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教育家,对教育有其卓越、独到的见解。他对教育的认识,特别是他对教育的地位、作用、性质和功能的认识,他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启发式的教育方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途径等教育思想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教育思想;全面发展;启发式;教师素质
作者简介:赵永刚(1972-),男,四川阆中人,四川阆中师范学校,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理论、基础教育。(四川 阆中 637400)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教育家。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发展道路,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对教育有卓越、独到的见解,其教育思想和理念对当前我国的教育发展仍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一、毛泽东对教育的认识与思考
1.毛泽东对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毛泽东极为重视教育工作,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始终把教育事业看作是革命的有力武器,是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骨干的重要阵地,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必备条件。
毛泽东重视教育不仅仅体现在理论上,而且他亲自到教学第一线从事教育实践活动。在青年时代他先后创办了工人夜校、湖南自修大学、农民夜校,组织了赴法勤工俭学活动,也曾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湘江学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教员。土地革命时期,他亲自担任红军大学的教学工作,组织广大指战员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还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为苏区培养了大批急需的干部。他积极倡导在苏区举办夜校、识字班和列宁小学,使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强调教育要为革命战争服务,为此他亲自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委员会主席,自编讲义,登台讲课,培养革命的力量。在毛泽东的正确指导下,昔日边远偏僻的文化荒漠延安,成为革命教育的中心。到1946年,陕甘宁边区小学发展到2990所,学生近30万,还有中学7所,并建立了举世闻名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等各种院校,培养出的学员大多成为新中国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及时地提出“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这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1949年底,全国教育工作第一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决定:“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经验,来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根据这些方针,政府先后改造了30万余所大中小学,从而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
2.毛泽东对教育的性质和功能的认识
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它必然要受到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对教育性质和功能的认识是科学教育观的核心问题,也是确立教育方针和政策的根本指导思想。毛泽东结合中国的教育实际,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原理,对教育的性质和功能作了全面的辩证的分析和论述。
(1)坚持党对教育的领导,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教育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教育具有阶级性,教育要体现一定阶级的利益,为一定阶级服务。没有超越阶级的教育,也没有不带任何阶级色彩的教育。在旧的教育制度中,受教育的权利受到限制,教育成为统治阶级的专利品、垄断品,广大劳动人民被排除在学校的大门之外,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1920年毛泽东在写给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不夺得政权,“安能握得其教育权”。1922年7月党的“二大”把“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作为党的奋斗目标。1933年《苏维埃学校建设决议案》规定:“苏维埃学校制度是统一的学制,没有等级,对一切人民,施以平等教育,所以需要普遍地消灭文盲,普遍地进行义务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仍认为“学校教育,文学艺术,都是意识形态,都是上层建筑,都是有阶级性的”(1957年)。既然教育是有阶级性的,那么教育的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中是决定教育性质的核心问题,是决定教育培养什么人,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任何一个政党都要在这个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社会主义教育的领导权必须要牢牢掌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手中,这样才能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党的教育工作的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1962年毛泽东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
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绝对领导,这既是经过长期革命教育实践形成的,又是经过长期革命教育实践检验的一条真理,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2)教育必须为社会政治经济服务。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这里所指的“文化”包括教育在内。毛泽东关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教育的论述反映了马克思的观点,即社会政治经济决定文化教育,而文化教育对社会政治经济有着反作用,文化教育是政治和经济的观念形态的反映。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他要求学校尤其是高等院校要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教育,进行为人民服务的教育,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1958年他再次强调:“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1958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将“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作为党的教育方针。“文革”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强调学生应该多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不能死读书,不能做书呆子。为落实“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毛泽东提出要将学校建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强调各级各类学校都要服从无产阶级政治的需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最重要的教育内容,解决好跟谁走的问题。
在强调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和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具有一致性的同时,毛泽东也强调教育必须同一定社会的经济建设相适应。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阐述苏维埃教育的总方针时,就提出要“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的思想。建国前夕,他多次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党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要把工作重点放到社会建设上来。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强调:我国还是一个文化教育不发达的国家,“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要培养出一大批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二、毛泽东对传统应试教育的批判
