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全国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发生在1955年5月。当时我在《人民日报》文艺组做编辑工作。
大约在1955年3月下旬或4月上旬，文艺界正在对胡风同志的文艺思想进行批判。《人民日报》文艺组的负责人林淡秋同志和袁水拍同志，要了解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组稿情况。文艺组分工，这项工作由我负责。当时林淡秋和袁水拍两人合用一间办公室，他们找我到办公室汇报。我告诉他们，大部分稿子已经落实，一部分稿子作者正在写，估计问题不大；还组织什么稿子，需要议一议题目和找谁写。他们又谈了几个题目，商定后我记了下来。这时，袁水拍同志忽然想起，胡乔木同志在过去一次谈话（我已经记不得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中曾说，“胡风的宗派主义严重，若能了解一下他们的宗派活动，也可写点文章”（大意）。林淡秋同志认为，组织这种稿子，“难度太大”。我也认为，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很不容易”。袁水拍同志也认为“难”。难在哪里，这是不言而喻的。和胡风同志无来往、不熟识的人，自然无从谈起；和胡风同志有来往、熟悉的人，也未必肯说。当时虽然犹豫不决，最后还是商定，不妨找绿原、路翎、舒芜等同志试试看。任务交给了我，我毫无把握，只好试试看。
当时编辑工作很忙，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稿件是重点。往往从约稿、编稿到核对引用的原文，都很费事。文章如有修改，还要找作者往返商量。文艺界的会议，必要时还得参加。大量的读者来稿来信也要及时处理，等等。往往白天时间不够，夜里加班，这是常有的事。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不论了解情况或约稿，都心中无数，能否完成，还在两可之间，只好将此工作放在处理别的编辑业务的空当，穿插进行。记得有一天，我抽空拜访绿原。绿原同志我不认识，只知道他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我持报社介绍信先到中宣部党委，接待我的同志叫我到天安门附近的石碑胡同宿舍找他。我骑自行车到住处找到了他。我作了自我介绍，请他看了介绍信。我没有贸然提出胡风宗派主义问题，怕他接受不了，只表示向他约写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稿件。他话语不多，很有礼貌，也很谨慎，只表示“水平有限”，“给党报写稿，写不了”（大意）。我在那里没有呆多久，便告辞了。
又过了几天，我去找路翎。路翎同志我也不认识，只在一次会议上远远看到过他的身影。当时他好像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工作。我先去创作室，见到一位负责人李某（已记不清名字和职务了）。我说明来意后，李说，路翎同志最近“情绪不好”，估计你去找他，他不会谈什么。我对李说：“那就作罢，不见路翎同志了吧。”遂告辞走了。
找舒芜同志的经过要多说一些。1952年5月25日，《长江日报》发表舒芜同志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舒芜同志对他1945年发表在重庆胡风同志主编的《希望》杂志上的《论主观》一文作了检讨。胡乔木同志看后很重视，亲自加了一个编者按语，通知《人民日报》转载，6月8日此文见报。按语指出，《希望》刊物“是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办的”，“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这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舒芜的《论主观》就是鼓吹这种文艺思想的论文之一。”还说，舒芜对他过去的错误观点提出批评，值得欢迎等。
转载此文，我做了些编辑事务工作。文章转载后，文艺界特别关注按语中的“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提法，曾听到一些议论，赞成的居多，不赞成的也有，如说提“小集团”是否重了些。但这种议论我听到的少些。这时，报社曾收到不少读者来稿来信，要求公开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经文艺组领导袁水拍同志请示，胡乔木同志不同意选登这类来稿来信，认为水平低，缺乏说服力。胡乔木同志告诉袁水拍同志，用报社名义给舒芜同志写封约稿信，请舒芜写篇较详细的检讨和批评文章。这封约稿信，袁交我起草，信写好经袁看过，以报社名义发出。舒芜同志同年写的《致路翎的公开信》，发表在1952年9月份的《文艺报》上。
