集中。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 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主力红1军团、红3军团、 红5军团、红8军团、红9军团和中央、军委直 属队共8.6万余人，迫退出中央苏区，向湘西 实行战略转移。
第五次“反围剿”前的红军 退出中央苏区
结果：
此战，持续1年之久，是我 军战史上第一次重大的军事失败，其 根本原因是战略指导上的失误，中央 苏区军民全力以赴，为保卫苏区，进 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 价，给予国民党军大量杀伤。但由于 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 原则，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 被动，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 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 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从国民党方面看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 一、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加强 1 ．保甲制度的强化和各地民团训练班的开办 加强地方武装，是南京国民政府反共的一大法宝。
南京政府命各地开办民团训练班，规定各省都要划 出许多区，每个区每年至少要训练出一个保安团， 18到45岁的男子均要受训4个月。到1934年6月蒋 介石在南昌召集8省保安会议时，豫、鄂、赣 等8省的民团已扩大到1700万人，起到了极为反动的作用。
2. 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开办和新生活运动的推行 前四次围剿的失败，使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政府军队内部的各种丑恶现象， 同时因日军入侵察东，人民抗日热情大炽，蒋军中不少军官对连续内战产生了抵触 情绪。为统一思想和战术，1933年7月，蒋介石在庐 山开办了军官训练团，以反共为中心，不过着重进行 精神教育，即进行所谓“军人魂”的教育。庐山训练使 蒋军在作风上有了不少改观，特别是陈诚的十八军效 果更为明显。
另外，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剿共大本营还发起 了“新生活运动”，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并以此为 中心向全国推广，同时发行《新运导报》作舆论宣传。发动此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使 全体国民的全部生活都要合于礼、义、廉、耻，其实质是以封建伦理道德来整治人心，使广大民众服服贴贴地接受其法西斯独裁统治。
蒋介石庐山训话
3 ．战略战术的改进 鉴于前四次的失败，蒋介石感到在战略战 术上亦有改进的必要。经过深入研究后， 蒋介石首先改组了指挥机构；其次是调整 编制、装备；再次，加强运输补给力量， 包括设计新的交通网、加强后方兵站系统 的运输能力和调整部队本身的运输能力等 以适应山岳地带道路网少的特点；同时， 改原来围剿的速决战为持久战；并要求蒋 军在围剿中“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 贯彻“先求稳当，次求变化”的战法。这些都 为后来军事上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红军的武器 缴获的国民党装备
二、国民党当局在经济外交上作了各种努力且效果明显 1932-1933年，宋子文在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任内，完成了国民 政府财政体系的一大重要改革：废除钱两而改以银元为标准法币。
1934年6月他又成立“中国财政发展社”，鼓励外来投资及发展国内货 币市场，促进中国工商业的繁荣与发展，使蒋政权获益良多。孔祥熙 于1933年4月接替宋子文任中央银行总裁后，即按蒋的旨意大量印行 钞票，仅4个多月就已透支6000多万元，这些钱绝大部分用在反革命 “围剿”上。外交方面，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孔祥熙奉命 出国寻求帮助。在访意时购买了一大批轰炸机，并聘请了以劳地为首 的意大利顾问团来华协助建立空军；访德过程中，孔又购买了2500 万美元的德国武器。充足的军费和列强的支持，使蒋介石势力大增。
周恩来在1936年7月9日同斯诺的谈话中也认为：“1934年蒋介石的势 力发展到了顶峰”，“蒋介石在江西第五次围剿时能动员55万军队发起 进攻，实行封锁，那是他势力最强大的时期”。
篇五：1932年蒋介石围剿
次反“围剿”从一九三零年十月起蒋介石先后调集十一个师另三个旅即张辉瓒第 18师、 路孝忱新编第 13 师、罗霖第 77 师、公秉藩新编第 5 师后改第 28 师、谭道源 第 50 师、许克祥第 24 师、毛炳文第 9 师、蔡廷锴第 60 师、戴戟第 61师、刘和鼎 第 56 师、张贞第 49 师、第 12 师之马昆第 34 旅、刘夷独立第 32旅、周志群新编 第 14 旅及三个航空队共十万人的兵力分布于樟树、抚州、南昌、靖安、 高安、上高及闽赣边地区由江西省主席兼第 9 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 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准备 向中央根据地的红 1 方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
这时红 1 方面军有第 1、第 3 两个军团共约四万人部署于靖江至分宜的袁 水两岸地区以战备姿态进行群众工作和筹款。在面临敌人大规模"围剿" 的情况下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于十月十旬在新喻县罗坊举行联席 会议 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 红 1 方面军总部于十一月一日下达了"诱 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随即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反“围 剿"的准备。根据方面军总部的决定十一月上旬红军主力从袁水两岸地区 转移到赣江以东的新淦、吉水、永丰、安乐、宜黄、崇仁等地以战备姿态开 展工作。与此同时向部队、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讲清 敌人进攻的必然性、严重性和红军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的必要性说明我 们一定能取得胜利的道理以及对付敌人"围剿"的方法统一思想消除顾虑 增强胜利信心。另外还在根据地内进一步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按照“抽 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针分配调整土地加强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 武装的训练实行坚壁清野肃清反革命分子筹措给养物资充分发挥根据 地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造成取得反"围剿"胜利的良好条件。
十一月五日 敌人首先向袁水流域推进 扑了个空 又继续向赣江东岸逼进。
红 1 方面军除以少数兵力配合地方武装 迟滞、 迷惑敌人 诱敌就我范围外
主力实行“求心退却”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全部退到东固、南垄、龙冈地区。
十二月一日又秘密转移到黄陂、小布、安福圩地区荫蔽待机进行作战准 备。
十二月十六日各路敌军开始向我根据地中心区进攻至二十八日先后进占 万安、泰和、东固、源头、广昌、建宁一线东西相距八百里。在我集结地域 周围的敌军有五个师左路第 18、第 28 师进至富田、东固、南垄中路第50 师 进至源头右路第 24 师进至洛口第 8 师先头进至头坡。由于敌军深入我根据地 战线拉长兵力分散又不断遭到红军和赤卫军、少先队的袭扰士气沮丧 饥饿疲惫等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造成了红军反攻的必要条件和有利态势。
十二月二十五日红 1 方面军总部在小布召开了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 主持大会并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主席台两边台柱上右边是"敌进我退 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左边是“大步进退 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他在反"围剿"的动员 报告中还指出了歼敌致胜的六个条件1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 2可以主动选择有利的作战阵地3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部一 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4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5
可以 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再打6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 以打击。
红 1 方面军总部根据当面敌情决定实行中间突破先打第 50 师或第 18师 打开敌人阵线的一个缺口以便各个击破粉碎敌人"围剿"。由于第 50师不 脱离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由小布向北开进又两度忍耐撤回。十二月二 十九日敌第 18 师主力向龙冈推进急于寻我主力决战。该地区人民条件和地 形条件均对我有利敌人又是孤军冒进于是红军主力秘密西进埋伏在龙冈 附近山中。十二月三十日当敌张辉瓒率其师部及两个旅由龙冈进至小别附 近时即遭我猛烈攻击边张辉瓒在内的九千余人全被歼灭。
张辉瓒师被歼后 在源头的谭源师仓惶东撤。