1.对传统教育模式和教育体制的批评
毛泽东强烈反对那种单纯传授书本知识、忽视学生能力培养的刻板的教育制度。他认为旧的教育制度课程繁重、作业繁多、学生负担过重、教学方法单一,其结果是使学生消极被动,泯灭个性,这种教育“戕灭人性”。因此,在他长期的革命教育实践中,始终把对旧教育制度的改造作为建立新的教育制度的前提。1934年他提出:“为了革命的需要,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以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1937年,他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强调,要“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以后又指出“改革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建立新的教育制度,也成为教育领域内极其迫切的任务。为此,毛泽东号召全党“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1957年,毛泽东对苏联的教育模式和当时的教育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要求教育界不要迷信苏联的教育,“苏联的教材,应当学的就学,不应当学的就不要学。你们要来一个改革,不要照抄外国的,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情况,并且还要有地方特点。”1964年他指出:“现行的学制年限太长,课程太多,教学方法有很多是不好的。”1965年毛泽东对当时的教育体制的批评又进一步升级:“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
2.对传统考试的批评
毛泽东从小就对“学校分数奖励之殊荣,尤为鄙弃”。在他创办的学校中,就力革考试之弊,从不把死读书、背条条作为考核学生的手段,而以是否学懂并应用于实践为标准。其先后创办的各类学校都呈现出学习主动,校风团结,就是因为少了升学之虑、死抄死背之苦。新中国建立后,学校教育强调“正规化”,实行高考制度,考试分数成为国家选拔人才的唯一依据和各个学校追求的目标。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教师为了考学生,经常出偏题、怪题;学生为了考五分,只能跟在教师后面跑,自己没有学习的主动性。”对此,毛泽东指出:“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考试应“题目公开,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他告诫学生:“不要把分数看重了,不要去争五分,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就行了。”他重视的是学生的真才实学,学生“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
3.对学生负担过重的批评
1919年毛泽东在其担任主笔的《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中撰写的文章《民众大联合》中写道:“我们是学生。我们好苦。教我们的先生们,待我们做寇仇,欺我们做奴隶,闭锁我们做囚犯”,“先生们只顾要我们多看书,我们看的真多,但我们都不懂,白费了记忆。我们的眼睛花了,脑筋昏了,精血亏了,面色苍白的使我们成了‘贫血症’,成了‘神经衰弱症’,我们何以这么呆板,这么不活泼,这么萎缩?阿!都是先生们逼着我们不许动,不许声的缘故。我们便成了‘僵死症’”。
毛泽东在1950年6月19日给教育部长马叙伦的信中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见我国留学生和实习生时重申“身体好,学习好,将来工作好”的方针。1964年,毛泽东指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现行的学制年限太长,课程太多,教学方法有很多是不好的,考试方法也有很多是不好的”,“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等等。1964年夏,他在同某位同志谈话中指出:“你们的教育制度就会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课可讲吗?”他建议:“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1965年毛泽东在给陆定一的信中指出(著名的七·三指示):“学生负担过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1/3。邀请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执行。”
4.对传统教育方式的批评
毛泽东激烈地反对学校教育与社会、与生产劳动的脱离,反对学生脱离实践。主张学校应敞开大门,让学生到社会上去,到三大革命实践中去,这样才能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红与专的统一。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各类学校,特别是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和高等院校,凡是可能的,都要试办工厂、农场、实验室,进行生产,做到自给或者半自给,学生应该参加生产劳动。“青年学生和工农结合,参加生产劳动,是改造世界观和学到实际技术知识的重要途径。”学生向工农学习,直接参加生产劳动,是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培养实践能力和良好思想道德品质的重要形式,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书本知识脱离实际的问题,才能学以致用,尽快与社会实践接轨,成为多方面的能手和专门人才。毛泽东经历过我国的传统教育,深受其脱离社会实际弊病之害,他决心在社会主义教育中改变这种状况,恢复教育的固有功能,其基本思想是正确的,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条件下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有利于全面推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也是素质教育所要努力实现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学生参加生产劳动要把握好“度”,这个“度”就是不能打乱正常的教学秩序,干扰系统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也不能超出青少年正常的体力限度。向工人、农民学习,接触社会实际。毛泽东认为: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学生要搞勤工俭学,可以到工厂和农村;学校可自办工厂,可与厂社联系,让学生参加劳动;理工大学可办工厂,文科大学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他说:“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但是,大学文科不好设工厂,不好设什么文学工厂、历史学工厂、经济学工厂,或者小说工厂。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和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正是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新中国教育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如何走出重理论轻实践的教育误区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虽然这一进程最终被“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所谓“教育革命”所中断,但其经验教训至今仍对我国如何搞好素质教育具有一定的现实启发作用。
三、毛泽东的主要教育观点和思想
1.毛泽东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观
教育目的,是指社会对教育所要造就的社会个体的质量规格的总的设想或规定,是培养人的质量规格标准,是对受教育者的一个总的要求。培养什么人,培养目标是什么,这既是教育性质的最终体现,也是教育工作的方向。
毛泽东在幼年时代受的是封建教育,以后又受过新式学堂的教育,但是由于当时这些教育封建主义气息十分浓厚,严重地阻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毛泽东对此深有体会,并痛感其危害,他言辞激烈地批判旧教育制度割裂德智体,奴役学生,使学生畸形发展,从他立志以教育为职业开始,就独辟蹊径地阐发了“三育并重、身心并完”的以提高素质为核心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观。1916年12月9日,他在给好友黎锦熙的信中写道:“古称三达德,智、仁、勇并举。令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三言。”他把孔夫子提出的“三达德”发展为“德智体”三育。1917年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全面论述了德、智、体三育并重和和谐发展的思想:“道德亦诚可贵,所以立群道、平人己者此耳”,说明德育之重要;“夫知识诚可贵矣,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此耳”,说明智育之重要;“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说明体育之重要。在德智体三者之间,德居首位,在毛泽东看来,德主要指世界观、人生观、思想、理想、精神、品质,解决的是人为什么活着,为谁服务等问题,它决定着智育的方向;智主要是科学知识、生产知识、劳动技能。有体,无德智,如同动物或一具僵尸,无人生的意义。但有体有智,而无德,没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没有观察事物的正确的人生观、方法论,尽管有较高的智能、才力,也不能为国为民自觉地创造性地劳动,充分发挥其智能、才力。
