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甘肃的河西地区相继出现过五个割据政权，即由汉族张轨奠基开创的前凉、氐族吕光建立的后凉、鲜卑族秃发乌孤建立的南凉、汉族李暠建立的西凉和匈奴族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史称五凉，统治河西近一个半世纪。这一时期，中原地区长期战乱，割据政权迭相更替，经济凋敝，文化教育衰废，而河西地区却相对安定，不仅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而且文化教育也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与前凉政权的奠基者张轨的敦崇儒学、文治兴邦思想分不开的。
张轨（公元2５5—314年），字士彦，安定乌氏（今平凉西北）人，西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据《晋书》记载，张轨是西汉常山景王张耳的十七代孙，其父张温曾任西晋太官令，家世孝廉，以儒学显，自幼明敏好学，隐于宜阳女几山，与挚虞同为安定名士皇甫谧的门生，颇受西晋名臣张华的赏识，被誉为九品中正中的“二品之精”，曾任太子舍人、散骑常侍、征西军司。惠帝永宁元年（301年）出任凉州（州治姑臧城，今武威市）刺史，领护羌校尉。
张轨到凉州任剌史时，正值中原王朝衰微，封建文化和教育遭到严重摧残之际。以儒学传家的张轨，深知儒家思想对维系封建政治所起的作用，要在凉州建立稳固的封建秩序，必须以儒家思想进行教化，培养人才。因此，张轨初到凉州，就大力兴办学校，提倡儒学，“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这是一项重要的文教行政举措，表明张轨不仅兴办了地方官学，而且设置了主持学校和教化的崇文祭酒一职。崇文祭酒是州级管理学校的长官，同时兼地方教学之职，相当于文学祭酒或儒林祭酒。张轨规定，崇文祭酒的品阶仅次于刺史，给予如此高的地位，在晋末大乱、学校制度废弛之际，足见其对儒学教育的重视，也表明张轨振兴教育和以文教兴邦的决心之大。
张轨不仅立学，而且劝学，恢复了春秋两季的乡射礼。一方面借用这种古老的礼制来宣扬儒学传统，表明他崇文尚礼的主张，一方面也为他立足凉州，统治河西培养封建人才。应该看到，作为封建士大夫的张轨，所建地方官学只收“九郡胄子”，即把九郡的士族子弟列为学校教育和培养的对象，教育面和受教育面非常有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官学的贵族化和等级化。尽管如此，作为首批招收五百人的州级学校，在当时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在人才选拔上，张轨沿袭了魏晋的选举制度，实行察举、征辟和九品中正制，并将教育与察举、征辟结合起来。他下令各郡县行政部门，选拔贤才时除了重门第和官历外，还要根据名实两方面的要求，分志、才、忠、孝、节、义等项计资定品，尤其要重视“忠”、“义”、“节”等儒学传统，重用著名学者。此外，张轨还提倡私学，普及文化，鼓励文人学士著书立说，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荣，也吸引了大批中原学者在丧乱之际纷纷避地凉州，促进了中原文化在河西地域的传播。张轨敦崇儒学和振兴教育的举措，根本目的在于培养一批具有儒家正统思想的治世人才，来推行礼治教化，巩固统治。
张轨治理凉州13年，使河西局势相对安定，经济发展，文化发达，成为北部中国的一个文化中心。张轨敦崇儒学、振兴教育的举措，不但为其后世尊儒倡学树立了典范，而且对后凉、南凉、西凉、北凉诸政权的文教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张轨去世后，他的儿子张寔、张茂延续了敦崇儒学、文治兴邦的政策，并使其有所发展。到了他的孙子张骏署理凉州时，前凉的学校教育体制和儒家礼仪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备，包括设立国子学，“以右长史任处领国子祭酒”，负责州郡儒学的教学和行政事务等，还在行乡射之礼的基础上，“立辟雍、明堂而行礼”。
前凉之后割据河西地区的后凉、南凉、西凉、北凉诸政权，也十分重视兴儒倡学，起用士人，并以此为治国之策。后凉的建立者天水氐族人吕光崇尚儒学、尊重士人，曾将敦煌学者宋繇“举秀才，除郎中”；南凉君主河西鲜卑人秃发利鹿孤在位时，重文倡儒，教化齐俗，兴办中央官学，聘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鲜卑贵族子弟；陇西狄道人李暠割据河西后，在敦煌兴办官学，“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并专设学官，拜儒林名宿刘昞等人为祭酒，掌管文教和注记；北凉建立者匈奴人沮渠蒙逊重视文教，钦慕华风，倾身儒雅，曾专门兴建游林堂，与群臣在此谈论经传，还拜刘昞为秘书郎，筑陆沉观使其聚徒讲学。
客观地说，张轨不愧为一位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熏陶、具有明智头脑的政治家，他的一生虽然多与政治、军事相连，但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保存、对甘肃古代学校教育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因而受到史学家的赞誉，也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