红军乘敌阵势混乱 挥戈东向
星夜向东韶急进。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谭师退到东韶立足未稳就遭我突袭
被歼半数 俘敌官兵三千余人 残敌向南丰方向溃逃 其他敌军慌忙撤退 敌 人的第一次"围剿"遂被粉碎。
“围剿”的敌人撤退以后红 1 方面军乘胜转入进攻至三月中旬在永丰、 乐安、南丰、广昌、宁都等县境内消灭了一些地主武装恢复和加强地方武 装发动和争取了几十万群众巩固和扩大了中央根据地为粉碎敌人第二次 "围剿"造志了有利条件。
第二次反“围剿”
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十八个师三个旅二十万人的兵力“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积极部署对红 1 方面军的第二次"围剿"。
19 路军由蔡廷锴代总指挥 辖第 60 师 蔡锴兼、戴戟第 61 师及第 12 师马昆第 34 旅由兴国向龙冈头、宁都进第 5路军由王金钰任总指挥辖上官云相第 47 师、公秉藩第 28 师、郭宗第 43 师、郝梦龄第 54 师、罗霖第 77 师由吉安、泰和、吉水、永丰东固、藤田方面进攻第 26 路军由孙连仲任总指挥辖第 25 师孙连兼、高树勋第 27 师、关树人骑 1 师由乐安、宜黄向东韶、小布进攻6 路军由朱绍良任总指挥辖胡祖玉第 5 师、毛炳文第 8 师、许克祥第 24 师、路孝忱新编第 13 师由南丰、八都向广昌、黄陂进攻。此外韩德勤第 52 师担任维护赣江交通和当地"清剿"三个航空队执行侦察和轰炸任务刘和鼎第 56 师归第 6 路军指挥出安远属宁化县、周志群新编第 14 旅出宁化、卢兴邦独立第 32 旅出连城和长汀、张贞第49 师出上杭和武平、香翰屏第 62 师出蕉岭防堵红军向东南转移。
1 方面军仍是第 1、第 3 两个军团人数略有减少约三万余人 经过第一次反“围剿”的锻炼和胜利后的养精蓄锐斗志旺盛。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已为广大军民所认识和接受。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从各方面进行了反“围剿”的准备。按照红 1 方面军总部三月二十三日的命令主力部队由根据地北部边缘的永丰、乐安、宜黄、
南丰以南地区转移到广昌、石城、宁都、瑞金等地进行整顿、训练、筹款和做群众工作。在红军和人民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召开了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少先队的工作会议对这些武装的任务、编制、训练、战术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各游击区以地方武装为骨干领导赤卫军、少先队运用游击战术积极执行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等十项任务配合主力红军歼灭敌人。这些就为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日正式成立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项英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委主席 朱德任军委副主席和红 1 方面军总司令 毛泽东任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和红 1 方面军政治委员。四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党中央派出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并参加中央局的领导工作。这种情况就在中央苏区领导层产生了分歧使第一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受到干扰。对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党中央曾指示"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兵力去击溃敌人的主力"。"红军总司令部在组织决战中采取诱敌深入苏区的策略在当时的阶段中年底及年初是正确的。如果力量对比上利于我们时我们应该扩展向白区的坚决进攻打碎敌人的生力军"。同时还提出 "遇必要时 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
三月中旬至四月中旬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有的又提出分兵退敌的方针对反攻先打哪路敌人问题有的主张先打敌蔡廷锴部也有的主张打朱绍良部。经过反复讨论才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鉴于第 19 路军、第 26 路军和第 6 路军均为最强或较强之敌而第 5 路军的第 43、第 47、第54 师从北方新到第 28、第 77 师在第一次"围剿"中被红军打过对红军有畏惧心理战斗力较弱先打该敌容易取胜。同时我军如由东向西打则受赣江限制而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敌人的下一次"围剿"。因此决定采取由西向东横扫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
先后进至江背洞、龙冈头、富田、水南、严坊、招携、广昌等地。与此同时红军主力秘密转移到退却终点龙冈、上固、东固地区在东固地区为待机歼敌迫敌而居达二十五天。五月十三日敌王金钰所部第 28 师和第 47 师一个旅。开始向富田向东固前进。五月十六日至十七日我军在中洞、九寸岭地区包围歼灭敌第 28 师和第 47 师一个旅的大部。接着向东横扫于五月十九日在白沙歼敌第 43 师大部和第 47 师一个旅的残部余敌逃向永丰。五月二十二日在中村歼灭前来西援的敌第 27 师近一个旅。五月二十七日攻克广昌歼敌第 5 师一部师长胡祖玉受重伤毙命。五月三十一日突袭建宁歼敌第 56 师三个多团。从五月十六 日至三十一日红 1 方面横扫七百余里连打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剿”后乘胜转入进攻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解放了赣东闽西的黎川、南丰、建宁、泰宁、宁化、长汀等广大地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中央根据地。
第三次反“围剿”
着、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南昌就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司令调集二十三个师另三个旅 约三十万人的兵力 准备发动第三次围剿” 。
这次 “围剿”敌人采取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企图先击破红主力捣毁我根据地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敌人组成左右两个集军何应钦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其部署左翼集团军指挥赵观涛第 6 师、罗卓英第11 师、陈诚第 14 师、周浑元 5 师、毛炳文第 8 师、许克祥第 24 师、蒋鼎文第9 师等从南城方面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右翼集团军指挥蔡廷锴第 60 师、戴戟代第 61、韩德勤第 52 师、孙连仲第 25 师、高树勋第 27 师、上官云相第 47 师、郝龄第 54 师等从吉安、永丰、乐安方面深入我根据地"进剿"。另以立煌第 10 师和李延年攻城旅为总预备队策应左右两路军之作战以李杰第23 师、路孝忱第 79 师和骑 1 师等在樟树、宜黄、抚州、南城、黎一带分别担任“清剿”、守备及维护后方任务以公秉藩第 28 师、罗第 77 师和第 12 师马昆第 34 旅等担任拦阻我军西渡赣江任务以张贞第 9 师、刘和鼎第 56 师和周志群新编第 14 旅等在闽粤赣边防堵我军东进第 1 、第 3 、第 4 、第 5 、第 7 等航空队执行侦察、轰炸和运输任务。外还抽调李韫珩第 53 师进入江西准备开吉安待命。
1 方面军仍是第 1 、第3 两军团只有三万人左右还没有得到休息和补充。根据这种情况方面总前委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以一部兵力在地方武装、赤卫、少先队的配合下迟滞敌人前进主力于七月十日前后从闽西地区发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兴国地区适时转入反攻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破敌人的“围剿”。
队路由北向献、由东向西进攻企图压迫我军于赣江东岸而消灭之。在敌压境的情况下方面军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指挥军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向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但正当红军向富田开进际被敌发觉敌第 11、第 14两师先我到达富田。在红军西临赣江东、南、北三面受敌的危急形势下总部决定改取中间突破向东面的莲塘、良村、黄陂方向突进。为隐蔽我军企图造成敌之错觉以红 35 军和红 12 军第 35 师伪装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主力于八月四日晚巧妙地通过鼎文师江背墟和蒋、蔡、韩崇贤之间四十里的空隙地带迅速移到莲塘地区。八月七日在莲塘歼敌第 47 师一个多旅接着在良村敌第 54 师大部八月十一日在黄陂歼敌第 8 师约四个团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
东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接近了我军的集中地 -- 君埠以东地区。这时我以红 12 军欠第 35 师向乐安方向佯动将敌向东北方向引诱主力由敌军之间二十里间隙的大山中秘密越过返回兴国地区集中。待敌发现我军集结地域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整半月而敌已被我拖得疲惫不堪无能为力不得不于九月初开始退却。我军乘敌退却之机进行追击除高兴圩一仗与敌第 60 师、第 61
师打成对峙外于九月七日在老营盘歼敌第 9 师一个旅九月十五日在方石岭全歼敌第 52 师及第 9 师一部又打...
