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即将崩溃”到“巨大威胁”再到“领导世界”，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的短短数十年间，西方对中国的评价犹如带着我们坐了一回过山车，令人耳晕目眩。在中国必须继续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砥砺前行，而西方世界继续“看小懂”中国的情况下，类似情形还会发生。在改良政治、发展经济和弘扬文化的同时，如何正确看待和应对来自西方的种种责难和吹捧，已经成力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心理和智力考验。中国不仪应该做一个政冶昌明、经侪繁荣和文化发达的大国，更应该成为一个心智成熟的大国。
成长的“烦恼”
我们常常将是否具确正确、稳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作为人心智成熟与否的标志，同样，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准确地认识自身所处环境，冷静地判断自身的优势劣势，从而明确和坚持自身的发展方向，也是其心智是否成熟的标准。这就如同人无法脱离自然和社会环境而存在，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也不能超脱于国际环境和气候之外。
上世纪九十年代，冷战的“胜利”使西方的实力和自信心达到了顶点，在它们看来，历史已经在西方政冶经济模式的“一统天下”中“终结”了。因此，由于制度上的“劣势”和诸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当时“唯一幸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崩溃”只是时同问题，而且“即将到来”。但当这种臆测没有成为现实、西方认识到中国的顽强坚韧时，“中国威胁论”又应运而生，至今仍是西方对中国进行责难的主旋律。如果说“中国威胁论”刚刚抬头时还很幼稚，甚至带着种族主义的“黄祸论”肮脏脐血，不值驳，但在经过多年的加工和润色后，现有的“威胁论”门类齐全，品种繁多，“技术含量”已显著提高。以前笼统的“经济威胁论”已经被扩展到粮食、能源和环境等钡域，“军事威胁沧”也被细分为“航母威胁”、“太空威胁”和“南海威胁”等等，这具中有从学术研究入手的“大胆假发”，电确制造噱头的“标题党”。无论具体威胁何指，中国都被描述成一个“不安分”的现有秩序的破坏者。结论稍稍公允的以为造成“威胁”是中国的“无心之失”，西方应当加以“引导和匡止”，更多的是把中国看作“居心叵测”的异类，西力应当施以“遏制和打压”。
“威胁”之能成“论”，源于对中国发展方向速度和规模的“恐惧”。首先还是意识形态的偏见和“西方中心论。”的作祟。这种逻辑简单得可爱“民主”必然是“和平”的，“西万”一定是“文明”的，因此，既小“民王”也不“西方”的中国一定是威胁。其次是自身利益的算时，例如让美国人揪心的是按嘎中国目前的消费增速，若干年后赶上了美国的汽车消费水平，地球之大也无法提供足够的石油供给。因此西方“发现”中国公司在四处“抢油”了，对西方的能源安全构成“威胁”了。更为离奇的是，一位西力的学界新锐曾经很认真地算过一笔账按照目前中国人口和消费能力的增长趋势，短短儿年后，全世界生产的斗肉全都加起来吐土不够中国人吃了。这下麻烦了，不是用小开车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美国和具他爱好牛肉的民族能小能吃饱饭的“牛死存亡”的大问题了。
这些貌似唬人的“大问题”其实都违背常识，结论荒谬比如能源问题，人类发展和自然资源供给之同的矛盾由来已久，非自今日始，何况这种矛盾止是人类提升创造力，开发新能源的动力。如果因此拒绝让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享受美国式的生活，恐怕这不是一个“文明”的说得出口的理由，至于牛肉的问题，好在中国人对它并不像美国人那样偏爱，这实在是用美国人的胃来揣度中国人的“心”了但这些论调的危险之处在于，它可以吸引眼球，可以转移视线，可以在不了解中国、缺乏判断力的普通民众中兴风作浪。
当国人在为花样翻新、层出小穷的“威胁论”闹心的同时，另一种言论也不绝于目，首先是“购买力平价的新算术让中国的经济实力陡增不少，然后是GDP超美的美好蓝图，现在是“出口世界第一”的桂冠，这种论调的高明之处是“拿数字说话”。数字是科学计量的手段，但计算方式和数字的取舍还是掌握在人的手中，真相往往在其中扭曲。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将这种甜言蜜语推向极致，给了中国一个“扬眉吐气、翻身做大”的机会。出自美国经济学界的“大胆假设”经过美国政要的润色，“中美共治世界”的宏论横空出世。这种看似新奇的观点其实由来已久，甚至和“威胁论”脱胎于同一个母体，就是所谓的从西方向东方、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权力转移论”。如果非要找出新奇之处来，那就是前一阵流行的“中国责任论”的升级版。崛起需要承担责任，领导世界更是需要承担责任的。因此，握有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是在金融风暴中力挽狂澜的“救世主”，只要中国出手相救，不仅能证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而且其国际地位会陡然上升，甚至替代美国，全球将进入“中国时代”。
