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医药信息学研究中，应用科学研究是比较活跃的领域，主要包括在中医临床信息学、中药信息学、中医药图书馆学、中医药情报学等领域中开展的研究。本文回顾了这4个应用领域的研究进展和取得的成绩，中医药信息的应用科学研究对整个中医药信息学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
关键词：中医药信息学；中医临床信息学；中药信息学；中医药图书馆学；中医药情报学
doi：10.3969/j.issn.2095-5707.2015.06.001
白春礼院士指出，“国家科研机构的定位也不能都以科学家个人的兴趣为导向，要有效整合资源，致力于重大产出……应面向国家经济社会重大需求，与科技前沿有机结合，大力组织应用性基础研究和市场竞争前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强化科技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导向，面向未来高技术和我国新兴产业发展需求，还需要我们积极适应初现端倪的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趋势，整合创新资源，加强物质、生命、信息、地球等可能出现革命性突破的科学前沿及交叉领域方向布局，加强在信息、生物、能源、空天、海洋、网络等关键技术领域的前瞻系统布局，努力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长远发展的后劲”。美国物理学家Hey Augustus Rowland也曾说过，“美国的科学只存在未来，它没有今天和过去。在我这个位置上的人应该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要做些什么才能创造出我国的物理学，而不是把电报机、电灯和其他的便利设施称之为科学。我并不是想低估所有这些东西的价值，世界的进步需要依靠它们，成功发明这些东西的人应该受到世界的尊重”。从中国科学的发展轨迹看，应用科学研究一直是我们的强项，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均属于应用科学范畴。应用科学领域的研究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同样对中医药信息学的发展乃至中医药学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目前，在整个中医药信息学研究中，应用科学研究是比较活跃的领域，主要包括在中医临床信息学、中药信息学、中医药图书馆学、中医药情报学等领域中开展的研究。
1 中医临床信息学
中医药学的灵魂是疗效，如果没有疗效中医药学早已不复存在，因此，中医临床信息学是发展最为活跃的应用科学领域。为了提高效率、减少医疗失误、降低医疗成本，中医临床信息学引进了现代医院信息管理系统，并根据自身需要加以改进、完善。除此以外，中医临床信息学还根据中医自身临床诊疗特点，深入开展了构建中医临床术语系统、挖掘名老中医经验、发现中医诊疗规律等方面的研究。
1.1 中医临床术语系统构建研究
中医临床术语系统的构建主要是基于中医临床信息化发展的需求。中医电子病历系统应用以及中医临床数据信息交换和利用的发展都需要有术语系统的支持，否则无法实现数据的有效交换和利用。在此需求的基础上，开始了中医临床术语系统的构建研究，以解决中医临床术语缺乏统一标准、中医电子病例发展缓慢的窘迫处境，解决中医临床数据的交流障碍，促进中医临床经验的交流和共享，提高中医的临床疗效。中医临床术语系统构建的主要原则是基于中国中医临床发展的实际，其主要特征是中西医结合。中国的中医医院基本上都是中西医结合，即中医与西医合并使用，不仅是药物的合并使用，而且也涉及到检查的合并使用，甚至是所有诊疗手段的合并使用，包括手术。因此，构建中医临床术语系统需同时考虑西医临床术语系统，此外，还必须考虑中医临床自身特点。因此，在研制中医临床术语集初期就是在补充西医临床术语系统SNOMED的基础上开展的。基本原则是凡SNOMED已有的，中医临床术语系统就不再重复建设。但中医临床术语系统框架的设计却是基于中医临床诊疗的流程，重视中医诊疗过程中的辨证论治的特点。最初框架设计了12个轴，包括临床发现、机体形态、环境、原理、经验、中医病证、操作/治疗方案、处方、药物/器械、连接词、量词、特殊概念等。经过不懈努力，中医临床术语系统的研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收取了11万个概念，大约37万个词汇。其术语来源包括中医药领域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全国中医药院校教科书、中医药学主题词表、权威中医药字典/词典、中医临床病历用词等。目前概念词及其定义的来源工具书有235个。
尽管国内医学领域的信息专家不断努力，我国始终未能引进SNOMED。SNOMED的应用需要版权，且不针对个人或单位提供服务，只针对国家提供服务，这给中医临床术语系统的研制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困惑。如果按照最初思路走下去，最终会因为版权问题使得中医临床术语系统无法使用。为此，我们改变了研制思路，不再寄希望于与SNOMED接轨，而是根据中医医院实际需要自己研制一套完整的临床术语系统。