篇六：1932年蒋介石围剿
会史各时期简述（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前）过程第一次反围剿1930年10月，蒋介石纠集10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红一方面军4万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共歼敌1.5万多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过程第二次反围剿1931年2月，国民党当局又调集20万军队，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红军3万人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仍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集中兵力，各个歼灭。在5月中下旬，连续取得五场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过程第三次反围剿1931年7月，蒋介石亲自任总司令，随带英、日、德军事顾问，率兵30万人，依仗重兵，采用“长驱直入”战术，分三路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依然使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前后3个月，歼敌3万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1932年7月，蒋又发动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进攻。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红四方面军数战不利，被迫撤离根据地。与此同时，国民党10万军队还向湘鄂西根据地发动进攻。红三军团在夏曦等人的错误指挥下，伤亡惨重，被迫转移到黔东。
过程第四次反围剿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在周恩来和朱德的指挥下，根据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采取声东击西，大兵团伏击，集中优势兵力，坚决围歼的作战方针，消灭敌人3个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过程第五次反围剿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采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对中央根据地，蒋介石动用50万兵力，分路“围剿”中央红军。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李德等人先推行“军事冒险主义”策略，后在敌人的猖狂进攻面前采取“拼命主义”，最后发展成“逃跑主义”，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开始长征。
广昌、建宁失守第五次反围剿广昌战役，是1934年4月上旬，第五次反“围剿”第三阶段，蒋介石集结11个师兵力，兵分两路向中央苏区重镇门户广昌进攻。广昌战役从4月10日打响至28日凌晨结束，最终红军被迫撤出，广昌失守。广昌失守后，在它的东面，红军还进行了保卫建宁的战斗。这里原来是红一方面军总部的所在地。红军作了坚决抵抗，仍未能抵御住国民党军队开始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日见匮乏，红军坚持内线作战已难以继续下去。国民党军队在攻占广昌、建宁后，气焰更盛。自7月上旬起，以31个师的兵力，从6个方向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发起全面进攻。红军在博古、李德的命令下，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方针，同节节推进的敌军展开阵地战，继续拼消耗。结果，哪一路都无法挡住对方优势兵力的推进。八月底，国民党军队占领广昌以南的重要阵地——驿前。红军的北部防线被突破，东线也被打开缺口，西线和南线日趋困难。
温坊大捷第五次反围剿在四面告急的局势下，李德无计可施，抱病不管。朱德担负起在转移前支撑战争局面的指挥责任。由于李德不再过多地干涉前方战事，使朱德有可能部分地改变消极防御的错误战法，发挥红军打运动战的特长，1934年9月初，在东线取得了温坊大捷。1934年9月1日至3日，在朱德指挥下，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和独立第二十四师相配合，在这里接连打了两仗，给国民党东路军蒋鼎文部的李延年纵队以重创，歼敌40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使红军得到第五次反“围剿”苦战一年以来最大的一次补充，也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打得最好的一仗。
湘江血战第五次反围剿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北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国民党当局在红军西进的道路上布置了四道封锁线。敌人利用宽阔的湘江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前有湘江拦阻，左有广西军，右有河南军，后有中央军和广东军阀穷追不舍，处境万分险恶。1934年11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令中央红军分四路纵队，迅速抢渡湘江，通过敌第四道封锁线。26日，红1、3军团主力迅速前进，先头部队红2、4师各一部于27日在广西的兴安、全州间抢渡湘江，至当日晚，红军已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60华里长的湘江两岸。此时，军委纵队距最近的湘江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如果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赶到。可是，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推行“左”倾错误方针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把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带着笨重的机器，八万多人在山间小道上行进，拥挤不堪，行动迟缓，常常一夜只翻一个山坳。由于山路狭窄，加之后续部队携带着从苏区运出的大量物资，行动迟缓，每天只能走二三十公里，宝贵的机会白白地丧失了。11月29日，敌人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两岸的红军战士，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红军的阻击阵地上，炮弹和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来不及构筑工事的战士们被震昏了，耳鼻出血。装备单一的红军要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战斗的残酷可想而知。但"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口号仍响彻在阵地上空。12月1日，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敌人对我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歼我于半渡中。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是意志的较量。狭路相逢勇者胜。红军将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渡口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手中。至当日17时，我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红军是在国民党湘军和桂军夹击下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5昼夜，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4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红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12月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机关渡过湘江。由长征出发到这时，中央红军从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