中国特色的政经发展的确使得自身在危机中免遭西方那样惨重的损失，在全球经济下滑的态势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但如果头脑发热去当头的话，后果很严重。首先是自身的综合实力还不足以承担“领导世界”的重任，这绝非出于谦虚。从人均水平来看，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大国，总理教给西方的那道简单算术题仍然不过时。其次是中国现阶段的发展战略不允许。作为人口大国，内向发展仍然是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的主导战略。除了经济实力需要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发展模式中还有许多制度需要完善，结构需要调整，民生需要改善。金融危机提供给中国的应该是反思发展模式、重新明确发展方向的机会，而不是盲目当头、替人火中取栗的“机会”。最后是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外交原则不允许。“共治论”一出，欧盟、俄罗斯、日本等国际主要角色的心中滋味恐不足为外人道，发展中国家更是心生疑虑，客观上起到了孤立中国的负面作用。何况，在国际事务中维护国家主权、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和追求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平的中国外交原则也会和这种“领导世界”的哲学发生排异。
纵观诸“论”，无论是责难还是吹捧，都是现代化中国成长道路上必然经历的风风雨雨，它们或许会为中华民族带来种种心智上的烦恼，但无论烦恼如何，中国成长的脚步不可阻挡。
乱云飞渡亦从容
如何正确对待来自西方的责难与吹捧之所以成为一个话题，就是因为我们所处国际环境的现实是，西方国家仍然主导着当前的国际格局，它们可以利用所把持的话语权，制造出种种“论”来对中国的发展施加影响和压力。毋庸置疑的是，无论我们怎样强调追求和平崛起与和谐发展，中国六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客观上带给国际体系的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必然在国家综合实力对比、政治影响、资源分配和利益分配中产生重组效应。所有的责难和吹捧都是因为中国在变，而且带动世界在变，由于这种
变化的巨大规模和迅猛速度，西方对此还远没有做好准备，表现出巨大的心理不适应。当前，如何使中国在国际上更具有政治影响力、经济竞争力、形象亲和力和道义感召力，成为了检验中国实力的重要标准，其中的形象和道义都属于软实力的范畴，如何培养和塑造自身的软实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西方的责难和吹捧。
首先还是要站稳脚跟，坚定信心，这是要解决心态上的问题。“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中国始终是在走自己的路，难免受到各种怀疑或指责，但只要坚持信仰就能认定方向。面对责难时，容易陷入两种情绪，一是“不高兴”，二是“不理睬”。“不高兴”是因为觉得受了委屈，必须要通过情绪的宣泄才能求得内心平衡，是心智不成熟的表现，这副表情经常出现在在外受了同伴欺负的小朋友或是处于叛逆期的少男少女的脸上，不应当是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应有的国际形象。比起“不高兴”来，“不理睬”就更要复杂些，更容易遭到非议和误读：是因为理屈词穷而如此呢，还是默认这些责难呢?更何况在交流、沟通为主流的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中，也不允许我们动辄“不高兴”、“不理睬”。而面对吹捧时也容易走两个极端，一是沾沾自喜、盲目跟进，二是裹足不前，过于保守。犹如钱币的两面，这两种表现都是对自身缺乏清醒认识、自信心不足的表现。当然，在有些问题上更是要有“闻过则喜，反求诸己”的自我批评的勇气。
其次是要参与讨论，敢于发声，这是要解决行动上的问题。这也是中西方文化差异上的问题。以“诡辩”起家的西方思想擅长于进行未雨绸缪、形而上的争论，而奉“敏于行，讷于言”为操守的中国文化却视争辩为“不仁”之术。如果在面对种种责难和吹捧时囿于这种传统思维，就让我们在明辨是非、主导舆论和争取人心上已经不战自败了。比如，在西方将非洲视为禁脔而屡屡对中国的经济开发发出责难时，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作出回应：西方主宰非洲命运数百年，仍然改变不了那里的赤贫和饥馑，现在为什么不试试中国的模式呢?
最后是要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破解种种论调，这是要解决认识上的问题。分析种种论调不难发现，来自西方的责难和吹捧都有其理论基础、逻辑思维和论证体系，尽管不乏荒谬和疏漏，但也不是一句两句就能驳而倒之的，而且西方的智库还在日以继夜地批量生产着这些理论和逻辑。例如，对于常常被西方作为“威胁论”基础的“权力转移论”、“民主和平论”在西方很有市场，而我们有没有认真地对它们进行过思考，它们有没有合理性?谬误又在哪里?尤其是当它们被运用在编织“中国威胁论”时，我们怎样做智力上对称的回应，而不是自说白话、各说各话，最终达不到沟通交流和批驳谬论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