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目前，学术界对抗日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主要表现在对新民主主义理论来源的研究，关于“三大法宝”的研究，关于三民主义论战的研究，关于《新民主主义论》的研究，以及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其他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研究的进程。
【关键词】抗日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综述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而抗日战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革命理论的创新，对列宁俄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又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新的理论。
一、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近年来，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研究涉及了很多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到目前为止，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相关研究却比较少，还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研究，为此，笔者在这里对抗日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来源的研究
学术界围绕“从马克思主义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经历了怎样的过程”这一问题，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或层面进行了探讨。东方溯认为，从探索革命对象等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到“非资本主义前途”，都可以找到共产国际的影响；雷颐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派”思想，根据其特有的语言和调查方法，论证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指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张勇认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代化”思想环境，对毛泽东工业经济思想的形成及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都产生了影响。范彩屏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一个直接思想来源是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其他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成果。
与此同时，学术界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来源也进行了探索。有学者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对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的总结，对新文化运动中西调和、新旧杂糅思想的继承”，这种“继承”是在革命实践中的积极探索，不仅借鉴了中西文化合理核心思想，而且突破了文化构建中的思维定式。另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30年代，国共两党关于“三民主义”与“中国之命运”的文化论战，也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成的重要原因，这次论战“有力促进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根本思想原则的认识”。支持这一观点的马千里认为，20世纪30年代本位之争中关于“文化选择”大相径庭，“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是一个基本的文化理论问题，也是文化选择中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这种文化学理与方向的论战为马克思主义新文化体系的形成有一定的铺垫作用。
（二）关于三民主义论战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关于三民主义论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的作用方面。郭若平认为，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重要前提之一，因为“论战”中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在基本理论分析、理论研究方法、最终争论结果等方面，都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最后形成，提供了宝贵的学理资源。刘洪森以抗战时期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国共两党的思想论战为基点，全新审视新民主主义理论成熟的历史背景，揭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这一思想论战的基础上逐步成熟和完善起来的。黄志高认为三民主义论战为构建起体系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契机，论战中涉及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要求我们党明确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并树立自己的理论旗帜。可以说，三民主义论战在某种程度上让人们认识了三民主义的真正内涵，进一步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及基本战略策略等重大问题，推动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换言之，三民主义论战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关于“三大法宝”的研究
关于“三大法宝”的研究，学术界主要从其历史地位方面进行初步探索。如胡詠在其一篇文章中论述了“三大法宝”的现实意义。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历经磨难，“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努力，已经能够对社会主义时期一系列基本问题，特别是对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经济建设问题做出正确的结论，并将这些正确结论逐步形成和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吴大行在《从三大法宝浅议毛泽东思想的起源》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根源，中国革命的实际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践泉源，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是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渊源。倪邦文在《“三大法宝”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文中，也主要是论述“三大法宝”的现实启示。总之，关于“三大法宝”的研究，学术界主要从它的现实意义来考察，涉及其自身理论来源、形成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很少。
（四）关于《新民主主义论》的研究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著作之一，其理论和现实意义对学术界及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学术界对于《新民主主义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其思想内容的研究：将它与中国共产党思想演变进程、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并对其中“社会论”内容进行研究。还有学者从《新民主主义论》与马克思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王向清认为《新民主主义论》既展现了马克思认识论思想又具有中国哲学身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和文化学说。李春来指出，《新民主主义论》是新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范畴，体现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社会）思想，并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相互关系作出新见解。这些成就不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思想，而且阐发了列宁关于革命理论和革命运动关系的重要原则，丰富了马列主义国家学说。
但也有学者看到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项晨光认为，《新民主主义论》存在一些理论偏差，如：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将苏联的支持估计过高，而对一切西方国家，则视为中国人民的敌人；认为中国革命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步，因此资本主义道路在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都走不通，社会主义社会将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江丹林认为，《新民主主义论》具有局限性，特别是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之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观点，这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它在某种意义上又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创立埋下了伏笔。
（五）关于新民主主义宪政的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宪政，是以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为基础的宪政模式。王永祥认为，1940年《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三三制”政权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基本形成。殷啸虎认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主要以抗日民主联合政府及其《施政纲领》为标志。赵文远认为，1939—1940年第一次宪政运动期间，中共探索了一条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理论依据，以民权主义为原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政道路。韩大梅认为，作为中国特殊国情下的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是区别于资产阶级宪政和社会主义宪政的新范畴、新类型的宪政理论，是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抗战时期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形成以“三三制”政权的提出和建立为标志，以《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的通过为完善标准。龚和平认为，作为宪政思想的体现，“三三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关于建立民主政权思想和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实践，初步设想与构建了多党合作制度的框架，为建立多党合作制度的正式形成提供了直接经验。可以说，“三三制”政权实际上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制度的雏形。
二、成就与不足
近年来，学术界对抗战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研究有所深入，涉及面也越来越广，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刘洪森的《国共两党思想论战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成熟》，论述了国共时期关于三民主义论战的脉络及其影响；张太原的《近十年来抗战时期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述评》，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来源、文化和政治、社会论；吴汉全、李娜的《近十年来<新民主主义论>研究综述》从不同方面论述了《新民主主义论》的内容、意义。这些著述主要是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在学术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虽然学术界对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有针对性地研究新民主主义某一时期、某一领域的相关著述为之甚少。比如，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著作的专题研究，如《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三篇文章之间在写作时间、写作原因或背景等方面有何关系的研究；关于“三大法宝”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作用、如何推进中国革命胜利的专题研究；关于抗战时期党内主要领导人，如刘少奇、张闻天等人对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发展的专题研究；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分析方法，怎样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策略等问题，尚没有相关的著述。
三、结语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列宁主义民族殖民地学说、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思想，不断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而逐渐形成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抗日战争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对于这一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研究也初见成效，但专题研究却寥寥数篇。同时，针对学术界争论的一些议题，目前还有很多方面出现很大的分歧。面对这些现实情况，作为学习者和研究者，我们应该努力学习知识，丰富自己的学识，在不懈的研究中，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研究事业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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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娟（1987- ），女，安徽宿州人，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硕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