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概述论文1 由于第一次对我国新闻传播学书籍进行年度概述，这里先把我国新闻传播学书籍的出版情况做一简单回顾。 *以后至，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出版的关于新闻工作的书籍只有百来本，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度中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概述论文,菁选3篇,供大家参考。
中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概述论文1
由于第一次对我国新闻传播学书籍进行年度概述，这里先把我国新闻传播学书籍的出版情况做一简单回顾。
*以后至，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出版的关于新闻工作的书籍只有百来本，而且没有一本学术专著。1982年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是我国*后出版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此后我国出版的新闻传播学著作日渐增多。1991年，各种关于新闻和传播的书籍超过了1000本。最近的十年，出版的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1500本以上（根据*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资料室和*新闻年鉴的粗略估计）。如果说80年代是我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的准备年代，那么9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两年，无论这数量和质量方面，与自身相比都是最辉煌的年代。最近的十几年，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籍出版的特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各类新闻传播学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体系。80年代，我国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统教材。90年代的情况大大改观，各个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陆续组织写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点的各种专业教材。到世纪之交，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则全套更新和增补新的面向新世纪的系列教材，北京广播学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专业教材。
现在的问题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质量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垃圾；内容重复现象较为普遍，相互抄，车轱轳话来回说。关于网络的教材，显然为了抢时间，更为粗糙，相当多的这类书籍停留在描述现象和想象的理论层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质量和在一定时期稳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写作和出版的要务。
二，大量传播学译著在世纪之交的几年内成批推出。这对于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这类译著中有世界信息与传播的综述性著作，也有传播学研究的概述性著作，还有一些专题研究的著作，例如组织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形态、媒介与大众文化、电视批评、媒介伦理等等。（参见我在《新闻与信息传播》2001年夏季号的概述文章《直面当今传播学研究----最近两年我国传播学译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从赢利角度考虑较多，现在出版的传播学书籍多数为教材，有的出版社选择的层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传播学读物。这给国内某些本来就对传播学有“阶级”成见的人留下印象：传播学就是这么个层次和水*。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尤其是传播学经典著作很少，最近几年的新著更少。经典中唯有麦克卢汉的著作出版了好几种，但他毕竟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译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组织翻译出版中。
译著的翻译目前也存在问题，如果是普及性读物，由于语言和内容较为简单，可以考虑组织研究生集体翻译，但是学术专著若由一拨学生每人分上一章一节翻译，在短期内出笼，差错较多，后患无穷。已出版的译著中有一些翻译质量过差，甚至到了无法读懂的地步。
三，国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依然不多。尽管出版的新闻和传播学方面的书籍越来越多，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浮躁使得可以列为研究性专著的书是有限的。相当多的书，包括一些教材，不要说学术结构，就是话语也是非学术的，或政治套话，或新闻报道式语言，用这样的话语体系论证学术，可以想象是些什么东西：现象性的描述内容多于论证，摆出问题（有时很生动）但没有能力说明问题；论证逻辑贫乏，诸如“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区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类。
四，出版新闻传播学的“套书”呈现为一种趋势。这种出版现象有商业包装和赢利的目的，但也不能轻易说都没有意义。如果学术研究的条件成熟，这种推出的方式对于学术研究有一定推动作用。近几年传播学译著的推出，大多采用了这种出版的方式，教材也采用了这种方式。但是研究性的专著，不宜采用这种批量推出的方式，因为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是工业流程式的。
现在从已出版的套书看，同一套教材，质量高低差距较大。有的较高，有的明显地差。特别是网络丛书，尚没有一套提得起来。“２０世纪*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总体水*较高，但也有的相对不高。“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研究水*有限，但有资料价值。“南京大学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有几本涉及传播学的，尚有水*。“清华传播译丛”中有几本的水*也行。有的丛书以“最新”或“高级”冠名，但内容不新，也谈不上高级。