篇七：1932年蒋介石围剿
苏区反“围剿” 作战 其他苏区反“围剿” 作战鄂豫皖苏区红军第一、 二、 三、 四次反“围剿”
1930 年 11 月，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重点“围剿” 的同时， 任命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为总指挥， 调集 7 个师又 4 个旅近 10 万人的兵力， 以李鸣钟为鄂豫皖边区“绥靖” 督办， 计划对鄂豫皖苏区包围后分区“清剿” 。
该苏区红 1 军主力， 当时正由罗山潘新店南下作战，于新州一仗， 歼敌 1 个旅部 2 个团， 震动武汉。
12 月上旬， 敌分兵 4路， 南北对进， 东堵西压， 开始向鄂豫皖苏区进攻。
此时， 鄂豫皖苏区组成了以曾中生为书记兼军委主席的鄂豫皖临时特委和临时军委，统一领导反“围剿” 斗争。
以游击队和群众武装对敌展开广泛的阻击和袭扰， 以红军主力击敌弱点， 转变战。
12 月 16 日， 红 15 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 一举攻入河口镇， 歼敌第 44 师一部， 阻止了南进之敌。
12 月底， 红 1 军在东西香火岭地区歼敌 3 个团， 击溃 3 个团。次年 1 月 3 日， 又在商城四姑墩歼敌 1 个团， 从而打破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
1931 年 3 月中旬， 敌人又调集 8 个师另 2 个旅共 12 万兵力， 以“追堵兼施” 的作战方针， 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 。
红 4军决定集中主力求歼深入皖西苏区之敌。
4 月 25 日， 一举攻占独山镇仍全歼守敌 1 个多团， 皖西之敌仓皇退出苏区。
5 月上旬， 敌复入皖西寻找我红军主力作战。
红 4 军迅速西进， 于 5 月 9 日在浒湾重创敌第 53 师 1 个旅， 歼敌近千人。
后又于 5 月 28 日在桃花镇歼敌近 1个营大部， 并在十里铺歼南援敌 1 个多团。
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遂告破产。
1931 年 9 月， 蒋介石积极向鄂豫皖苏区周围增兵， 企图发动第三次“围剿” 。
到 11 月， 集结于鄂豫皖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增加到15 个师。
在此种情况下， 红军进行了积极的反“围剿” 准备。
11 月7 日， 红 4、 红 25 军在黄安（今红安）
县七里坪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
第四方面军。
由于“九一八” 事变爆发而形成的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斗争高涨， 国民党内部矛盾加剧， 敌第三次“围剿” 迟迟不能实施， 仍处于分散守备状态。
针对这一有利时机， 红四方面军从 1931 年 11 月至 1932 年 6 月中旬， 连续发起了黄安、 商潢、 苏家埠、 潢光 4 次进攻战役， 歼敌约 6 万人， 大破国民党军， 使蒋介石准备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的第三次“围剿” 计划胎死腹中。
1932 年 6 月， 由蒋介石亲任总司令的鄂豫皖 3 省“剿匪” 总司令部， 以其所属的中、 右两路军共 26 个师又 6 个， 计 30 万人， 及 3个航空队， 采用“纵深配备， 并列推进， 步步为营， 边进边剿” 的战法， 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 。
此时， 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 积极贯彻王明“左” 倾冒险主义路线， 盲目轻敌， 不作反“围剿” 准备， 而命令红军向平汉路信阳至广水段出击， 围攻麻城， 以实现威逼武汉的计划。
8 月 7 日， 敌军大举向我七里坪为中心的腹地进攻， 红军被迫撤围麻城。
虽在黄安、 七里坪两战歼敌五千， 但未能扭转被动局面。
8 月底， 红军连战不利。9 月底， 主力即向黄安、 麻城地区转移。
10 月 8 日， 抵达黄安城西河口地区。
9 日， 敌第 2、 第 3 纵队等部由东、 南、 北三面逼近。
在此形势下， 张国焘失去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斗争的信心， 于 10 日在黄柴贩召开中央分局紧急会议， 决定红军主力转到外线作战。
12 日， 红四方面军共 2 万余人开始了脱离苏区的战略转移。
此次反“围剿” ，红四方面军和苏区人民进行了英勇斗争， 但终因张国焘战略指导的错误而失败。
湘鄂西苏区红军第一、 二、 三、 四次反“围剿”
1930 年 11 月， 蒋介石调集 6 个师又 7 个旅的兵力， 由第 10 军军长徐源泉指挥， 采取分区围攻、 步步为营的战法， 对湘鄂西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 ， 并把重点放在洪湖地区。
苏区主力红 2 军因当时正在南征， 由于意见不一致， 在长江南岸湘北一带徘徊时， 被敌人突袭， 被迫撤至湘鄂边苏区。
洪湖苏区在中共湘鄂西特委的领导下， 整编了地方部队， 为反
“围剿” 在军事上作了重要准备。
1931 年 1 月中旬， 敌占领长江以北的监利、 沔阳、 潜江地区。
我江左军一部在赤色教导军配合下， 采取伏击、 夜袭等战术不断打击敌人， 使敌人十分恐慌。
同时， 红军一部转到外线开辟新区， 实行内外线结合打击敌人。
在洪湖苏区， 根据地军民顽强抗敌， 使敌疲于奔命， 穷于应付， 只得步步后撤。
红军失去的根据地得到了部分收复。
1931 年 3 月初， 国民党军以洪湖苏区江南地区为重点， 发动了第二次“围剿” 。
中共湘鄂西特委决定将洪湖地区红军分为江南、 江北两路， 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转移至外线打击敌人。
4 月下旬， 红 3军第 9 师及地方武装对江北老新口之敌发起进攻， 歼敌 2 个营， 击溃2 个团。
6 月初， 又向江陵地区之敌进攻， 歼敌 2000 余人， 江北苏区大部收复。
此时， 江右军在江南地区也向敌展开攻势作战， 恢复了东山地区并开辟了洞庭特区。
1931 年 9 月初， 敌以 2 个师又 1 个旅的兵力， 利用洪湖苏区遭受严重水灾之机， 对洪湖苏区的江南地区发动第三次“围剿” ， 重点是华容以东山区。
在这个地区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和红 9 师第 25 团， 在群众支援下，给敌人以打击后， 突围转至江北。
不久， 第 25 团会同原江南游击队渡江进入东山。
经过艰苦的斗争， 至年底， 江南苏区逐步得到恢复。
1932 年 6 月， 鄂豫皖 3 省“剿匪” 总司令蒋介石， 令其左路军总指挥徐源泉率 10 余万人， 采取“步步为营， 稳打稳进” 的作战方针， 组织对湘鄂西苏区的第四“围剿” 。
对此， 红 3 军决定进到襄河以北实施进攻作战。
7 月初， 围攻京山， 7 月中旬， 敌军进攻， 红军撤围京山， 下旬西渡襄河。
8 月 13 日， 攻沙市不克。
敌军遂占领襄北。
8 月中旬， 夏唆决定红 3 军主力进入襄北打击敌人， 红 7 师和地方武装固守洪湖地区。
红 7 师等部在府场、 杨林等地依托阵地防御作战中， 伤亡很大。
9 月上旬， 撤离洪湖中心区， 转至襄北。
红 3 军主力在敌后与敌 8 个团周旋 10 余天， 未能找到歼敌机会， 于 9 月中旬进至京山地区。
至此， 湘鄂西苏区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 。
10 月， 红军退出洪湖苏区转到鄂北大洪山地区， 洪湖苏区完全
丧失。
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
1934 年冬， 红军第 2、 第 6 军团发动的湘西攻势， 震撼了湘鄂两省国民党的统治。
国民党军以 11 个师又 4 个旅约 11 万人的兵力， 组织对湘鄂川黔苏区的“围剿” 。
次年 2 月初开始进攻， 连陷大庸、桑植、 永顺。
4 月 12、 16 日， 红 2、 红 6 军团向北转移中， 于陈家河、桃子溪两战歼敌第 172 旅和第 58 师师部及第 174 旅大部， 并收复桑植县城。
4 月下旬攻占江址， 一部前出慈利城北。
6 月， 向鄂西地区发起攻势。
14 日， 在忠堡以东全歼第 41 师师部和第 121 旅。
8 月 3日， 在板栗园全歼第 85 师师部另 2 个团又 1 个营。
至此， 粉碎了敌军的“围剿” 。