为了避免侵权，我们改用UMLS的语义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中医特有的4个语义关系。一方面从连接词上脱离SNOMED，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医临床术语系统的语义网络更适应中医自身需要。与西医相比，中医概念间的关联关系更倾向于非线性、非逻辑的关联关系，而SNOMED的连接更适合逻辑连接，无法适应非线性关联关系的连接。此外，我们还重新构建了中医临床术语系统框架，使其区别于SNOMED，更适合于中医临床，并在此框架下，把西医词汇逐步根据中医医院临床实际使用情况纳入进来，也逐渐把非医学词汇纳入进来，形成中医医院适用的中医临床术语系统。同时，我们把中医临床术语系统的框架通过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中医药学技术委员（TC249）申请为ISO标准，目前正在审批过程中。
总之，尽管中医临床术语系统的研制工作面临着重重困难，但还是在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因为具有实际工作的需要，最终其会应用于中医临床。
1.2名老中医经验挖掘研究
在中医药学的发展过程中，除了正规的学院教育培养人才方式以外，传承在中医药发展中占据半壁江山，名老中医经验传承成为中医药继承创新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师带徒模式的传承工作中，基于计算机的名老中医经验挖掘研究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
名老中医经验挖掘源于20世纪80年代名老中医诊疗系统的研制。当时，在人工智能热潮的推动下，研制了一批名老中医诊疗系统，目标朝向计算机诊疗，但取得的进展不太令人满意。以后国家在“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持续支持了名老中医经验挖掘的研究，研究目标从简单模仿名老中医处方开药，到总结用药规律、挖掘学术思想。这些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总结了一批名老中医的临证经验，发现了一些他们用药的规律，这些规律得到了他们本人的肯定。但是，发现的规律大多是已知的，一些新知识又存在着很多问题，对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的总结效果不是很理想。
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研究都是基于小数据处理的思路展开的。事先确定了研究目标，对所获取的数据进行筛选，在数据清洗与结构化过程中，难免将一些有用的信息去除了。因此，发现的关联关系，特别是细节方面，出现一定的偏差，这就在所难免。当然，这也是受当时计算机技术发展水平所限，特别是为了获得国际认可，国家的大量临床研究经费都投向了用随机、双盲、多中心、大样本的方法验证已确认有效的处方用药，并将辨证论治的变化尽可能降低，以适应统计学的需要。这也许是向外国人和西医证实中医确实有效的可行办法，但在这种数据基础上，很难发现名老中医真实的处方用药思路、真实的学术思想。用设定的目标，处理设定的数据，这种思路和方法更适用于西医的临床研究，而对基于整体模式、以个体化医疗为特征的中医药学来说，是不太适用的。大数据提出的在全数据条件下，不设前提地发现数据中存在的规律，似乎更适用于中医药学的特点。因此，如果“十三五”期间国家能够继续支持名老中医经验挖掘，而挖掘又是基于全数据开展的，或许能获得更好的效果。
1.3中医诊疗规律研究
通过数据挖掘发现中医诊疗规律始终是中医临床信息学研究的重点。在这方面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主要包括四诊数字化研究，基于数据的方证关系、症药关系、证症关系、病证关系研究，基于数据的证候或疾病诊治规律研究等。
四诊数字化研究是希望扩展人体感官功能，获取更为精确的四诊数据，以便发展中医诊断技术，包括舌诊、脉诊、问诊、闻诊等各个方面的数字化研究。开展最多的是舌诊研究，也是取得进展最好的研究领域。到目前为止，肝病的舌诊仪诊断与老中医望诊诊断的符合率已经达到90%。但是脉诊仪、闻诊仪和计算机问诊程序的符合率依然很低。其原因主要是中医四诊所获取的信息是体验信息，即加载了医生本身的感受在内的体验信息，而非单纯的观测信息，因此只依靠测量所获得的信息与这种体验信息的符合率达不到理想的程度，即使我们收集到大量的脉诊图谱信息也很难与简单的28脉象做出相似性比较。可能的方向是在人的干预下进行四诊数字化结果的判断，形成人机结合模式，或许能促进中医四诊的半定量化发展。
