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G5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8)24-0009-09
采访时间：2008年8月28日
采访地点：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李秀玲，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本访谈录已经陈志强教授审正)
编者手记：“脚踏实地、持之以恒，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勤恳认真工作，诚恳宽厚待人”是陈志强一直坚持的治学格言和处世之道。他的平易近人，乐观豁达和执著坚持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像许多“老三届”大学生一样，陈志强的人生历程也烙上了文革那个动荡年代的印记，他经常以这段经历激励自己的学生正确对待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尽管他在文中提到走上学术之路更多的是时代使然，但他今天的学术成就，更离不开个人的执著追求与努力。他在拜占廷学这个相对冷僻的研究领域，潜心辛勤耕耘几十载，为我国的拜占廷学研究逐渐走向成熟并得到国际拜占廷学界的认可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心血。在这个人心浮躁、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他的治学精神与操守为我们树立了一面旗帜。我们希望读者能从陈志强的人生与学术经历中得到某些启迪。
问：陈先生，请谈谈您早年的经历以及它对您后来成长的影响。
答：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也就是后来人们称为“77届”的大学生。入学前，我在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4师37团(后改为青山农场)“上山下乡”近10年，当过农业工人、康拜因驾驶员、卫生员、宣传干事等。尽管是“老三届”中年龄最小的一拨，但1978年初春，当我肩扛行李走进南开大学教务处办理入校手续时，已经26岁了。由于当年天、南大共同在黑龙江招生，我是按照天津大学的报到时间来南开大学报到的，所以我成为南开大学77届大学生中的第一个报到者。
走进大学，实现了我早年的梦想。我自幼喜欢读书，小时候家里虽然有书，但那时读书全凭兴趣，并没有系统。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已经上了中学(即现在的“实验中学”)，刚刚开始的系统化学习便被破坏。庆幸的是，我在生产建设兵团期间，身边有一批北京和上海重点高中的尖子生，他们在工作之余，带领我们这些初中生学习各种知识。我们那时常常聚在油灯下，讨论哲学或历史问题到深夜，白天辛苦劳作的疲劳似乎一扫而空。现在想来，那些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因此，我常说，兵团时期的那些大哥大姐们是我的“启蒙教师”。正是这种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学习，使我暂时忘记了体力劳动的疲倦而忘情地投入到激烈的争论中，学习成为我探究宇宙奥秘和人生哲理的乐趣。而这种非功利主义的学习欲望和探索真理的精神也是我从这些“启蒙教师”那里获得的最宝贵的东西。它对我后来的人生历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1978年高校迎来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春天。在史学名家云集的南开大学，我真切感受到了这种生机勃发的气息，因为几乎所有过去曾经耳闻的史学大家们都走上讲台为我们开课。在4年本科期间，作为世界史专业的学生，我选学的课程不仅有吴廷璎、杨生茂、黎国彬等著名教授的外国史，还慕名选修了郑天挺、王玉哲、杨翼骧、魏宏运、来新夏等大牌教授的中国史课程。为了开拓学生的学术视野，一批国内外史学家被请进南开大学的课堂，我由此初步领略到历史学家的风采，初步见识了史学殿堂的宏伟。1982年初，作为当时历史系唯一留系任教的本科毕业生，在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于可先生的大力举荐下，我参加了教育部委托东北师大郭守田、朱寰、孙义学等先生主持的“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班”的学习，从而进一步拓宽了学术视野。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太多的剧烈变革，承载了太多远大的理想，关注国家的前途与民族的命运始终是我们胸中挥之不去的情结，当时大学里的空气就是如此。学习似乎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为了探索宇宙的真理。当时，我们的国家刚刚经历了拨乱反正，开始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百业待兴。整个学校弥漫着振兴中华为国出力的气氛。1982年初，我们77届世界史班的同学临别的那些日子里，无论年纪大小，几乎人人胸中都激荡着壮志豪情。在我们班级毕业同学录扉页上题写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代表了全班同学的心情。老校长滕维藻则特为我们题词：“风华正茂艰辛创业，五湖四海发光发热。振兴中华高于一切，前程似锦自强不息”；老书记张再望挥笔写下了“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祖国的历史使命落在了你们的双肩”的献词；著名史学家郑天挺、吴廷璎和杨生茂的题词分别是“自强不息”、“坚持进步求实的史风”和“不畏艰险的人才可攀达科学的高峰”。同学之间的留言题词也充满了为祖国现代化事业和民族复兴作贡献的理想：“前程未可量，奋发而为之”；“坚韧的毅力永远开辟着你的希望之路”；“相信不久必会见到你在古代史领域中有所建树”；“祝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为四化作出更大贡献”。20年来，大学时代的那些远大志向和理想。化作我们在各自工作岗位上扎扎实实努力奋斗的强大动力，促使我们不断进步并取得成就，每个人的人生价值在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得到了真正的体现。
问：您是如何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
答：学术发展是继承与创新的对立统一。继承是发展的基础，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两者相互依存，不可或缺。没有继承，创新将成为无本之木，缺乏创新，传统将会因没有活力而衰败瓦解。我们这一代人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不完全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其中有个人的努力，但更的多是机遇使然。回想自己走过的学术之路，似乎很少有个人目标明确的奋斗，好像就是尽力扎扎实实做好每件事情的过程，就是不断探索一个个具体“真理”的努力。我从事世界史的学习和研究已经有30年了，对我产生过影响的老师非常多，有嫡传的也有非嫡传的，有南开大学的也有其他高校的，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有些长辈和老师虽然只是一次偶遇或短暂面谈，却让我受益终生，他们不经意间的一次小小的点拨和扶持成了我后来学术发展的重大机遇，这些点点滴滴的“师恩”都铭刻在我的心中，将来有机会，我将一一道来。
问：那么，您如何看待世界史研究的继承与创新?谁曾对您的学术生涯产生过重要影响?
答：我认为世界史研究的继承与创新主要表现在学科、学风、学术规范等方面，其表现形式主要包括家学、师承、自学等。新中国成立以后，大众教育的普遍化使师承形式成为最重要的方式，因此老师对后学的影响是主要的，在每一个成功的中青年学者身上都凝聚着许多老师的心血。
以南开世界史为例，世界史的教学始于1923年创立历史系，蒋廷黻、刘崇闳等名师是南开世界史的开创者。根据现存南开大学档案馆的资料看，蒋廷黻当时开设的7门西洋史课程都使用英文教材，注重培养学生的各项技能和奠定学生扎实的基础知识。解放后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先生调来南开，继承了中外兼通的特点。雷先生和杨生茂、吴廷璎、黎国彬等教授成为南开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