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 ， 钳制了湘鄂两省的大量国民党军，
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红 49 军的长征。
陕甘苏区反“围剿”
1934 年 2 月， 敌对陕甘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 。
陕甘红 26 军第 42 师， 转至外线打击敌人， 经三道川、 西华池等 30 余次战斗， 歼敌 3000 余人， 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
3 月， 敌对陕北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 。
陕北游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 后又会同陕甘红 42师， 经与敌多次战斗， 至 8 月底打破了“围剿” 。
从 1934 年 10 月起，蒋介石调集 4 万余兵力， 准备对陕北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 。
1935年 4 月， 敌全面发起进攻。
红军在刘志丹、 高岗的领导下， 经两个多月作战， 歼敌 3000 人， 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 陕甘边和陕北苏区连成一片。
敌第二次“围剿” 失败后， 蒋介石又调集 10 万余兵力， 于 1935年 7 月， 组织第三次“围剿” 。
8 月， 红 26、 红 27 军和陕北游击队，在吴堡县歼敌 1 个多团。
9 月中旬， 红 26、 红 27 军同长征到达陕甘苏区的红 25 军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 15 军团。
10 月， 在劳山、 榆林桥地区歼敌 1 个师大部及 1 个团。
11 月初， 红 15 军团编入长征到
达陕甘苏区的红一方面军。
接着， 在毛泽东、 周恩来、 彭德怀指挥下，于直罗镇、 张家湾地区大胜敌军， 歼敌 1 个师另 1 个团， 俘 5300 余人。
至此， 彻底粉碎了敌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 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湘赣、 湘鄂赣、 闽浙赣苏区红军反“围剿”
从 1930 年 11 月至 1934 年 8 月， 国民党军在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 的同时， 也对邻近苏区发起了多次“清剿” 和“围剿” 。
这些苏区的红军， 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 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多次给“围剿”之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
1933 年 9 月， 敌军在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 的同时， 对湘赣、 湘鄂赣、 闽浙赣苏区也发动了“围剿” 。这些地区的红军， 形势艰险， 又执行了王明“左” 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 因此， 大部受到严重损失。
湘赣苏区红 6 军团战斗失利后， 于 1934 年 8 月撤出湘赣苏区向湘中转移， 开始西征。
湘鄂赣苏区红军主力红 16 军于 1934 年 6、 7 月间在宜丰、 奉新边境地区被围， 大部壮烈牺牲， 小部红军分散坚持游击战争。
湘鄂赣苏区被国民党军占领。
闽浙赣苏区主力红 10 军， 在反“围剿” 前期， 采取灵活机动战术， 取得了数次战斗的胜利。
以后执行错误的军事战略， 付出了很大代价， 根据地越来越小。
1934 年 11 月， 红 10 军与北上抗日先遣队（即红 7 军团）
合编为红 10 军团。
奉命转到外线作战， 创建浙皖边新苏区。
红 10 军团走后， 闽浙赣苏区被国民党军占领， 苏区变为游击区。
篇八：1932年蒋介石围剿
在米夫支持下迫使中共中央于1931年1月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1931年到1934年间王明等人掌握了 中共中央领导权，王明等人掌握了 中共中央领导权，王 明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推行教条主义、“左” 倾冒险主义， 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到严重危害。
1935年1月遵义会议批评了 这种错误， 结束了 他们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博古生于1908年。
17岁时， 参加了 中国共产党。
1926年被派去苏联。
1930年博古回国， 扶助王明担任领导， 1931年， 博古在六届四中全会当选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他深受王明路线影响委， 他深受王明路线影响， 负责上海临时中央的领导。
1933年初迁到瑞金， 对中央苏区的影响更大。
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 因盲目听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的指挥， 使红军伤亡惨重， 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负责博古
李德， 德国人， 1932年， 实际部队经验只为伍长的李德作为共产国际派遣的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来到中国。
1934年5李 德月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三人团的成员之一（另两位是博古和周恩来）
， 指挥了 第五次反围剿。1935年1月遵义会议时被剥夺领导权。
１ ９ ３ ３ 年９ 月底， 蒋介石集中一百万兵力， 自任总司令， 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 。
其中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有５ ０万人。
这次“围剿” ， 敌人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方针。
此时， 毛泽东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 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反“围剿” 战争。~ ~他们反对“诱敌深入” ， 命令红军全线出击， 企图实现“御敌于国门之外” ， 结果使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 陷于被动地位。
~４ 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
“左” 倾错误领导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 调集红军主力同敌人“决战” 。
经过１ ８ 天的血战，部队遭受重大伤亡， 广昌失守。
７ 月， 在敌人新的进攻面前， 又兵分六路，全线防御。
１ ０ 月初， 兴国、 宁都、 石城一线相继失陷， 使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围剿” 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 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第五次围剿中， 国民党采用了著名的碉堡战术对付红军。国军分析前四次围剿的失败作战教训,决心使用自身的优势瓦解红军运动战的优势.国军采用步步推进的战略,主力从苏区四面合围过来.和以往不同的是,他们不急于推进,而是走一步就修建一个碉堡。这下就击中了红军的要害.这下就击中了红军的要害.众所周知, 十分骁勇善战. 但是,红军只是一支装备轻武器的作战部队, 红军缺乏攻打阵地战的能力！国军使用稳步推进的碉堡战术, 最大程度上削弱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优势,迫使红军到一个他们几乎没有武器和准备的战场作战.随着碉堡战术的逐步进展,到了第五次围剿的中期,国军的碉堡从七个方向深入苏区腹地.红军可以做运动战的广阔区域几乎荡然无存.双方从兵力和装备上也有相当大的差距!红军又无法发挥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优势!这样， 红军失败的结局实在是难以避免.