基于数据的方证关系、症药关系、证症关系、病证关系的研究，包括方剂配伍规律的研究，也已经开展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大量数据的基础上，找到了许多方证、症药、证症、病证的对应关系，也找到了一些方剂配伍的高频组合模式，但与发现规律后有助于临床决策支持依然有较大的差距。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中医药学的个体化诊疗特征不仅表现在患者身上，同时也表现在医生身上。每个医生用药都有自己的思路，如果混在一起，发现的规律是无法在临床上使用的。因此，基于数据发现中医临床规律的研究必须使用全数据，也就是对一个医生、一个科室、一个医院、一个流派的全数据进行分析，才能找到适合临床应用的规律，为临床决策提供支持。流派的问题稍微有点复杂，如果把有关张仲景本人及其所有古代和现代研究的书籍、论文，甚至临床病历收集起来形成全数据，是有可能发现仲景用药规律及这个规律是怎样发展变化的。但是如果把所有关于新安医学各医家的著作，甚或古代和现代的研究著作及论文都收集起来，所选择的800位医家、800种著作、10种学术思想的数据混和在一起是否能找到规律就不那么简单了。因此，基于数据的中医临床规律的发现，对全数据范围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
2中药信息学
中药在整个中医药学体系中是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一部分，也是产业化水平最高的一部分，因此也受到高度重视，是国家重点支持的领域。当然，在中药现代化过程中，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争论。中药信息学始终是中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的重点是制药工程的信息化、计算机辅助新药开发，以及中药系统工程。
2.1中药制药工程信息化
制药工程信息化是在化学药物制药工程信息化的基础上，加入了中药制药工程特有的控制元素。因为中药源于天然产物，包括植物、动物或矿物及其提取物，其初期的处理与化学药物有很大差别，因此中药制药工程信息化控制在药材处理上与化学药物有着较大差异。中药制药工程信息化的发展，对促进提高中成药质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2.2中药计算机辅助新药研发
计算机辅助新药开发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并已成为中药新药研发的3条途径中的1条，即通过临床实践研发新药、通过实验室试验研发新药、通过计算机辅助研发新药，后者也是第四科学研究范式的具体应用。其涉及范围比较广，既有饮片层次的新药研发，也有组分层次的新药研发；既有根据西医药理进行组方配伍的研究，也有根据中医药性理论及配伍理论开发新药的研究；既有重点关注组配后药效提高的研究，也有关于中药毒性的研究。近年来，中药信息学的研究重点已经转向了基于中医理论的中药配伍研究，使中药计算机辅助新药研发逐渐回归中医领域，与天然药物的研发区别开来。
2.3中药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
中药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的研究有力地推进了中药信息学的发展。1995年，中国药科大学黄泰康教授探讨了建立中药系统工程的有关问题。在探讨其科技背景时，他认为，“在17、18世纪时，科学技术只有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三大块，以后又增加了工程学、技术学、数学成为六大块。我国著名的学者钱学森曾经预言：到本世纪末，科学技术可能出现的第七大块，就是系统工程。因此，提出‘中药系统工程’的学术思想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推动中药现代化的必然方向”；在探讨其研究目的时，他认为，
“各种影响药效发挥的因素值等各种数据的归纳整理，进行数学公式形式的量化概念，进而系统化的阐明中药的治病机理，以最终寻求一条真正符合中医药理论的科学化、标准化、现代化的中药理论、科研、生产、应用的复杂系统，这就是中药系统工程研究的目的”；在探讨研究中药系统工程的重要性时，他认为，“目前中药研究的手段和科目，相互之间缺乏联系，未能统一在同一个目标之下，因此，其所取得的成果也只能是单一方面的数据，更难以全面判断药效的标准，这正是影响中药学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之所在”；在探讨中药系统工程的研究原则及任务时，他认为，“中药系统工程的研究应当注意以下原则：（1）强调研究的整体性，重视与整体有关的全部要素。（2）按照系统的原则强调研究的联系性。（3）建立中药系统工程是为了确立现代化、系统化、科学化、标准化（可以量化衡量）的中医药新理论为最终目的。因此，运用电子计算机建立中药系统工程的数据库，才便于对各个分系统研究所得的资料进行快速有效的综合分析，为本系统工程的总目标选择最佳方案”；在探讨中药系统工程的层次性时，他认为，“系统学的原理认为：系统结构具有鲜明的层次性。某系统从属于更大系统，成为更大系统的一个要素，而系统的要素又可成为一个具有自己诸要素的更小系统……此外，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分析，还需具备五性，即：集合性、关联性、整体性、适应性和动态性”；最后在探讨中药系统工程的发展方向时，他认为，“在中药系统工程体系的研究过程中，不但注意运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归纳整理并建立中药系统工程的数据库，以丰富其研究内容。更应看到任何学科都是在综合提高之后又可再行分化、重新组合，才能寻求最佳的发展状态和规律”。
