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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对苏外交思想

时间:2022-12-02 09:30:06 来源:网友投稿

[摘要]对苏外交思想是建国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外交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指导了中苏关系发展的进程,实际上也影响着新中国整个对外战略的演变。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毛泽东的对苏外交思想由建国初期的中苏结盟思想最终转变为七十年代的坚决反对苏联

霸权主义,构筑国际反苏统一战线的思想。

[关键词]中共第一代领导;对苏外交思想;中苏关系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奠基人,其精深的对苏外交思想,不仅指导了中苏关系发展的进程,实际上也影响着新中国整个对外战略的演变。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不断变化,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对苏外交思想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

一、实施对苏“一边倒”政策和中苏结盟的思想

对苏“一边倒”和中苏结盟的思想既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做出的最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战略选择,也是共同的意识形态纽带的自然结果和表现。

新中国诞生在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尖锐对抗的冷战时代。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全面封锁和武力威胁,以及国内大量敌对分子的存在和百废待兴的局面,毛泽东审时度势,在发展对外关系方面,首先把目光投向了苏联,产生了“一边倒”和中苏结盟的思想。指出:新中国“将联合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以为自己的盟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1]建国后,新中国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始终坚持以苏联为中心,在各种国际问题的处理上,与苏联保持协调一致。即使在苏共二十大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隐约出现多中心的趋向时,中共仍表示赞成一元论,坚持奉苏联为中心。

“一边倒”不仅是外交上的抉择,更是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公开表态,他表明新中国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与苏联站在一起。由于共同的意识形态纽带,中共一直把中国革命视为以苏联为中心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宣布“一边倒”之后,毛泽东更是明确强调:“我们提出‘一边倒’,是意味着在政治上必须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团结起来,同社会主义国家站在一起,不能一脚跨在社会主义方面,一脚又跨在资本主义方面,所以‘一边倒’就表明我们在政治上同资本主义国家断然分开,打消一切西方国家的幻想。”[2]也就是说,毛泽东在形成中苏结盟思想的同时,也已经规划了新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

与苏结盟也是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考虑。它表明新中国不但接受了苏联的资金、技术等援助,而且在经济建设的道路上也选择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由于新中国经济形势的严峻及中共在经济建设上经验的严重缺乏,毛泽东等领导人明确表示,在建设问题上必须老老实实地向苏联同志学习。强调要保证中国建设的成功,必须“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经验。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3]正是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大力提倡和号召下,新中国成立伊始,一个全面学习苏联的群众运动便逐渐兴起,并很快发展成席卷神州大地的热潮。

总之,在向苏联“一边倒”政策和中苏结盟思想的指导下,新中国与苏联保持了政治、经济上的趋同性及处理国际问题上的一致性,在各个方面进行了广泛而友好的合作。从而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二、坚持独立自主,避免受苏联控制的思想

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斗争得来的宝贵经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人把独立自主作为了新中国外交的基石。作为新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中苏同盟关系,即使在中苏友好达到高潮的年代,新中国也是始终坚持内政不容干涉,主权不可侵犯的原则。这既有对历史的总结,又有对现实的考虑。

在中共领导的长期革命历程中,苏联在对中国革命给予帮助的同时,又不断干涉中共内部事务,对中国革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甚至一度使中国革命陷入举步为艰的境地。对此,毛泽东有着清醒的认识。新中国成立伊始,虽然实施了“一边倒”政策,但决不意味着将跟着苏联亦步亦趋。正如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所强调的,新中国“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4]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使新中国与苏联的平等关系在外交上、法律上得以确认。在学习苏联时,毛泽东认为,中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指出,一切依赖外援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5]对于苏联不时暴露出的大国、大党主义行径,中共领导人同样给予了批评并进行了坚决的抵制。明确强调:“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6]

总之,新中国所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在国际风云千变万幻的惊涛骇浪中经受住了考验,使中国在中苏结盟的关系中,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然而,这种思想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中苏之间的裂痕,为中苏同盟的最终瓦解埋下了伏笔。

三、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反对美苏共同主宰世界的思想

从1956年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使中苏两党两国关系面临一场真正的考验。

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做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并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和平过渡”的苏联对外政策新方针,试图缓和东西方的紧张关系,特别是缓和苏美关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对斯大林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帮助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在“三和”路线问题上,毛泽东也有不同看法,指出:“和平共处是没有的,和帝国主义没有和平共处只有冷战共处。” [7]从1957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做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判断,这与苏联新的国际战略是不同的。苏联为了将中国纳入其国际战略轨道,不断对中共施加压力。从此以后,中苏之间开始面临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和国际战线等方面的重大分歧和矛盾。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对苏外交思想逐步发生了改变,由与苏结盟转为在思想政治领域批判苏联修正主义。

需要说明的是,在1965年之前,中共仍将批修斗争限制在国际共运范围内。1964年4月16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在联名祝贺赫鲁晓夫生日的电文中说:“尽管目前我们同你们之间存在着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原则问题的分歧,存在着不团结的情况,但是,我们坚决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应该认为,当时中苏之间大批判、大论战的矛盾,毛泽东还是把它限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范围之内,在国家关系中把对苏矛盾还是放在服从于对美矛盾的地位之上。[8]1965年之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无法挽回,中国国内“左”倾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世界革命”干扰了中国外交,中国的对外实践冲破了这些看法,提出了“反帝必反修”和苏联不应在反美统一战线之内的论断。此后,进一步把反帝和反修作为两个目标同时提出来,中国在战略上对美国、苏联“两面开弓”。

总之,中共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打破了苏联垄断真理的不正常局面,维护了自己的民族尊严和独立自主地位。但是,不可否认,在对苏联的批判中,中共也不可避免的犯了“左”倾错误,没有真正做到实事求是,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不仅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也对刚刚起步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

四、坚决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构筑国际反苏统一战线的思想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开始推行全球霸权主义战略,积极构筑反华包围圈。而美国实力地位的相对下降,使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已远远超过美国。1969年苏联又在珍宝岛和中国新疆等地区挑起了一系列武装冲突,中苏矛盾的基本特点,已经由原来60年代主要是以意识形态分歧和理论论战为主转向主要是以国家安全为重点的国际战略利益的对抗。

面对两个强大的敌人,毛泽东以敏锐的战略眼光抓住了主要矛盾,明确提出,“两霸中我们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 [9]随着中美关系的不断改善,毛泽东联美反苏,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的思想逐渐形成。1973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就提出要共同对付苏联,并表述了一条线的思想。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又首次全面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同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上,把这一战略思想向与会各国代表作了介绍。他说:“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10]这一新的对外战略思想,为中国外交较好的解决了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这样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

总之,“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和新的国际战略的制定,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苏联的不妥协态度和坚决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强硬立场。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M]: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1.

[2]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23.

[3]新华月报,1954(11).36.

[4]周恩来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2.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M]:第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3.

[6]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282-283.

[7] 杨奎松.走向破裂(1960-1963)——中共中央如何面对中苏关系的危机[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3):87-99.

[8]谢益显.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215.

[9]曹桂生.学习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战略决策[C].见:裴坚章主编.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181-192.

[10]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

(1949-2001)[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290.■

[作者简介]李虹,( 1980——),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教学部讲师,东北师范大学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对外关系史。籍贯:辽宁辽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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