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成为职业革命家以后,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面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教育的现实,他深感提高民族素质的重要性,对德智体三者的关系及内涵做了更深层次和新的更高意义上的阐释。建国后,更是站在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高度,反复提出这一方针。如1953年,提出“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就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贯穿于社会主义培养目标之中,针对一些人片面地强调德育或智育的倾向,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深刻地阐述了德与智的辩证关系,他写道:“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的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1964年,他又提出“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得到发展”。毛泽东认为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得到发展,就是要让学生全面发展,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发展个人的个性特长。教师的任务,就是在保证学校培养目标的前提下,发现和培养学生的个人倾向、才能和志向,激发他们的潜能,使他们的个性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最终达到德智体三者统一的、充分的、自由的发展。
从毛泽东青年时代“三育并重”的教育观到40年后升华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这是一脉相承的逻辑关系,也是毛泽东对教育目的在认识上质的飞跃。
2.毛泽东的启发式教育方法论
教学方法是指在教育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为实现教学目的,完成教学任务而采取的活动方式的总称。教学方法直接关系着教学工作的成败、教学效果的高低和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因此,教学方法问题解决的好坏就成为能否实现教育目的,完成教学任务的关键。
毛泽东早年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对传统教育方法是深恶痛绝的。1921年他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写道:“旧的教学方法使学生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灵性,庸儒的随俗浮沉,高才的相与裹足。”因此,在教学方法上,毛泽东主张启发式教育,摒弃注入式教学,1929年他提出了以启发式为核心的10条《教授法》,明确提出废止旧时的“注入法”教学。1941年他在《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重申:“在教学方法上应坚决废止注入式的、强迫性的、空洞的方式,而必须采取启发的、研究的、经验的方式,以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毛泽东强调教学方法的启发式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以自学为主,目的在于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增强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主动学习的过程中得到全面发展。
新中国建立后,“启发式”教学思想已经载入教育部门的各种重要文件,并在各级各类学校广为推行。但是,毛泽东仍然特别关注贯彻和落实,并多次对执行的实际情况表示忧虑。1964年,毛泽东在春节讲话中说:“现在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都有问题,这是很摧残人的。”不久,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又批评了“讲授不甚得法”的现象,说“采取的是注入式,而不是启发式。”1964年7月,毛泽东针对学校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又提到这个观点:“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他同时还对启发式的内容又有补充和发展,主要是强调教师少讲,要启发学生多思。他认为要搞“讨论式”教学,有些问题老师要和学生一起商量,讲义“应该印出来叫学生看、研究”,“要自学,靠自己学”等等。
毛泽东启发式教学思想科学地反映了事物矛盾转化的规律,体现了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教师的“教”是外因,是促进矛盾转化的条件;学生的“学”是内因,是矛盾转化的依据,教师的“教”要通过学生的“学”才起作用。
3.毛泽东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途径观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类的认识总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过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正是这一原理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马克思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作为“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和“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作为培养知识分子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新人的根本途径。
毛泽东一贯倡导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早在青年时期他就提出了边读书、边劳动的工读结合思想。20年代初期,毛泽东在担任湖南一师附小主事时,学校除了开设国语、算术等课程外,还要学生进行园艺、兽牧和印刷等方面的实践锻炼。以后在办湖南自修大学、湘江学校乃至农民运动讲习所等教育实践中,他都明确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和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土地革命阶段,他把“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作为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抗日战争阶段,他从知识的构成、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关系、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等方面阐述了教育与工农及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必要性以及如何结合等问题。1938年毛泽东在抗大三大队毕业典礼上对学生们说:“社会也是学校,一切要在工作中学习。……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1939年,他为抗大开展大生产运动题词“教育应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求学生“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一切机关、学校,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律于工作或学习之暇,从事生产自给,以配合人民和军队的生产自给,造成伟大的生产热潮,借以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他还号召广大知识青年要到工农民众中去,与工人农民相结合,并把是否愿意与工农民众相结合作为分辨知识青年是否革命的唯一标准,指明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具体实现形式。