中央苏区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军队大约比例结果第一次10多万4万多2.5：
1中共胜利第二次20万3万多7：
1中共胜利第三次30万3万多10：
1中共胜利第四次30多万7万多4：
1中共胜利第五次50万8万多6：
1中共失败
①实际上的敌强我弱②战略上不切实际③进攻中的冒险主义④防御中的保守主义
在红军的多次反“围剿” 中， 第五次反“围剿” 历经时间最长， 红军损失最大， 教训最深刻。
总之，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湘江之战的失败，给中国共产党、 中国工农红军、 中国革命几乎造成灭顶之灾， 说是一场给中国共产党、 中国工农红军、 中国革命几乎造成灭顶之灾， 说是场“浩劫” 。
此次反围剿， 持续1年之久， 中央苏区军民全力以赴， 为保卫苏区， 进行了 艰苦卓绝的斗争， 付出了 巨大代价， 给予国民党军大量杀伤。但由于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 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 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 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 被迫进行长征。
篇九：1932年蒋介石围剿
反“围剿” 失败原因探析 中共正史一般称之为“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战争”， 具体断代如下：一、 1930 年 10 月， 蒋介石纠集 10 万兵力， 采取“长驱直入， 分进合击” 的战术， 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
红一方面军 4 万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 采取“诱敌深入” 的作战方针， 共歼敌 1. 5 万多人， 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二、 1931 年 2 月， 国民党当局又调集 20 万军队， 采取“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 的战术， 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
红军 3 万人在毛泽东的指挥下， 仍坚持“诱敌深入” 的方针， 集中兵力， 各个歼灭。
在 5 月中下旬， 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三、 1931 年 7 月， 蒋介石亲自任总司令， 随带英、 日、 德军事顾问， 率兵 30 万人， 依仗重兵， 采用“长驱直入” 战术， 分三路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
红军“避敌主力， 打其虚弱”， 前后 3 个月， 歼敌 3 万人， 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四、 1932 年底， 国民党调集 30 个师的兵力， 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在周恩来和朱德的指挥下， 根据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 集中优势兵力， 坚决围歼的作战方针， 消灭敌人 3 个师， 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 的胜利。
五、 1933 年 10 月， 蒋介石调集 100 万军队、 200 多架飞机， 采用“三分军事， 七分政治” 的方针， 发动了第五次“围剿”。
李德等人先推行“军事冒险主义” 策略， 后在敌人的进攻面前采取“拼命主义”， 最后发展成“逃跑主义”， 导致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突围转移， 开始长征。
国民党方面的军事史， 发现他们对于这 4 年的围剿战争的断代不是 5 次， 而是 4 次， 具体历程简介如下：
一、 1930 年中原大战后围剿开始， 国军克复铜鼓， 但后来 18 师中伏覆没， 师长殉难。
二、 1931 年 2 月， 军政部长何应钦率领 3 个师进军， 但对付红军的游击战全无效果； 6 月，蒋介石赴赣指导， 遂克复铜鼓， 止兵； 9 月恢复进军， 克复会昌、 瑞金， 但“九一八” 猝然而至， 国军退兵； 12 月蒋介石下野。
三、 1932 年 3 月蒋介石任军委委员长， 4 月设汉口总部， 击溃金寨红军； 国府提出“三分军事、 七分政治” 方略， 组织地方民团、 五县联防； 1933 年 1 月， 陈诚 18 路军和孙连仲 26 路军发动进攻； 3 月， 蒋介石赴热河指挥抗日， 围剿的 18 路军被击败； 4 月， 蒋回南昌， 阻止红军攻势、 制订作战计划， 时红军以至 50 万人； 10 月国军总攻， 逼迫苏维埃政府首都从瑞金迁至会昌； 11 月， 19 路军福建兵变， 围剿暂停。
四、 1934 年 2 月， 湖北红军崩溃； 国军组织兵员 30 万人、 飞机 150 架， 于 6 月对中央苏区发动总攻， 10 月红军彻底溃败， 开始转移 10 万主力； 12 月 3 日， 5 万南昌市民游行庆贺，江西围剿正式结束。
1933 年—1934 年，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 红军经过一年奋战， 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 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 开始进行长征。
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 和当时“左”倾中央实行的军事政策有直接关系， 这一点， 已为历史学界广泛注意， 本文不予赘述。
作为一场跨时一年， 交战双方拥有各自疆界、 政权和社会组织具有总体战性质的战争， 导致战争成败的因素当然不仅仅在某一方面， 而应有着十分复杂的内容。
本文试对以往研究中未充分得到重视的因素作一初步探索。
[1] 一 国民党方面的作战准备和作战方针 第四次“围剿” 失败后， 经过短暂休整， 蒋介石开始准备第五次“围剿”。
1933 年 7 月， 蒋在江西庐山开办陆军军官训练团， 分期分批训练中级以上军官。
训练“惟一的目的， 就是要消灭赤匪， 所以一切的设施， 皆要以赤匪为对象”。
[2]对应其“从前剿匪剿不了， 并不是我们武力不够， 而是我们精神不良” [3]的认识， 训练团特别注重战斗、 团结精神的教育。
训练结果， 按蒋自己的说法：“因为时间过于短促， 对于学术科没有多大的进步， 但是各人的精神
思想， 和所表现的仪容、 态度、 动作， 比两星期以前， 完全不同了。” [4]同时， 干部集中、朝夕相处对来自各地方、 各派别的军官“把眼前畛域派别的观念， 和频年交相火并的宿怨前隙， 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灭” [5]， 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以红军作为假想敌， 郑重其事地开办庐山训练， 反映蒋介石对再一次与红军作战的充分重视，如他所说：“此次剿匪， 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 不可以大意轻易出之。” [6]这和第一、 二次“围剿” 时视红军为“地方事件” [7]， 仅出动一些杂牌部队有重大差异。
吸取前几次 “围剿”失败的教训， 蒋将新一次
“围剿” 定位为军事、 政治、 经济、 社会的总体战。
基本原则为“三分军事， 七分政治”：
