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性”：更开放还是更保守？

潘绥铭：谈到性，很多人都在胡说八道

兰州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礼堂，巨大的蓝色背景板上几个大字提醒着人们，这是一个非常庄重的场合：中国社会学会2016年年会。

7月17日一早，来自各地的专家学者陆续进场入座，大都表情严肃。茶歇时，人们含蓄得体地交流着。突然一位老人起身离座，他戴副眼镜，头发稀少，耳大鼻挺，皮肤黝黑，一张卡通脸。手中提着一个白色帆布袋，袋子是他找人做的，上书五个黑色大字——“还我吸烟权”。原本有些拘谨的会场氛围，一下被这个袋子打破了。

很多人认识他，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他不是为了吸烟而来，他将主持一场讨论“性的社会文化问题研究”。

有着“中国性学第一人”之称的潘教授已于两年前退休。但他脑子里仍继续琢磨着中国人最隐秘的“大事”——性。2015年春季，由他牵头，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做的第四次“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实地调查展 开。

到现在，这次调查的分析报告终于到了收尾时刻。潘绥铭翻出过去十六年里开展的前三次全国调查，与这次做着对比。很多人觉得，中国当下社会对性的问题越来越开放，甚至“乱套”了。但在严谨的调查报告中，他却看到了更真实，更丰富，也与人们印象并不完全相同的结论。潘绥铭说，他要通过这个工作，“肃清现在很多的胡说八道”。

最头疼的事

走进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第一间办公室就是潘绥铭的，在走廊的起点。面积不大，两张办公桌，两个书柜靠墙而立，很多书摆不下，堆在地上，它们大多与“性”相关，“性革命”、“性历史”……

今年夏天，潘绥铭从内蒙古一路游历到陕西，在西北地区进行调查。他不在的时候，学生们来办公，顺手将烟灰缸收走了，再想抽烟时，他只好捡张废纸，叠成盒，将烟灰弹在里面。他烟瘾大，一天一包，这两年来，控烟力度加大，再加上亲朋好友苦劝，让他感觉很不自在。

但这毕竟是个人难题，更令他操心的是中国人对“性”的态度，以及人们对他研究的不理解。

曾有人建议潘绥铭将全国第四次“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调查报告集结成书，找出版社出版，他说，“95%可能出版不了，还不如在网上发一发”。

写一篇几百字的配有统计图表的调查报告，一般耗时两三天，文中数据等信息需要不断核实，潘绥铭却乐在其中：“书本身不重要，想知道的人有地方能看就行了。”

短则一天，长则隔上半个月，潘绥铭的博客就会更新一篇性调查报告，截至目前，已经发布了38篇，有的文章经新浪博客推荐后被更多人阅读。潘绥铭关闭了博客的评论功能，读者有问题可以给他发送只有双方能看见的“小纸条”。

只要有人发小纸条或者邮件，潘绥铭都尽量回复。有人骂他，他会回两个字“谢谢”。有外校学生做“性”主题的研究调查，向他请教，他也会指点一二。

每当写完一篇博客，潘绥铭就会端坐在电脑前，静待“小纸条”的出现，很快，屏幕的右上角开始出现红色的消息提醒，一条、两条、三条……

他兴奋地点开，又随即变得失望。大部分人反馈的信息是：潘老师，我看不懂你写的博客。“各种各样的看不懂。”潘绥铭对本刊记者叹气，有反映图表看不懂的，有说文字看不懂的。他直摇头，说自己在博客上发布的内容，已经尽量通俗化，用最简单的文字表达和图表形式呈现，和刊登在学术期刊上的内容完全不同，没想到，阅读障碍仍然存在。“炒股的人连这个（图表）都看不懂，我就没办法了……”

从学术上能讲清楚的问题，怎么能够让老百姓读懂，这是令潘绥铭最头疼和纠结的事情。他说从他刚进学界就有这个问题，中国一直缺乏学术翻译，不光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是，而在美国有一大批作家吃这碗饭，“爱因斯坦谁看得懂？你就得翻译成老百姓能懂的。很多科幻电影，都是基于爱因斯坦理论的，可是电影中从来不说公式什么的，它给你演出来了，你慢慢就明白了。”

“凡是加性的词没有一个人分得清楚”