新中国建立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在教育工作中得到了全面贯彻落实。1949年12月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确定了“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的基本方针,这为我国教育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为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对人才的需求,解决教学活动中出现的教育脱离社会实际、学校忽视劳动教育、学生轻视劳动学习等问题,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更加注重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他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重视学生到实践中去锻炼,并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提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1957年,毛泽东提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概念,1958年,他再次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在他审阅批准下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规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个方针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里成为我国教育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根据这个方针,我国对教育制度、教育体系、培养目标、办学形式、课程设置、教育方法等进行了调整改革,调整的重点就是加强理论学习的实践环节,让师生接触工农、了解实际。毛泽东要求“要接触社会实际”、“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农业和工业”。他期望经过探索能创造出学校与社会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教学贴近生活的新教学体制,使教学真正能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发展。因此,他一再强调:“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步地了解自然现象、自然的物质、自然的规律、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劳动,也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逐步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劳动是不能得到的。”
四、毛泽东对教师和教师队伍建设的认识
1.毛泽东对教师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早年毛泽东就认定,“教育为促进社会进化之工具,教育者为运用此种工具之人。”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之所以选择教师作职业,也在很大程度取决于此。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就明确指出:“一所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到了晚年,他仍认为:“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因此,他对广大教育工作者既寄予厚望,又提出严格要求。他要求教育工作者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热爱教育,热爱学生,要虚心向生产者学习,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也要参加劳动,不能光动嘴不动手,目的就在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他对那些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教学方法提出严肃批评,“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
2.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认识
毛泽东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注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事业。他认为革命的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先锋和桥梁,“在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要求吸收大量知识分子加入军队,加入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全党必须认识到,“对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由于党执行了毛泽东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全国各地,远至海外的华侨中间,大批的革命青年都来延安求学、参加革命。解放后,毛泽东提出“争取一切爱国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1957年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将知识分子问题划入人民内部矛盾,并指出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我国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
3.毛泽东对教师素质的认识
毛泽东认为教师是教育的主体,学生的政治方向、思想品德、学业智能、身心发展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德、才、学、识。因此,他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要求,凡是担任学校教育工作的同志,均应认真研究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使理论与实践一致的原则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中贯彻起来。他要求教师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要精通自身的业务,红与专的统一。
毛泽东要求教师树立服务意识,正确认识与处理和学生的关系。他指出: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这种服务,主要体现在为学生德、智、体各方面获得生动活泼、主动发展提供良好条件。他期望“做教师的好好教,要教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认为,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只有读好了书,才能更好地教书。他指出:“文科教师要会背诵文章。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讲课,难道老拿着课本念念?中年教师一天应坚持10个小时学习,这一点很重要。”
4.毛泽东对教师队伍建设的认识
进一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建设一支数量充足、质量合格、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这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必然要求。毛泽东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后又担任过教师,对教师职业充满了感情。他十分关心教师队伍建设,认为“我们党应该有很多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他为《小学教师》月刊题词,亲切地说:“我做过教师,我对这个职业很有感情,希望你们把它办好。”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毛泽东要求有关部门从政治上充分相信教师,依靠教师;从生活上关心教师,改善教师的物质生活待遇,“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才能让广大教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安心教书育人工作,不断学习业务知识,努力提高教学水平,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因此,他不仅号召全社会都来尊师重教,把中华民族这一优良传统继承发扬光大,同时自己也身体力行,带头尊敬师长,他与徐特立同志几十年的良好师生关系是尊师重教的典范。
毛泽东对我国教育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他在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建立新的教育制度,提出全面发展高素质人才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有建树,这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今天,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思想正是毛泽东教育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应用,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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