即“用三分的力量作战， 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行作战区的政治” [8]，
“一方面要发挥军事的力量， 来摧毁土匪的武力； 一方面要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 消极地来摧毁土匪所有的组织， 及在民众中一切潜势力” [9]。
秉着总体战的思路， 国民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治、 经济、 社会政策， 严密统治、 收揽人心， 其中， 对苏区最具威胁的是封锁政策。通过实行严密的经济、 交通和邮电封锁， 严禁粮秣、 食盐、 工业品和原材料等物资流入苏区，断绝其与外界的联系， 蒋介石判断：“匪区数年以来， 农村受长期之扰乱， 人民无喘息之余地，实已十室九空， 倘再予以严密封锁， 使其交通物质， 两相断绝， 则内无生产， 外无接济， 既不得活动， 又不能鼠窜， 困守一隅， 束手待毙。” [10]用心既狠且辣。
对应着对中共力量认识的变化， 蒋介石的战略方针也一改前几次“围剿” 常犯的急躁冒进错误， 强调稳扎稳打， 层层推进。
总的作战指导方针是“不先找匪之主力， 应以占领匪必争之要地为目的” [11]， 即以严密的工事和碉堡层层推进， 通过缓慢但有效的占领方式， 压缩红军作战区域， 限制红军活动空间， 迫使红军进行真面目的主力决战。
这一战术的核心就是逼迫红军进行打资源、 拼消耗、 比人力的持久战， 而在这三项因素中， 国民党都占有着绝对优势。
国民党军主攻部队第三路军作战方针明确规定：“本路军以消耗战之目的， 采断绝赤区脉络、 限制匪之流窜、 打破其游击战术、 封锁围进之策略……本战术取守势战略取攻势之原则，步步为营， 处处筑碉， 匪来我守， 匪去我进。” [12]蒋介石采取稳健持久的作战方针， 实际也是出于对红军灵活机动战术及坚强战斗精神的惧怕和无奈， 如他所说， 红军 “总是以迂为直，攻我不备， 避实击虚， 蹈瑕抵隙， 他只要晓得我们哪一点力量单弱， 哪一处防备不周， 不管有几远距离， 也不管是如何艰险的道路， 就是集结主力来突破一点， 或先派小的部队钻进来到处扰乱我们， 以牵制我们主力作战， 这就是他们的智谋， 而‘超巅越绝， 不畏险阻， 耐饥忍渴， 不避艰难’ 就是土匪唯一的惯技。” [13]在以快对快、 以巧对巧的能力对抗中无法占据优势时， 退而避敌锋芒， 利用自身资源和人力优势一步步压迫对手， 通过“逐渐消灭匪军的实力与资财” [14] 达到战胜的目的， 是其无奈却不失明智的选择。
为此， 蒋明确告诉部下：“土匪用种种巧妙的方法来骚扰我们， 我们只有先集结兵力， 坚筑工事， 用一个呆笨方法自己固守起来！
以后再找好的机会来消灭他！
土匪用声东击西， 摇旗呐喊， 以及种种虚声恫吓装模作样的巧妙方法来骚扰我们耳目， 打击我们的精神， 从而讨取便宜， 我们只有一概不管，自己实实在在准备自己的实力， 强固自己的工事， 拿我们一切实在的东西， 来对付土匪一切虚伪的花样， 这就是所谓
‘以拙制巧， 以实击虚’。” [15]应该说， 蒋采取的这一战略战术理论上并无过人之处， 他本人也承认简直就是十八、 十九世纪的古老战术[16]， 但正如他所判断的：“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
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 则不到一年， 可以完全占领匪区” [17]。
战斗毕竟是以战胜为目的， 由于国民党掌握着物质和人力资源的绝对优势， 加上内外环境给了其从容展开的时间， 稳扎稳打， 步步推进， 虽然拙笨， 但却最有成算。
为全力限制红军机动， 尽力压缩红军的活动空间， 使红军擅长的机动作战方式难以发挥， 除进军时注意稳扎稳打外， 国民党军大量构筑碉堡， 对红军活动区域实施封锁并截断红军的活动路线。
蒋介石对碉堡建设十分重视， 强调：
“清剿各部到处以修碉筑堡为惟一要务” [18]，
硬性规定“每星期一连必须添筑一个以上之碉堡” [19]。
初期， 国民党军有些部队对构筑碉堡执行不力， 1933 年 11 月中旬， 红一军团为策应三军团发动的浒湾攻击战， 北上突破国民党军在见贤桥、 永兴桥一带构筑的松散碉堡线， 令蒋介石为之震动。
他连电前方， 要求改进碉堡配置， 增加密度：“封锁碉堡群之间隔， 不得过二里以上” [20]， 同时指示加强碉堡群之构筑， 形成重叠立体配置和相互间的有效火力配合。
蒋严厉警告， 如构筑碉堡 “再因循玩忽，查出定以军法从事， 决不姑宽” [21]。
在蒋一再督促下， 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 期间的作战和推进始终与堡垒修筑同步， 到 1934 年 4 月， 仅在江西构筑各种碉堡 5300 余座[22]， 福建 573 座
[23]。
“围剿”终时， 其主攻部队北路军第三路军构筑碉堡 4244 座[24]， 第六路军 922 座[25]，为沟通碉群修筑公路 5000 余公里。
大量的碉堡及其通连公路组成严密的封锁网， 既可弥补国民党军战斗精神的不足， 同时又针对着红军缺少重武器、 难以攻坚的弱点， 强己抑彼， 一箭双雕， 对红军机动作战造成相当困难。
反“围剿” 初期的硝石战役中， 红军集中一、 三、 五、七四军团 7 个师部队进攻硝石， 期望打破敌军“围剿” 兵力部署， 但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回忆，由于“当时黎川驻敌三、 四个师， 南城、 南丰各约三个师， 硝石在这三点之间， 各隔三、 四十里， 处在敌军堡垒群之中心。
我转入敌堡垒群纵深之中， 完全失去机动余地， 几乎被敌歼灭。” [26]国民党方面战后总结该战役获胜主要原因也即“工事坚强” [27]。
林彪对碉堡战术也有很深印象：
“敌人每到一地， 他立即进行筑垒， 以立定脚跟， 接着构筑联络堡、 封锁线、马路， 以取得别的联络与策应……在前进中如遇到我军稍有力或有力的阻滞时， 他立即停止向预定的目标前进， 而进行筑堡， 与防御的战斗。”“这些方法， 都是着眼于使红军在政治军事上的优越条件困难充分运用， 而使他自己在物质上兵器的优点能极力发扬。” [28] 持久消耗、 碉堡战术， 核心是稳中求进， 这一方针蒋介石在具体指挥作战时坚决予以贯彻。“围剿” 初期， 红军曾集中主力部队出击赣东资溪桥、 硝石一带， 以红五军团牵动敌人， 红一、 三军团准备在敌被牵动时实施突击， 这是红军擅长的一贯打法。
但国民党军根据蒋的战略安排，“十分谨慎， 步步为营， 稳扎稳进， 很少出击” [29]， 结果红军既未能牵动敌人， 投入攻坚战后又无成算， 不得不撤出战场。
广昌战役初期， 蒋介石明确指示陈诚：“我中路军主力不必求急进， 只要固守现地， 作成持久之局， 以求薛、 汤两路之发展， 则匪经此战必崩溃更速， 不必心急也。” [30]在进攻已有进展时， 他又一再指示部队应继续辅之以碉堡和公路线之推进，“进展不必过急” [31]，“总须稳扎稳打为要” [32]。
1934 年 9 月， 整个“围剿” 战局已有尘埃落定之势时， 蒋接获前方进军计划后， 仍强调部队“不宜单独……进展， 应令会同各纵队前进， 免为匪乘” [33]；“仍宜注意集结， 勿过分分散” [34]。
蒋的这一方针和他惯常指挥作战时
“看地图是越看越近” [35]的做法有很大差异， 体现出他对此次“围剿” 作战极端慎重、 务求必胜的态度。
在总体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 承认自身与红军战斗精神和战斗能力的差距， 将自己客观地摆到弱势地位， 以拼红军的姿态确定战略战术方针并指挥作战， 这对心高气傲的蒋介石虽然不一定那么情愿， 但却是他摆脱前几次“围剿” 被动局面， 在双方战略对抗中抢得先机的关键一步。
当然， 战争过程中具体战术执行不会一成不变， 国民党军在稳中求进总方针下也不是一味保守。
1934 年 3 月， 国民党军第三路军集中 11 个师部队准备向广昌挺进， 红军窥破对方意图后， 集中主力部队“有在白舍、 三坑、 三溪之线与敌决战之决心” [36]， 以五、 九军团在外围佯攻， 牵制对方兵力， 一、 三军团大胆插向国民党军右后方， 准备侧击其阵地右翼， 断敌后方， 在敌混乱中伺机歼敌。