夏天，潘绥铭在西北几省转悠了一个多月，继续做自己的田野调查。他发现那里的性交易方式越来越分散化，而且是半场所、半网上，两者结合，交易场所不再集中，人们所说的“红灯区”，也就达不到“区”的概念了。

“这和商业区的道理是一样的，你越集中生意越好，那样的话人家知道去哪儿找你去。”潘绥铭说，“现在有了手机了，不用知道你在哪儿，就分散开了。”

潘绥铭1984年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2014年初退休，正好30 年。这30年里，他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全国随机抽样的性行为调查，二是“红灯区”调查，三是社会调查方法研究。

1995年起，潘绥铭就在全国各地开始了“红灯区”调查，起初不顺利，访谈很生硬，什么都打探不到。1998年，他由自己的发小，在东莞某医院当院长的朋友介绍，进入了卡拉OK厅内部，慢慢了解到性工作者的心理状况及现实需求，以及“红灯区”建立与变化脉络。

常年和性工作者打交道，有些人喜欢问潘绥铭，你找不找“小姐”？潘绥铭对这类问题也很无奈：“我说我不找吧，你们也不信，我说我找吧，那我又违心。我只好不说，你们也别问。”

读了这份报告，潘绥铭不是震惊，而是大笑，“忙得过来吗？”

后来他了解到，这份调查的中国部分是该公司委托沈阳的几个年轻人在网上做的，完全不符合社会学意义上的随机抽样，出来的高数字，不乏营销目的。

现在对网上调查，包括近来的微信、微博等调查，潘绥铭一概不信，他认为这些调查的前提基础就是失实的、错误的，过程和结果都在自欺欺人。

几乎在每篇博客的文末，潘绥铭都会附上四次全国调查的简介，写明调查的历史比较，历次的随机抽样、调查地点、方法、内容和统计方法等，其用意有二：一是向普通读者说明，二是暗含着针对某些经常随意发布各种调查数据的公司或团体，“有一个敢站出来说，你是怎么调查出来的吗？”

潘绥铭主持的第四次全国性调查从2015年3月开始，持续半年左右，调查员均为学生，先是小规模的，由课时较为自由的研究生做，等到7月份放暑假，交给本科生。

调查对象是中国境内18到61岁、能识汉字的群体，潘绥铭强调要识字，才能独自对电脑作答。他和研究所团队采用城乡分层，根据人口规模与离婚率进行随机抽样，直接抽取县级单位，然后抽取街道或镇、居委会或行政村，再按照当地居民的住户名单和流动人口的地理位置，等距抽取个人。

各组人员在当地调查3天以上，通过居委会或行政村邀请被访者到访谈室，同性别、一对一地、在封闭空间中进行调查。调查过程并非通过对话，而是将调查问卷制作成电脑程序，调查员携带笔记本电脑，被访者按键盘独自完成。

“我们用电脑把语言转化为行为，根本不用你说一个字，也不需要调查员说一个字。很多事，你愿意说，我还不愿意听呢！”潘绥铭说。

调查员要事先告知被访者这是一次性调查，被访者可以拒绝回答任何一个问题或者中途退出。如果被访者没有任何性行为，那么回答86个问题。如果什么情况都有，则回答192个问题。均为匿名作答。

若被访者的文化水平较低或年龄较大，不会用电脑，调查员会先教其如何按键，学会操作后，才让他在笔记本电脑一端独自作答。调查期间，调查员在另一端静候。

就这样，2015年，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动用了140多名学生，前往全国103个县级地理区域中的街道和镇（城市居委会67个，农村行政村36个），每个调查地点完成大约50个问卷，总共带回来5136个合格样本（男性占48.1%）。

独处时代

2015年9月底，潘绥铭开始将全国103个地方的调查数据收集汇总，数据首先直观呈现出来的是被访者的“拒到率”越来越低，而“拒答率”却是越来越高了。

潘绥铭解释道，这意味着人们得知要去回答性问题，觉得无所谓，不会像以前那样羞涩扭捏，而当访谈开始，有的人看到问题，会拒绝回答很多，或是中断离去。很多人不愿意说出来，哪怕是匿名作答，也不愿意表露。女性表现得尤为明显。

“这是性的独处，”潘绥铭分析道，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间越来越多了，心理上也越发自我享受，封闭起来，“他们已经只能独自生活在自己的心灵里，任何一个真实的别人，已经很难闯进他们的世界”。这不仅从调查过程中能体现出来，从来自夫妻的调查数据，潘绥铭也看到类似端倪。