五，新闻记者的个人文集越来越多。现在只要有钱，出书不像以前那样难了，难的是写不出那么多好东西。最省力的就是将自己历年发表的新闻稿件合集出版。由于新闻作品的时效特点，相当多的这类文集只有个人收藏价值，并无社会价值。有的新闻传播学教师和研究者也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有些是有水*的，但似乎水*不高的居多。这类文集在已出版的书中所占比例不小。出版是自由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让市场来调节吧。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出版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与过去相比，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也有令人忧虑的地方，即其中搀水的较多，书籍的内容质量（现在的装帧质量一本赛一本）成为影响新闻传播学外部形象的一个问题。
中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概述论文2
美国的电视节目具有一种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的能力，或许这就是传播学批评学派常说的“文化帝国主义”吧。在美国电视节目的包围中，被浸淫了这么多年的观众，对此似乎已经无所谓了，以致很少有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来解释纷繁复杂的世界文化背景中美国电视节目何以取得这样的成功。
《达拉斯》是一部在20世纪80年代征服了全世界的美国电视连续剧。从美国到以色列， 从南非到澳大利亚，不同角落的人们聚集在电视机前一起追随尤因家族的传奇。它在90多个国家获得成功，而仅在少数几个国家遭到失败。那么不同地方的观众是如何理解这部电视剧的？会激起相同的卷入和反应吗？两位以色列的传播学专家，泰玛利贝斯和埃利胡卡茈，在他们的这部专著回答了这些问题。
这本著作其实是两位学者研究经历的一份记录。他们选择的途径，是观察和研究这部电视剧在不同民族家庭中的接受情况。具体的研究对象是以色列的特殊亚文化群体， 包括以色列*人、摩洛哥犹太人、从俄罗斯来的新移民，以及具有西方血统的老资格的以色列聚居区居民。他们从每个亚文化群体中选取10个“焦点组”作为代表， 每个小组由三对夫妇组成（相互之间都是朋友或亲戚，并且具有相近的年龄和接受教育的程度）。成员们一起观看一集《达拉斯》，然后复述剧情，逐渐进入“引导式讨论” 。为了进行更加全面的比较，作者们还对美国人和日本人（这个节目在日本只存活了几个月）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调查。书中详细阐述了研究的设计，描绘了各种文化群体对访谈环境特有的反应。介绍了其中一个摩洛哥人小组的讨论草案，用具体例子来说明访谈过程中对话交流的丰富与自然。
中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概述论文3
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各领域的语言学转向引人注目，语言的变化，作为社会变化和文化变化的重要表征，开始在社会各领域受到关注。致力于批判语言分析的英国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注意到语言分析在各学科中的两个走向：一方面是语言研究范围中各种分析语言方法，一方面是与社会语言相关的社会和政治思想。遗憾的是，这两者的综合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使语言与社会的相互建构关系不能得到有效地揭示。1993年出版的他的话语分析代表作《话语与社会变迁》，力求将话语分析和社会理论结合起来，发展一种既能研究语言变化，又能研究社会和文化变化的多向度话语分析方法。
2003年*新闻传播书籍出版概述
作者在导言中开宗明义地介绍了他开创的多向度的话语分析方法，他认为，任何“话语事件”都可以被同时看作一个文本，一个话语实践的实例，一个社会实践的实例，因此，话语分析可以在三个向度上进行：文本向度，关注文本的语言分析；话语实践向度，说明文本生产过程和解释过程的性质；社会实践向度，倾向于关注社会分析方面的问题。
诺曼的这种方法，基于对前人话语分析成果的综合梳理。他既吸取了语言学对话语文本本身和话语生产过程及解释过程的研究方法，又采纳了福柯对话语在社会意识上建构属性的观点。同时，他指出福柯在固化的权力结构中探讨话语的政治性的研究缺陷，认为*的动态过程应在话语实践中具体分析。
话语与社会存在一种辩证关系，一方面话语被社会结构所构成，并受到社会结构的限制，另一方面话语又有助于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建构，有助于改变社会；同时，话语实践作为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又是一种政治实践，建立、维护和改变权力关系及权力关系实体，这是作者论证的基础性观点。在三向度分析框架中，文本分析主要侧重词汇、语法、连贯性和文本结构来进行。话语实践作为中间向度，将文本分析和社会实践联系了起来，侧重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所有这些过程都关联到经济、政治和制度背景，文本的生产和解释建立在内化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习俗基础上的。社会实践的话语分析则将话语置于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中，揭示意识形态和霸权以各种方式对话语的介入，和话语对意识形态和霸权的维护、批判和重构作用。
给出话语分析的大体框架后，“互文性”成为“特别有成效”的分析重点。在话语实践研究方面，互文性被列为专章论述，“互文性”是文本的一种属性，它描述文本与文本间、文本与话语习俗间的相互建构关系。作者认为，互文性非常有助于对语言变化的研究。互文性是对历史性文本的继承和改造、创新过程，它受到霸权环境的限制，并体现为一种形式的霸权斗争。互文性存在于生产、分配和消费三个环节中，生产环节的互文性体现文本的历史性，分配环节的互文性涉及不同话语类型的转换，这种转化过程往往体现着隐性的权力关系。消费环节的互文性，强调了消费者带入解释过程的文本对解释的建构作用。可以说，作者对互文性的概念的深化，更为透彻地揭示了文本与社会环境的深层互动关系。
为了详细阐述文本分析的不同方面，诺曼大量采用了医生与病人、教师与学生的谈话实例、以及媒体的报道，从互动控制、阐释、情态、礼貌、普遍特质、关联词与论证、及物性与主题、语词意义、语词表达、隐喻等角度，分析文本中哪些细致的技巧和策略，以怎样的方式建构了话语主体与社会现实，并导致了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的无形介入。
本书的结尾，综合前文，提供了话语分析的具体指南，这对于从事话语分析的读者，具有直接的参考价值。在谈到当代社会话语变化的民主化、商业化、技术化趋势时，作者也表现了他的忧虑：那些用于重新设计话语实践的“话语技术”，有可能被有权力、有资源、有金钱的人所窃用。他预见到，话语分析者面临着“紧迫”的悖论：一方面，他们揭示话语实践的复杂社会和霸权结构，另一方面，“像许多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一样，话语分析者日益面临着被整合到*和管理性的议程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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