此时国民党军刚刚完成战略展开， 6 个师的主攻部队集中在南丰以南方圆
20 公里左右区域内， 声气相通， 配合便捷。
在红军全线攻击下， 顽强固守， 同时积极准备利用兵力集中优势， 全线发动反扑。
蒋介石致电前方， 同意陈诚主动出击计划， 指示对红军要
“相机猛击其侧背……设法歼灭之” [37]。
13 日， 在红一、 三军团深入敌后向国民党军后方部队发起进攻时， 国民党军各部全线反击，
“一时战事骤转激烈， 各阵地炮火之猛为剿匪以来所未有” [38]。
红军由于部队深入， 处在国民党军环形阵线之中， 骤遇反击， 准备不足， 迅遭失利。
国民党方面战史后来总结此役：“匪军常集中其大部， 对我一点， 施行猛烈攻击， 以求其突破或包围之成功。
此种时机， 匪军弱点， 即在处处不能对我主攻， 故处处均感虚薄。
此次匪以伪一三军团主力， 猛攻我杨梅寨夏师阵地时， 我全线不顾一切， 果敢出击， 致使匪虚弱部分， 均被我击破， 其主攻部分，亦被我截断， 全线遂不能不总崩溃。”[39]陈诚的这一反击和跃进战术给林彪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当时数次谈到， 国民党军“前进的距离和速度， 是随着群众条件， 随着对我主力行踪的了解， 随着他本身兵力的大...
篇十：1932年蒋介石围剿
在米夫支持下迫使中共中央于1931年1月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1931年到1934年间王明等人掌握了 中共中央领导权，王明等人掌握了 中共中央领导权，王 明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推行教条主义、“左” 倾冒险主义， 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到严重危害。
1935年1月遵义会议批评了 这种错误， 结束了 他们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博古生于1908年。
17岁时， 参加了 中国共产党。
1926年被派去苏联。
1930年博古回国， 扶助王明担任领导， 1931年， 博古在六届四中全会当选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他深受王明路线影响委， 他深受王明路线影响， 负责上海临时中央的领导。
1933年初迁到瑞金， 对中央苏区的影响更大。
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 因盲目听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的指挥， 使红军伤亡惨重， 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负责博古
李德， 德国人， 1932年， 实际部队经验只为伍长的李德作为共产国际派遣的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来到中国。
1934年5李 德月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三人团的成员之一（另两位是博古和周恩来）
， 指挥了 第五次反围剿。1935年1月遵义会议时被剥夺领导权。
１ ９ ３ ３ 年９ 月底， 蒋介石集中一百万兵力， 自任总司令， 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 。
其中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有５ ０万人。
这次“围剿” ， 敌人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方针。
此时， 毛泽东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 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反“围剿” 战争。~ ~他们反对“诱敌深入” ， 命令红军全线出击， 企图实现“御敌于国门之外” ， 结果使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 陷于被动地位。
~４ 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
“左” 倾错误领导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 调集红军主力同敌人“决战” 。
经过１ ８ 天的血战，部队遭受重大伤亡， 广昌失守。
７ 月， 在敌人新的进攻面前， 又兵分六路，全线防御。
１ ０ 月初， 兴国、 宁都、 石城一线相继失陷， 使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围剿” 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 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第五次围剿中， 国民党采用了著名的碉堡战术对付红军。国军分析前四次围剿的失败作战教训,决心使用自身的优势瓦解红军运动战的优势.国军采用步步推进的战略,主力从苏区四面合围过来.和以往不同的是,他们不急于推进,而是走一步就修建一个碉堡。这下就击中了红军的要害.这下就击中了红军的要害.众所周知, 十分骁勇善战. 但是,红军只是一支装备轻武器的作战部队, 红军缺乏攻打阵地战的能力！国军使用稳步推进的碉堡战术, 最大程度上削弱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优势,迫使红军到一个他们几乎没有武器和准备的战场作战.随着碉堡战术的逐步进展,到了第五次围剿的中期,国军的碉堡从七个方向深入苏区腹地.红军可以做运动战的广阔区域几乎荡然无存.双方从兵力和装备上也有相当大的差距!红军又无法发挥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优势!这样， 红军失败的结局实在是难以避免.
中央苏区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军队大约比例结果第一次10多万4万多2.5：
1中共胜利第二次20万3万多7：
1中共胜利第三次30万3万多10：
1中共胜利第四次30多万7万多4：
1中共胜利第五次50万8万多6：
1中共失败
①实际上的敌强我弱②战略上不切实际③进攻中的冒险主义④防御中的保守主义
在红军的多次反“围剿” 中， 第五次反“围剿” 历经时间最长， 红军损失最大， 教训最深刻。
总之，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湘江之战的失败，给中国共产党、 中国工农红军、 中国革命几乎造成灭顶之灾， 说是一场给中国共产党、 中国工农红军、 中国革命几乎造成灭顶之灾， 说是场“浩劫” 。
此次反围剿， 持续1年之久， 中央苏区军民全力以赴， 为保卫苏区， 进行了 艰苦卓绝的斗争， 付出了 巨大代价， 给予国民党军大量杀伤。但由于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 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 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 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 被迫进行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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