潘绥铭发现，第四次全国性调查中，夫妻的婚姻满意度15年来在持续下降，预计到2020年，对于自己的婚姻非常满意的夫妻，将减少到只有一半左右；夫妻双方的互爱程度在2015年出现下降，而“日常亲昵”更是降到15年前的水平。

中国夫妻之间关于性生活的交流，也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潘绥铭将“从来没有交流过”和“仅仅是通过表情或动作，不谈论”的夫妻加在一起，达到总样本的三分之一。

这种无言，使得夫妻间同床异梦，“体交而神不交”，但为了让对方满意或是敷衍，假装性高潮就成了常用的“伎俩”。2015年的全国调查，过去12个月里，48.3%的夫妻假装过性高潮，“这还谈得到‘性福’吗？”潘绥铭反问。

消极的性对婚姻不利，尤其是男性，年龄越大，在性方面可能就越孤独，越不肯与对方交流，仅“尽义务”。潘绥铭发现50岁以上的男人往往不是不能做爱，而是不喜欢做、不想做，甚至反感做爱。

而另一方面，调查显示的数据似乎出现矛盾，中国人整体的性生活频率却是明显增加的，2000年到2015年，在18-61岁的总人口里，高频率地过性生活的人（每个星期至少3次）增加1.4倍，达到五分之一。低频率的人（每个月最多一次）则减少60%。潘绥铭认为这主要来自社会文化的变迁，21世纪后中国的“性化”进展——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与“性”发生了越来越多的联系，整个社会走向性无所不在的局面，性生活很宝贵的观念日益普及。

他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观点：性的专一，还有多大可能？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无论男女的多性伴侣和外遇的数据，都是成倍增加的。

这看似只是“性”的问题，但也反映出整个社会观念在发生着变化。

被公安局审查了

潘绥铭祖上山西，他本人北京生，北京长，1966年，16岁的他正上初三，赶上“文革”爆发，潘绥铭不得不放下书本，到黑龙江农场“下乡”，一待就是五年，他说自己“当过红卫兵、狗崽子、农场工人、大集体镀锌工、工农兵中专生和机关小职员，所以哪个阶层也不像”。

“文革”结束后，他抓住高考的机会，1981年以同等学历考取了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研究世界中世纪史。3年后，他被分配到人民大学历史系当老师，1986年调到社会学系，正式开始性社会学的研究，到今年，整整三十年了。

身在人大，又当老师，潘绥铭却对本校学生的性观念和性行为不太了解，学生们比较怕他，遇到性的问题，也不敢找他说。但潘绥铭对大学生群体却一直很关注，他最早做社会调查，就是从大学生开始的。

早在1991年，潘绥铭就开始了大学生性行为的调查。他半开玩笑地说，大学生是科学实验的“小白鼠”，一是方便找到，二是他们的顾虑最少。1991年和1995年调查的是北京地区的大学生，1997年是全国大学生，整个九十年代，潘绥铭还不敢想象去调查全体成年人，社会不开化，整个大环境都不允许。1991年第一次调查时，被公安部门知道了，还特意介入，对他进行过一次审查。

据潘绥铭介绍，前三次调查用的是邮寄调查，邮票八分一张，潘绥铭将调查问卷寄给大学生，随问卷一起寄去的，还有他亲自撰写的《给本科生的动员信》和一份填写调查问卷的提示单，大约隔上一周，他再给被访学生寄去催促信。

大学是社会的缩影，大学生的各种变化反映着社会发展的动向，有的超前，有的滞后。这些年来，人们常能看到大学生性开放的新闻——性伴侣如何之多，更换如何之频繁，高校周边日租房爆满，大学生艾滋病发病率上升……大学生的“性”，超前了？甚至，乱套 了？

潘绥铭却从历次调查里，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他发现，最近20年里，大学生中有过性生活的人的比例，确实在一直上升，而且还将继续上升。但即使到了2020年，男生中“有性”的可能比例也不过是三分之一，女生中是四分之一强，“这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并且，在校男女大学生与同龄的非在校年轻人相比，在恋爱行为和性生活比例等方面远低于后者。他得出结论，大学生恰恰是当今中国社会里，相对更加保守的群体之一。

