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是事件的受害者。同时其实这个患者也是受害者，也值得同情。这不仅仅是医务人员的悲哀，也是这个患者的悲哀，延伸开来也是全体患者的悲哀。为什么说患者也值得同情呢，首先他是一个病人，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患者也是弱者，是需要同情的，在治病的过程中，病人的心态、思想发生了变化，没有调整好，整个社会的宣传和氛围误导了他，使他走到了这一步。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从长远来看，医患关系的调整，医患关系的和谐需要各方面的努力，不是仅仅是某一方做出来的。
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加大对医院正常秩序的维护，能够及时介入、指导、解决问题。维护好医院正常的环境有利于维护患者的健康，体现公立医院的公立性和政府的形象，而不能把她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临时手段。我们的态度非常明确，我们迫切要求建立第三方解决机制，而且要有维护这种机制的手段。
必要诊治、过度治疗与医疗风险
秦国桓公“讳疾忌医”，疾病从肌肤之间到血脉，再到肠胃，最后到骨髓，无治而亡，于是扁鹊发出“病易治，人难医！”的感叹。
患者祁女士说，患者对医疗要有正确认识，如果一个人真的得了重病，机体受到损害了，想通过看病，花了不少钱想要恢复到原样那确实不太可能。但是很多人不明白。就像现在中医包括西医都得让大家慢慢了解，大家都得提高医学知识。前些日子，我看报道有个人嗓子哑，结果是糖尿病造成的，现在老百姓都不懂，现在医学在发展，但是病症也在发展。老百姓咳嗽了，可能就以为是感冒了，不会想到其他的。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陈仲强教授说，做3项检查很明确的疾病，做5项检查更全面，这种叫过度医疗？检查的更全一点可以在更大的范围排除其他可能性，诊疗更准确。但社会不理解，说叫过度医疗。在临床路径上，这个病应该做几项检查，比如说标准的需要做10项检查，你做了3项检查就行了。但反过来说，我真的做了3项检查，5项检查，病人会说你少做了，才导致我遗漏，医生很难办。最后想到了一个办法，做路径。路径规定了需要做那些检查及治疗。做到了就做到了，但还会有遗漏，但不能苛求患者再做几项检查，会有过度医疗、保守医疗的嫌疑，所以这种环境很微妙。
魏亮瑜说，作为患者，一定要看到，医疗技术还是有局限性的，要认识到，医疗是个缺陷技术，有问题的技术，医疗的定义是基于患者的利益，用于患者，而又可能对患者带来害处的缺陷技术。我们知道产品是没有残次品的，医疗结果实际上就是个残次品。简单地说，是药三分毒，做手术是有风险。作为医生，我们也希望药物没有毒副作用，做手术没有风险，但现阶段达不到。实施这个手术就有可能有害处，“两害相权取其轻”，是疾病带来的害处和医疗介入的害处相比较，最后医疗介入带来的害处小一点，我们选择了医疗介入。医疗技术本身就是一个缺陷技术，很多患者意识不到，整个社会，政府的投入、媒体的宣传都很关键。这个不是商品买卖，不是有个什么统一的标准，不是花了钱，我们医生也想长了肿瘤了，我们能隔空取物，不开刀、不流血、不要伤口感染、不用麻醉，就能切除。医疗做不到的。这个患者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想着找的同仁医院的耳鼻喉科的专家，也很权威了，为什么就不能给我治好了呢。如果全体患者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话，都像那个书法家那样的话，很打击医生的积极性的，可能就是全体患者的悲哀了，以后医生难度大的手术就不做了，成功的几率比失败的几率还要低的话，我为什么还要做呢，我尽心尽力地做了，还得不到患者的理解。但是我们也能理解和同情患者。同时也说到医院怎么做的问题，如果确实出现了损害的结果了，残疾了、出现术后并发症、甚至死亡了，对患者以及家属是多大的痛苦和影响，这个损害谁也不能否认吧，医院说没责任，患者也没责任，那是谁的责任，不是胡说八道嘛。患者就很理解不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在现有医疗技术条件下，医院按照诊疗规范，该做的都做了，患者也没责任，我是来看病，不是来送命的。到底责任在谁呢。这就是医疗风险的问题，如果出现了这种医疗风险，应该谁来承担的问题。其实就是医疗风险的承担者到底应该是谁，这又回到了观点的普及和宣传，还有如何化解医疗风险的问题。