叙述这段简历，以及引用胡乔木同志写的编者按和舒芜同志文章中的话，是想说明两点：一是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有些文章和我做编辑工作有关；二是对胡风同志“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提法，已早在此前三年见诸报刊，文艺界的会议上也时有所闻。我找绿原同志没有提胡风“宗派主义”，以及找路翎同志没有见成，思想上的顾虑是怕讨没趣，收不了场，下不了台阶。找舒芜同志谈此问题就不同了。他的文章已经明白说了，谈多谈少不会引起彼此难堪。
何况舒芜同志的爱人陈沅芷是我的老同学，1947年在北师院分手后，我们已经多年没有见面，很想见她叙叙同学友情。
我去那天，不但舒芜同志在家，陈沅芷同志也在，舒芜的妈妈，还有他们的孩子都在。他们一家人很热情。陈沅芷和我亲热地叙同窗友谊，各自谈分手后的生活经历，互问我们共同认识的北师院老同学的去向，两人谈得很愉快。我说，这次来你们家，一是看看老同学，一是向舒芜同志约写批判胡风的稿子。我开门见山地对舒芜同志说，我们组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稿子已有一些了，你能否考虑写点别的文章，如胡风的宗派主义。你在《致路翎的公开信》里已提到这个问题，能否回忆得更具体点，写得详细些，但要言之有据。
舒芜同志答应写。似乎还说，他原来也有要写这个题目的考虑。他回忆了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和胡风、路翎等人的交往，1945年他写的《论主观》一文发表后，胡乔木同志曾找他谈话，批评过他，他不服气，和胡风等曾通信来往等。我问他，“那些信是否还在？”他说在。饭后，我和舒芜商量，胡风等人给他的信，能否先借给我们看看。”他说，“可以”。我仔细数了数信件，大约100多封，都是装在信封内的原信，没有装订成册。我拿出大包里一个用绿色条条毛巾缝的小兜，把信装了进去，小兜塞得鼓鼓囊囊的。我对舒芜同志说：“放心，信，我一封不会丢，看完如数奉还。”他表示相信。
下午，我回到家中，干了些必要的家务后便开始读信，一直到深夜才把密密麻麻的信全部读完。第二天上班，交袁水拍同志看，他很快看完，交林淡秋同志看。记得这批信，当时文艺组只有我们三人看过。我怕丢失，失信于人，很快到舒芜同志家，一封不差地交还舒芜。这时，我告诉他，报社领导同意，他根据这批信写关于胡风宗派主义文章，已列入选题计划，望能尽快写出。记得这批信，林淡秋、袁水拍和我看后是吃惊的，尽管有些内容不知指何人何事，但讥讽、谩骂的话大体上是能看懂的。当时认为胡风同志和他的朋友们确确实实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仅此而已，没有别的议论和看法。舒芜同志很快写出《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文。
又过一些天，袁水拍同志告诉我，请通知舒芜同志到中宣部找林默涵同志谈他的文章。我通知了舒芜同志。林默涵同志找舒芜同志怎样谈的，文章怎样修改的，当时我不知道。舒芜的文章由中宣部领导决定在《文艺报》发表，《人民日报》不登了。什么理由没有说。我虽然不以为然，但这是上面领导的决定，只得服从。后来看了康濯、林默涵和舒芜等同志的文章才知道，舒芜同志的文章根据林默涵同志的意见重新写过，文中加了小标题，题目改为《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林默涵同志看后送周扬同志审阅，两人决定交《文艺报》发表，由《文艺报》负责人康濯同志写了一个编者按，排出样子送林默涵和周扬同志审阅。周扬同志认为舒芜同志的文章重要，写信送毛泽东主席审阅，并把胡风同志的《我的自我批判》一同送上，拟作为附录在《文艺报》发表。毛泽东主席认为康濯同志写的按语不好，又改写了一个，并批示文章先在《人民日报》发表，以后《文艺报》转载。舒芜同志文章的题目由《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旋即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照1955年6月15日毛泽东主席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说：“第一、第二两篇题目中的‘反党集团’字样，统照第三篇那样，改为‘反革命集团’，以归一律。”舒芜同志的文章题目步步升级，统改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较大字型的编者按语、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舒芜的文章《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是5月11或12日由报社一级的领导交给文艺组已经排好的样子。因怕出错误，除专业校对负责校对外，文艺组领导又指定我和另一位编辑刘仲平同志再负责核对。