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通过文献分析，发现以风险放大为核心的研究，在发文走势上呈波动上升趋势，在发文领域上主要集中在管理学、经济学及新闻传播学等，在内容上主要集中在风险社会放大理论探讨、风险社会放大溯因、风险社会放大过程机制诠释以及风险社会放大防治对策四个方面，在方法上常用典型案例或作单独描述或作对比。据此总结出相关研究在理论适用、关注焦点、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存在不足，并提出今后的研究可以在加强理论解释力、关注次级影响以及引入社会心理学理论与方法三个方面展开探索。
关键词：风险;社会放大;综述
一、引言
以风险放大为关键词在知网跨库检索，共得到70篇文献，其中发文最早在2003年，随着时间推移文献量呈波动上升趋势。2003年以“非典疫情”为契机，我国对于社会风险及应急管理的关注逐渐增多，研究者开始借用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来分析放大现象，开始探索风险放大的机制和影响因素。此外，从学科分布角度发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分布于经济学、新闻传播学及管理学等领域。对文献进行进一步阅读发现，在内容上集中在风险社会放大理论探讨、风险社会放大溯因、风险社会放大过程机制诠释以及风险社会放大防治对策四个方面，在方法上常用典型案例或作单独描述或作对比。
二、风险社会放大理论探讨
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研究主要聚焦于风险和风险事件如何以放大或弱化风险认知及关切的方式与心理的、社会的、制度的和文化的过程互动，并由此塑造风险行为，影响制度过程，从而影响风险后果。
風险是指一切对人及人所关心的事务带来损害的事件与行为的可能性，风险的实质是损失的不确定性[1]。这一不确定性既源于风险事件与行为本身的随机性，也源于我们对风险影响理解与把握的不确定性。卡帕森夫妇等研究者创立了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SARF），该理论认为风险的社会放大包含关于信息机制和社会的反应机制。信息系统和风险信号放大站放大风险产生行为反应，行为反应导致超出事件直接影响范围的次级影响，如心理感知、经济损失、政治压力等，次级影响被社会群体和个体感知，产生第三级影响，这些影响可能传播或“波及”到其他方面、遥远的地方或未来世代，形成“涟漪效应”。
张乐和童星认为一个事件所经历的社会文化过程被称之为风险的社会放大，曾繁旭和戴佳认为卡斯帕森构建风险放大框架在于研究“相对小的风险有时却引发大规模的公众关注和重大社会影响”，这个定义难以确定原初风险的大小，并基于此提出风险放大是指感知风险超出技术风险的过程。蒋晓丽认为风险“放大”实际上包含了风险放大与风险弱化两个维度，而邹霞则提出风险的放大或弱化主要取决于公众的认知方式和社会互动。
三、风险社会放大溯因
研究认为信息来源、风险本身的不确定性以及社会及心理等人为因素是风险的社会放大的原因。Kuhar等人认为熟悉度（不确定性）和风险的直接经验在风险的放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McComas等人发现与官方信息相比，集会参与者将他们会后的担忧更多地归因于符号风险信息，即风险信息的非官方来源[3]。曾繁旭和戴佳等发现环境风险主要经由信息过程、制度结构和个体反应等三重机制的影响而得到放大。王刚和宋锴业提出社会、心理等人为因素引发的环境风险客观上呈现出一种风险放大的趋势，而自然因素引发的环境风险往往呈现出一种风险衰减的趋势[4]。
四、风险社会放大过程机制诠释
对风险放大过程机制的诠释既包括对风险放大过程的梳理，也包括针对其中某一个阶段机制的阐释。Renn提出共鸣理论可以作为风险放大的解释机制，风险的缩小的解释机制则借鉴公共资源理论[5]。Kasperson认为SARF假设了4个放大风险的机制：公众感知和价值观、社会群体关系、信号值及污名化，以及第五个重要的机制——社会信任[6]。国内学者邓滢和汪明提出内在驱动、外在驱动与催化剂的二维三级推进机制;邹霞构建了“感知相悖-扩大化争议-群体抗议-涟漪效应”风险放大的四级判定框架。有的研究者则聚焦于风险放大的某个机制，如邱鸿峰通过东山PX事件研究影响公众放大环境风险并诉诸激进行为的组织传播机制[8]。戴烽和朱清从信息数量、信息争议、信息程度和信息关联四方面对信息机制进行了剖解[9]。
五、风险社会放大防治对策
张乐和童星针对风险的社会放大提出做好风险源评估、加强信息公开与风险沟通、重建公共信任的治理对策。汪伟全分析了环境类群体性事件的暴力抗争演化机制，认为有效治理此类事件必须塑造风险沟通的新型合作关系、构建回应型社会治理模式以及相互信任的风险文化。马超分析了社交媒体的风险放大，认为要有效防治风险的社会放大须构建多方联动的风险治理机制。刘丹凌认为应当建设健康的文化环境、加强新媒体传播的监管与法制建设和提高公民的媒介素养，以应对新媒体引发的风险放大。汤景泰和王楠针对自媒体平台的健康风险放大提出依法治理自媒体传播失范行为、创建健康的风险沟通方式以及构建健康风险协同治理机制的措施。
六、以案例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