医患沟通需要技巧
在卫生部部长陈竺看来，好的医生都应该是人道主义者。他说：“人在生病的时候往往最脆弱，这个时候医生如何对待他，会对他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如今，有多少医生在给病人看病时，能抬头看病人一眼？一旦病人问得过多、问得不专业，又有多少医生能够笑脸相待并耐心解答？”医学从来不是一门纯粹的科学，它是和人打交道的，医生职业的冷漠也是最可怕的，因为它影响的是一个人的生命。
战国时期著名医家扁鹊，也有“下医治病、中医治人、大医治国。”之说。所谓的“下医治病”就是说一般意义上的医生救治病人；“中医治人”就上升了一个层次，意思是从一个人的思想上去救治他，这个也仅仅限于救治少数的人群；“大医治国”就是最高境界了，通过提升全社会的文化、道德等多方面的品级来达到让一个国家脱离困境，走向繁荣富强的目的。
金大鹏认为，临床医学的最大特点是为人民健康服务。医疗机构和医生面对的是有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一个个人，现在医学的进程决不能降低满足病人精神方面的需求。医学是人类医学。一个好的医生，需要精湛的医术和艺术服务。“西医之父”希波克拉底有句名言：医生有三个武器：手术、药物和语言。对病情的判断，对病情的治疗，要跟病人说清楚，艺术的服务很重要。我们的吴阶平院士也说过优秀的医生一是要具备崇高的医德，二是要具备精湛的医术；同时还必须具备良好的服务意识。换句话说，就是要把精湛的医术与人文精神结合在一起，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一是要跟患者说清楚，二是要由专门的医疗机构、医学专家来做技术鉴定，我们过去是有这个程序的，不是光靠调解。是以疾病为中心，还是以病人为中心？
说到同仁医院的这个患者，如果是喉癌，侵犯了喉上神经和喉返神经，切除后必然是要以失音为代价才能达到根治喉癌；如果不是，通过局部的手术，加上必要的放疗和化疗，可以提高病人的生命质量。这些技术范围需要专门的技术专家做医疗鉴定的，调节是以科学医学技术为依据的，及时与病人沟通，跟病人说清楚。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副院长范肖东教授说，现在我们医院有一门课程：医患沟通技巧，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传达坏消息。比如说恶性肿瘤，通常是不告知患者本人的，害怕患者接受不了，但是现在的资讯这么发达，很多患者都是知识分子。对于临终的、重大疾病的或者是手术确实有风险的患者，一定要告知病情，让患者有自主选择或拒绝治疗的权利。另外，患者有权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可支配。如果确实不能挽救患者的生命，一定要减小患者的痛苦。第三，要给患者机会达成他最后的愿望。如何告知坏消息，包括了告知的内容，一步步让患者接受，而不是回避或隐瞒。另外，告知也包括了对治疗结果的说明。当然，以后我们也可以给患者开设课程，包括如何求医、如何向医生获取更多的资讯、如何配合治疗。至少目前可以对医护人员去讲授医患沟通技巧。
陈仲强说，关于院方是如何处理的问题，作为医务工作者也要主动意识到在就医诊断的过程当中的高风险性，要做好充分的沟通，使患者能够充分理解诊断、治疗的高风险性、对疾病转归、预后情况的了解。阐述不要过于简单，使患者存在一个潜在的期望值，防止万一没有达到患者期望值而导致的纠纷等。服务过程应使患者在经受疾病这折磨时感受到心理的关怀、能够尽快的恢复疾病。发现苗头时及时处理。
医患维权需要机制
金大鹏说，我对这个事件的看法，第一、依法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要自己的维护权益，但要依法办事，不应该违法实行侵犯，危害别人的利益和安全，要为医生创造好的尊重医生的执业环境。第二、加大执法力度，建立和完善医疗纠纷、医疗差错，医疗事故处理的长效制度，切实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利益，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同仁医院的这个患者这个事件是从2006年一直持续到2009年，如果我们有长效的处理机制，及时做医疗事故鉴定，及时跟病人家属说清楚，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当然我们的医疗保险做好是更好的。
