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的《过秦论》、苏询的《六国论》、杜牧的《阿房宫赋》都写的雄浑壮阔、辞采飞扬，是千古吟诵的不朽名篇。三篇文章均采用了秦统一前或秦统一后的有关事实，前两篇是以事实为根据所发议论的评论文体，而后者虽然形式上体裁上不同，但究其实质，也是以事实为根据论证自己的观点。因此把三篇文章放在一起，进行对比阅读，会大有裨益，笔者总结教学体会，发现把它们放在一起学习，三文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妙处之一在于采取的历史时段，大体在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06年之间。此时，中国正处于从分裂到统一，再到混战直至统一的动荡之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之始，这段史实，不仅历史地位重要，运用价值也颇高，换句话说，即战国秦汉时期，正是中国各种学说流派，各种文化风格由诸子百家到法家的短暂统一，到儒家思想的渐统天下之时。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的正统思想占了上风，这种思想影响了我国一代又一代文人，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强烈的从政意识，因此，三位作者不约而同的以秦统一以前或秦统一以后的史实为根据来论证当朝治国的得失，就显得很有力量，不谋而合了。
妙处之二在于各有侧重，各有目的地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依据三位作者所处不同的历史背景，写出的文章采用的史实又细分如下：《过秦论》采用战国时期秦国的逐步发展壮大直到秦始皇的统一天下，建立秦朝的史实，写来威势迅猛，浩浩汤汤，一路而下，大有奔泻千里之势，及至写到秦之暴烈，而又“一夫作难而七庙隳”的亡之速来言，又有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气势，让人心生深切痛心之感。由此来归劝当时帝王：建国何难，失国孰易。根源在于“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归结到儒家所倡导的“仁”之上，文章气势磅礴，一气呵成，不愧出自文章大家手笔。
《六国论》与《过秦论》比较，又有独到之处，在于依据事实分析的角度不同，落笔于六国破灭的事实，归结为“弊在赂秦”，因赂秦而力亏，至于丧国，不赂者因受赂者的连累也至于丧国，而秦得以统一。站在这个角度陈述规劝之意：嘱咐当政者以六国破灭作为戒鉴，“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也就是作者所说出的肺腑之言，其言凿凿，其情切切，针砭时弊，溢于言表，可见一斑。由此可见，本文实在是一篇精妙的微型史论：篇幅虽短，其义深远。
《阿房宫赋》采用了赋体，虽然界于诗歌与散文之间，却兼有诗歌的韵味，散文的情趣特长。运用史实为秦之宏大建筑阿房宫的遭火焚的一段。细细品味，却是贾谊《过秦论》所叙秦始皇“威震四海”之势的续延，奈何其“陈利兵”“据亿仗之城”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的愿望只是昙花一现。杜牧一句话概括在赋中：“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这难道不是《过秦论》“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论点的进一步阐释。与《过秦论》比较起来，体裁不同，所取角度又不尽相同，但时段又大体相同，若把《过秦论》一文比作奔流东去的浩浩之水，那么《阿房宫赋》却是一盘精美的菜肴，色、香、味俱佳了。
妙处之三在于散文都在分析史实，论述时政之时，即规劝讽谏之意于当政者，加以所引有关秦的史实，告诫当政者：“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杜牧分析秦国史实讽喻当政者：勿“起宫室，广声色”，如秦始皇一样的荒淫奢侈，必自取灭亡，谆谆告诫当政者：“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以使后人复哀后人也”。苏洵劝北宋统治者“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等。三人所述规劝讽谏之意却都以分析秦国的有关史实为根据，话出有根，言显有据，却有独到之处。
综上所述，三篇文章放在一起，对比阅读、分析，得到的收获既多，印象还深刻，既能让学生领会所反映的基本知识，更重要的是可以深得议论文运用论据证明论点的写作要领。如此学习，要比单纯地分析学习这三篇课文所达到的效果强得多了。
（范晓霞，河北省隆尧县城关校区；卢凤义，河北省巨鹿县贾庄乡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