近年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乔延江教授的团队进一步把中药系统工程的研究提升到中药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的高度。他们认为，目前中药有效成分发现与药物研发中存在着多采用天然药物研发模式、新药药效不强、难以发现中药中的新化合物、中药活性分散、研发多与中药理论脱节等问题；而在中药物质基础与质量控制方面存在着单指标、多指标、指纹图谱、药效相关性等应该如何评价的问题；在中药药理作用与作用机理研究不取决于它有什么作用，而取决于模型和指标的问题；中药药材评价与资源保护中存在药材资源过度开发、种植药材如何评价等问题；中药临床不良反应与国际化的争论中存在如何发生不良反应、怎样看待中药注射剂等问题；中药产业化存在的资源高消耗、缺乏综合开发等问题也深深困扰着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中药科学研究问题上，尽管紧跟前沿，但原创却处于稀缺状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们提出了中药研究的出路在于开展中药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研究。他们分析了以古罗马和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与以古中国和古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之间的差异，得出西方提倡精英思维，而东方提倡的则是系统思维的结论。基于东方文明的基础，他们提出中药系统科学的认识论，亦即中药系统科学思维，包括4个方面，即单元思维，指系统的基础单元，解决元素与尺度的问题；结构思维，指系统的构成结构，解决整体与功能的问题；状态思维，指系统的当前状态，解决断面与关系的问题；动态思维，指系统的变化规律，解决边界与时序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中药系统科学的理论框架，即实体语法系统，包括基本要素（V）、主要结构（F）、转化规则（P）、初始状态（S）。将其应用于中药系统科学就形成了中药药性的系统科学理论，指出中药药性理论是表述中药属性及其结构、关系的理论。在中药系统科学的理论框架下表达为基本要素（V）：四气、五味、归经；主要结构（F）：药性组合（温辛肝、寒苦心等）、药性组合模式；转化规则（P）：功效与药性组合模式的关系；初始状态（S）：待解决问题的初始条件，如证、经典方等；其数学公式为药性系统G=（V，F，P，S）。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中药系统工程方法论（SIMPP方法论），明确已有的知识与数据（states and structure of systems）、辨识相关要素（identification the factor）、要素间关系建模（modeling the relationship）、模式发现（pattern discovery）、针对性的干预措施（practice on patterns）。有了理论框架和工程方法，他们构建了中药系统工程技术云，进行了大量的科学实践，取得了一批显著的成果。
可以说近年来开展的中药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研究极大地促进了中药信息学的发展。
3中医药图书馆学
中医药图书馆学是中医药信息学最初发源的基础。尽管中医药信息学的发展与中医药图书馆学密切相关，但中医药图书馆学自身的发展并不迅速，在此领域中，主要开展了中医古籍数字化及其深度利用和中医药图书馆学相关标准规范的研究。
3.1中医药古籍数字化研究
柳长华教授提出基于知识元的中医古籍计算机知识表示方法。他认为，“知识表示是研究知识如何从自然记载形式过渡到适合计算机处理的表示形式，在此基础上实现对知识的处理。中医古籍计算机的知识表示是通过对中医古籍知识结构、语义解释方式以及语义关系的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建立数据库中对语义的解释以及语义之间的关联，最终实现数据库的基于内容的检索”。他提出，中医古籍知识结构存在聚类现象、模块现象、树状结构、知识关联、隐含的知识命题等特点，可以用基于知识元的方法进行表达。他给知识元下的定义是，“知识元是知识系统中可以表达一个完整概念的不可再分解的最小知识单元。在形式上它是由多个语词、词组或短语构成的集合，在内容上它表达一项相对完整的知识”。他认为，知识元是由元概念和语义成分所组成。在知识元之上存在着知识体，知识体是由一个以上的知识元构成的知识集合。建立在知识元与知识体基础上的知识解析可以很好地完成中医古籍的知识表达。运用此种模式，柳长华教授的团队完成了对数百种中医古籍的知识解析。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采用2种模式处理中医古籍。一种模式是综合多种计算机处理技术进行古籍知识发现，如将语义本体方法、数据挖掘方法、知识组织方法联合应用，处理中医温病古籍，从中发现新知识。另一种模式是将古籍扫描，保持原貌，提供给读者阅读，并用后控词表的形式加以标引，以方便读者查找所需的内容。