建立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处理的长效机制，很重要的是做医疗事故的鉴定，鉴定完后再调解。我们都说需要第三方，但是公立医院需要做什么，公立医院建设公立性应该做什么，这些都是公立医院改革应该明确的。医疗事故、医疗差错、医疗纠纷不单单是医疗属性，还有社会属性。医生是高风险职业，医疗事业要健康的发展，医疗事故、医疗差错、医疗纠纷在鉴定过程，医生也好，人民也好付出的代价，是医学的一笔财富。医院、政府、全社会都应该给医务人员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同时医务人员也要对自己高要求，用医学技术治病是第一个层次；用头脑来治病是第二个层次；用爱心来治病是第三个层次；用自己的生命来治病，是最高层次。一个好医生应该把自己的生命倾注在为病人解除疾苦，救死扶伤事业中去，作为医生的最好的价值和辉煌。我认为这是一个好医生的必经之路：用技术、用心、用爱、用生命，把救死扶伤作为天职。生命是重于泰山的。也正是这样，医疗机构、政府、全社会都应该给医务人员创造好条件，医生呢，也应在实践，重于泰山的事业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加大对医院正常秩序的维护，能够及时介入、指导、解决问题。维护好医院正常的环境有利于维护患者的健康，体现公立医院的公立性和政府的形象，而不能把她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临时手段。我们的态度非常明确，我们迫切要求建立第三方解决机制，而且要有维护这种机制的手段。
魏亮瑜认为，其实像同仁医院的这次事件，各个医院都碰到过，只是说受伤害的程度和数量的不同而已。像我们医院每年也有50、60例的样子。跟其他医院一样，肯定外科系统比内科系统要多，妇产科、骨科、心胸外科等等外科系统，风险高的科室肯定要多些。现在患者越来越多，医院在更多情况下是提供一种服务。但我个人的观点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服务的提供或者买卖合同的提供，因为我之前说了医疗行为是种缺陷产品，要讲服务的话那得符合国家服务的标准体系，我们会按照诊疗常规去做，但是很多都是未知的。大家都知道航天事业高科技攻坚技术，有很多未知领域。其实医疗的未知也是，很多疾病连发病机制、发病原理都不清楚。医疗过程是在人与人沟通，为病人服务的过程中，我们也认可会出现医疗纠纷，从技术层面来讲，医院也会发生医疗事故，这个不用去否认，这是个天然的现象，只是几率的问题。就跟交通事故一样，司机也不想的，但总会有人疏忽大意的，有技术不好的，作为医院来讲，我们肯定加强管理。
这就是国家为什么在某些事件政策出台一些无过错责任，公平责任，或者说保险制度的建立，意外嘛，意外就是谁都没责任，但是后果又发生了。现在也在推行手术意外险或者其他保险机制的引入，或者社会保险机制、商业保险机制以及国家救济途径，所以讲这是个社会问题。如果真是双方都没有责任，那么更多就应该是一个国家的投入问题，一个社会救济途径的问题，一个社会保险介入的问题，一个商业保险介入的问题，这四大块，就好比建房的四个顶梁柱，房子就盖起来了，这个社会才能和谐。现在更多就是， 医院认为医院没有责任，患者也不可能承担责任，但是受害的是患者，因为损害后果发生在患者身上的，是风险的承受者。所以我们也理解患者，人讲道理，话不讲道理，人都死了， 你总得给我点说法；医院也说，那在我医院去世的人也不止你家一个，如果都理赔的话，那国家也承担不了。所以说要从社会层面上去考虑的。但是我们作为医方，作为医院的管理者，作为整个医疗的运行管理和监管部门，第一，从把握医疗质量、控制医疗质量的角度，我们要加强管理；第二，我们也要加强医生的医德、技术方面的提高。我们也要求医生与患者在诊疗过程中一定要加强沟通，加大医学知识的普及，以及医疗风险的告知，一定要说到位，这是我们能做的。但是仅仅是医方一方的努力也是不够，整个社会机制的不建立，政府的投入不加大，舆论的导向不正确，患者自身的医学知识、风险意识不提高都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