已有研究通常以国内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及医药卫生等领域的典型案例为据，采用案例分析进行研究。案例研究分为两类。一类是单案例研究。例如，张乐和童星以安徽阜阳奶粉事件为例探索风险的社会放大机制;刘慧君和李树茁以四川大竹事件为例，对风险事件规模升级的内在机制进行剖析;王宇和孙鹿童以“福喜问题肉”的报道为例探讨食品安全报道;刘冰以山东非法疫苗事件为例，分析了风险放大过程中的心理机制和社会机制;戴烽和朱清以2016年山东疫苗事件为例对自媒体环境下风险放大的信息机制进行分析。另一类是多案例分析。例如，张乐和童星以2008年南方冰冻雪灾和同年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队对比，探索两类突发事件的演化机制，而王刚和宋锴业则比较“茂名PX事件”与“威马逊台风事件”风险放大的演化路径，以得到两类环境风险的演化路径差异。
七、结论与展望
风险的社会放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性的理论框架，能为研究者对风险事件的探讨提供理论支撑，但目前国内对于风险放大的研究存在如下不足。一是“生搬硬套”风险放大理论框架。在运用SARF框架分析风险或风险事件时，没有注重风险发展中的各个事件之间是否真的具有关联性，缺乏动态逻辑的衔接，流于表面。二是对于风险事件中风险放大的次级影响关注较少。现有研究大多从较宏观的角度去分析微观的风险事件，缺少聚集点。三是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目前，国内有关研究主要是运用案例研究法，鲜有多样的研究方法，尤其缺乏实证研究和量化的标准。
根据现有研究的不足，风险的社会放大未来发展应关注如下3个方面。一是可与其他的因果关系理论（如社会表征理论）相结合提升SARF框架的解释力。风险放大过程中的各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明确，需要有合适的理论对其进行补充，提升它的解释力。二是可以更多关注风险事件的演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涟漪效应，为日后的风险防治提供借鉴。三是以微观的研究明确SARF的内部关系，丰富其理论内涵。SARF的微观研究可以借鉴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以更好地解释风险放大过程中的个体和社会放大站的运行。
参考文献：
[1]冯必扬.社会风险与风险社会关系探析[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5）.
[2]KuharSE，NierenbergK，KirkpatrickB，et al. Public Perceptions of Florida Red Tide Risks[J]. Risk Analysis，2009（7）.
[3]McComasKA， LundellHC，TrumboCW， et al. Public Meetings About Local Cancer Clusters： Exploring the Relative Influence of Official Versus Symbolic Risk Messages on Attendees’post - meeting Concern[J]. Journal of Risk Re- search，2010（6）.
[4]曾繁旭，戴佳，王宇琦.技術风险VS感知风险：传播过程与风险社会放大[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3）.
[5]王刚，宋锴业.放大与衰减：环境风险的路径丕变及其内在机理——以两类环境风险事件的比较为例[J].新视野，2017（4）.
[6]RennO.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Attenuation of Risk Framework： Application to Climate Change[J]. WIREs Climate Change，2011（2）.
[7]KaspersonRE.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and Low-level Radiation[J].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2012（3）.
[8]邱鸿峰，熊慧.环境风险社会放大的组织传播机制：回顾东山PX事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5）.
[9]戴烽，朱清.自媒体环境下风险放大的信息机制研究——以2016山东疫苗事件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6）.
作者简介：丁俊梅（1992—），女，研究生，研究方向：地方政府治理、西部地区农村扶贫开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