每种方法各有特点，但总体来说，目前古籍数字化及其深度利用的研究工作还远不能满足中医药界对古籍知识发现的需求。一方面，中医古籍的知识发现需要对古籍的深刻理解，而计算机还很难有这样高的智力水平；另一方面，中医古籍结构化的过程与加工人员自身的知识水平密切相关，因而在结构化过程中可能造成知识丢失，因而无法正确反映古籍知识的原貌。随着计算机知识处理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医古籍的知识处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必将对中医古籍知识的利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2中医药图书馆标准规范研究
目前，中医药图书馆采用的绝大多数标准规范来自一般图书馆学，同时也建立了一批中医药图书馆独特的标准规范，主要包括中医药学主题词表、中医古籍分类法、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中医药部分等。这些标准规范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中医药图书馆学的发展，为中医药文献资源的有效利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吴兰成教授开创编写的《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采纳了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MESH词表的框架，按照中医药学自身的特点进行编排，与MESH词表互相补充使用，解决了中医药文献主题词检索的问题，使中医药学文献数据库从开始研制时就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薛清录研究员提出分类编年的中医古籍分类法，首创了适用于中医药学科的科学完善的中医古籍分类法，分类是在中医学科与中医文献特点结合的基础上进行的，每个类目下又按编年进行排序，改变了原有中国图书古籍分类法不能适应中医古籍分类的状况，并在此基础上，编写了《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解决了中医古籍的查询问题。这些标准规范的制订有力地促进了中医药文献资源的利用。
4中医药情报学
中医药情报学与中医药图书馆学共同构成了中医药信息管理学。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的中医药信息研究所都是从过去的中医药情报研究所更名而成，而中医药信息学的第一批骨干力量就是在中医药信息研究所中形成的，因此，对于中医药信息学的建立来说，中医药情报学功不可没。
但就中医药情报学的发展来讲，却没有太多的自身创新。其所用方法大多是情报学或图书馆学所用的方法，研究领域也与医学情报学大同小异，只是内容上有所不同。中医药情报学开展较有特色的领域是战略情报研究，而在战略情报研究中较为出色的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2006—2020年）、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和促进中医药出口创汇的战略与政策研究。所以说出色，是因为他们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转化成为促进中医药学发展的科研项目或政策、策略。
1992年，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支持下，由徐绍颖教授任组长，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与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药信息所合作进行了1项国家级软科学研究——促进中医药出口创汇的战略与政策研究。该课题研究了世界三大植物药市场：一是以华裔为中心的中药传统市场，包括东南亚、港澳台地区以及西方国家的以华裔社区为中心的中药传统市场；二是日本、韩国中药传统市场；三是西方植物药市场。1993年，得出研究结论是“三大市场”当年的规模约140亿美元，同年我国中药出口创汇达4亿美元，约占三大市场的3%，并提出中医药走向世界面临空前良好的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为此建议国家制定“弘扬中国传统医药学工程”。这份报告引起了很大反响，也引起了国家对中药出口现状的重视。但对于3%的概念却产生了很多误解。首先这3%是不包括中国市场在内的3%，我们在计算其他国家的中药出口时是连同他们本国的销售量同时计算在内的，而对于中国，因为强调的是出口创汇，所以并没有计算中国本土的销售量，因此并不是其他国家中药的销售量高于我国；其次，这3%是三大市场的3%，而非中药市场的3%，连同植物药市场计算在内，我国中药出口的比率当年占3%，而整个市场中，植物药市场是占了很大比例的。