当时编辑部是否开过编委会，没向我们传达，我们不知道，只感到事关重大，编辑部的气氛紧张，很少有人大声说话，说明毛泽东主席写的按语一事已经悄悄传开了，我和刘仲平同志很快也知道了。我们一读按语，它像一声凌空“霹雳”把我们惊呆了。我们愣愣地、木木地，东西对坐在我们各自的两张拼对着的办公桌前，谁也没有说话。谁能料到胡风的文艺思想问题一下子变成了重大的政治问题；“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宗派主义”，一下子变成“胡风反党集团”、“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人民出版社出的小册子中，此上文字已改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集团”）了！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哪能老愣着、木着、坐着不动呢？赶快核对。两人按段落分工，一人念底稿，一人对清样，一段段、一字字核对，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对一遍不放心，又对第二遍。两遍对过，没有发现别的问题，只发现舒芜文章中引用胡风的信，有几个字看不清楚。大约在5月12日下午，我打电话请舒芜同志把胡风的原信带来，由他辨认不清楚的几个字予以改正。我和刘仲平同志把所有的清样核对完后，一直等到深夜印出第一张报纸，又看一遍，没有发现问题，才放心回家。
没有料到，第二天发现，我和刘仲平同志核对过两遍的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稿子发错了。见报的不是胡风同志最后修改的稿子。现在已记不得是《文艺报》发的清样错了，还是袁水拍同志交给我们的打印稿错了。我和刘仲平同志没有听过，也没有看过胡风的检讨原稿，实难分辨最后修改稿是什么样子。这一错误使我们手足无措。那时的党员讲“自觉”，两人都写了书面报告，请求处分。袁水拍同志有什么责任，我也不记得了，只记得他也写了书面报告，请求处分。错误如何补救，文艺组无权决定，问题只好上交。可能因为胡风已经被打成“反革命”，报纸以后没有发表更正，我们谁也没有受追究、给处分。以后，此事不了了之。
以上是我所知道，至今记得的有关胡风冤案“第一批材料”的经过情况。
附带说一点，胡风冤案“第一批材料”发表后大约第三天，我也在劫难逃，被怀疑是“胡风分子”，宣布停止了我的一切编辑工作，审查我1947年在北师院读书时，参加《泥土》一事。大约历时半载，断断续续开过我一些批斗会。党支部书记××曾宣布停止我的党籍，我以坚决的态度表示：“谁作出的错误决定，谁要负责任，我将永远保留申诉权。”此决定以后也不了了之。最后给我做的结论是实事求是的，我没有问题，又宣布恢复了我的工作。
1964年1月，我被调到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工作，两年多以后，文化大革命发生，中宣部在这场大风暴中被宣布为“阎王殿”。不必多说，又是在劫难逃，我无止无休地长期受审查，其中的苦涩，若比起胡风同志及受其株连的人们的铁窗之苦，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受尽磨难，我的境遇连“小菜一碟”也算不上。直到1980年，胡风冤案及受其株连的同志才得到平反。
最近我读了胡风同志爱人梅志同志写的《胡风沉冤录》一书，胡风同志竟辗转数地坐牢长达二十四年之久，梅志同志长期伴囚，所受深重苦难，令人不忍卒读。我还看过绿原同志写的《胡风和我》一文，他被诬为“中美合作所特务”，虽然早已查清予以否定，但长期不为众人所知，所受的歧视、坎坷、磨难，令人感慨不已。胡风冤案虽然已经平反，但它留给人们的教训，特别是受害者的身心伤害是难以平复的。我自己也曾不止一次地自问：“我在这一冤案中应负什么责任？”光说“奉命组稿”，良心上说不过去。虽然我的确没有存心害人，这是实话。但过失也能害人，能不承认吗？我对自己的回答是肯定的。
这一冤案已成为历史，这是全国解放后，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发生的一件大事。铸成这一冤案的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有当时的社会背景，有个人的作用，有权力和法律问题，还有些别的。我没有能力说清楚。胡风的文艺理论、文艺思想，是对是错，或是哪些对、哪些错，这是学术问题，需要文学理论家或文学历史学家，在宽松的环境下各抒己见，研究、争论、探讨。还有胡风一生对进步文艺事业的贡献大小、功过是非，包括30年代在内，都应有个客观、公正的评价——胡风主编的《七月》刊物和《七月诗丛》，就曾发表过不少青年作者的作品，还扶持、结集出版过当时解放区和国统区不少著名诗人的诗集，其中有些诗曾脍炙人口，在进步青年学生中广泛流传。熟悉过去文学情况的人皆知此事。
（选自《思想者的知情意——读忆舒芜》/ 陈半湾 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