不过无论如何，这份战略报告对促进中药出口创汇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96年7月，国家科委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承担了国家“九五”攻关课题——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该课题由国家科委社会发展科技司甘师俊司长牵头，组织全国数十位专家学者共同开展研究。该项课题在国内外首次就开发现代中药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建立中药系列标准规范、中药基础性研究、中药国际化研究、中药知识产权保护研究等方面，对国内外现状、存在问题进行了客观的较全面而系统的调查研究、分析与评价，并提出了对策和发展战略。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课题组提出“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计划”，得到了国家新药领导小组的肯定和支持，列为国家“九五”攻关重中之重项目，同时列入国家重大科技产业工程，并得到实施。尽管中药现代化的模式后来受到质疑，但是不可否认，中药现代化研究极大地促进了中医药现代化的发展。
2005—2006年开展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2006—2020年）专题研究报告之八：人口与健康科技问题研究，是由刘德培院士牵头开展研究的。研究报告针对人口与健康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其需求分析，明确了人口与健康科技发展的思路和目标，提出7个重点领域，凝练出11个优先主题和2个重大专项。提出前移战略（包括思想观念前移、经费投入前移、研究内容重心前移、研究领域重心前移）、下移战略（工作重心移向农村）、模式转变（社会、心理、工程、生物医学结合）、系统整合、四个转变的发展思路；总体目标是202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当时的人口与健康水平。7个重点领域包括人口安全、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重大疾病的防治，城乡社区医疗卫生及健康促进，生物安全与食品药品安全，健康产业及医药生物技术研究，中医药现代化，医学生物学研究；11个优先主题包括生殖健康、生育调控及相关技术研究，重大疾病发生发展转归机制及规律的研究，以早期控制为主的疾病防治研究，城乡社区医疗卫生保健体系支撑与适宜技术研究，突发生物事件应对技术研究，食品药品安全研究，以创新为主导的药物研发，以自主开发为主导的医疗器械研发，以证候为核心的中医临床诊断与疗效评价研究，中药制药工程与可持续利用研究，人体多层次调节机制研究；2个重大专项包括：双康计划——重大疾病预防与控制科技计划、岐黄计划——中医药现代化工程。尽管后来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在内容上有所调整，特别是重大专项有所调整，但战略研究的绝大部分内容都予以采纳，对中医药在这15年期间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5小结
中医药信息学应用科学领域近年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支撑了整个中医药信息学学科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医药学的发展。与理论科学领域相比，应用科学领域获得的成绩更为突出，也引起了更大的关注，这与中医药学学科的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医药信息学理论科学领域研究进展”一文中，我们曾经提到，中医药学与大数据的理念有很好的契合性，包括重视相关关系，而不过于追求因果关系。与理论科学相比，应用科学在相关关系层次上可以获得长足的发展，而理论科学则必须追求因果关系。中医药学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其初始条件的限制，对相关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多，因此也更容易在应用科学领域取得进展。
中医药信息学是中医药学的二级学科，因此更多的是具有中医药学的烙印，而非信息科学的烙印，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中医药信息学在应用科学领域的进展要快于理论科学领域。但无论如何，中医药信息学在中医临床信息学、中药信息学、中医药图书馆学和中医药情报学领域所取得的可喜成果，不仅有力地支撑了中医药信息学学科的发展，而且也有力地促进了整个中医药学学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