在潘绥铭看来，这与大学对学生的严格管理有关。“全世界大学有围墙吗？”潘绥铭说，还有管理严格的集体宿舍、装着摄像头的教室等等，中国大学的开放性是比较差的。

性学家方刚也同意潘绥铭的说法，“这点很好理解，学校里（大学生们）有学业的忙，（学校有）各种规范。大学校园是一个互相管理、监控的场域，社会上的（管理、监控）则更少。”

1991年到2015年，潘绥铭已经做了七次大学生的性调查，纵向比较，大学生们的性行为一直在增长，1991年到2001年，这十年间基本上是持平的，增速缓慢，2001年以后，上升指数上扬明显。

“整个九十年代，大学生是拒绝‘性革命’的。”潘绥铭说，那时的大学生是真正的跃入龙门的天之骄子，完成学业的压力大，事业心强，校方的抑制也多。而自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让更多的适龄年轻人走入了象牙塔，大学生平民化了，也不再把自己当作骄子和精英看待，自身的约束力下降，这是近十几年来，中国大学生性行为一路上涨的原因所在。

如果有一天，中国大学生们在性行为等各项数据上高过了同龄的、社会上的非在校人员，潘绥铭也不会感到惊奇，“全世界都这样。”

性学家方刚对本刊表示，很难说中国大学生的性怎么样了，个体之间差异很大，从整体看，可能是开放得更多一些了，因为整个社会现在对于性的态度是多元、开放、接纳和包容的。“每个人对待自己的时候是自主的、安全的、健康的、愉悦的，这就是好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标准”。

“超过孔夫子”

潘绥铭建了一个微信群，里面有他的40多位学生，一起聊学术，聊生活，像个大家庭，他说，我们是民主家庭式的关系，情真意切，没大没小。

这是潘绥铭最为得意之处，据黄盈盈介绍，中国较早一辈研究性社会学的是上海大学社会系教授刘达临，今年已是84岁高龄，在他退休后，由其创办的中华性文化展览馆还在对外开放。潘绥铭比刘达临晚一辈，和潘同辈的中国性社会学学者本就不多，李银河算一个，但是她几乎没有学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了。潘绥铭曾在文章中自豪地写道，“如果加上成人教育和干部进修班，听过我的课的人已经超过孔夫子的弟子了。”

在黄盈盈看来，潘绥铭心里始终有着一种情怀和抱负，他要尽自己所能，把性社会学学科在中国建立起来。退休后的他仍然会催促学生们抓紧时间，著书立说，开办讲坛。从老师手中接过研究所所长一职时，黄盈盈曾开玩笑地说，不能让这个专业死在我手上。

1977年出生的黄盈盈，有时会拿自己这一代和潘绥铭那一代的学者作比较，“我们是学科训练出来的，他们是生活训练出来的。潘老师对社会的认识和看法很睿智，是我们这一代人没法比的……”

生活中的潘绥铭是个性情中人，有一次黄盈盈跟着潘绥铭去红灯区做调查，看到一个“失足”小女孩生活艰辛，潘主动掏腰包给她钱。若是在国际会议上，有潘绥铭看不惯的，他也有可能掀桌子，“他不是那种一直彬彬有礼地坐在那里，他是很有个性的人。”

潘绥铭虽然排斥互联网上的调查方法，但却对网络跟得很紧，看新的话题和段子，生怕被年轻人落下。

现在给他写信的以年轻人居多，内容主要是爱情和同性恋的问题。男孩子爱问双方的关系该如何建立和维持，女孩子最纠结该不该和男友上床，上了床之后怎么办。

潘绥铭的回答很谨慎：“我太老了，没办法用你们时代的东西来给你回答。”他敲下了这行字，又贴上了他写的文章链接，叮嘱道，看看可能有帮助。他很小心，怕随意的回信可能会给正处于关键节点上的年轻人起到反作用，那就太不负责任了。

对那些因为同性恋问题忧心忡忡的年轻人来说，潘绥铭的调查可能会有些许安慰。潘绥铭发现支持甚至赞同“同性恋平权”的人在2006年到2015年的10年间，从8.7%增加到29.4%。社会对这个群体越发宽容了。

摇滚老人

调查分析系列报告陆续更新着，最后一篇文章的主题已经确定，潘绥铭要谈一谈“保守与开放”。人们常说中国人传统，性观念比较保守，现在变得越来越开放。但潘绥铭要细化，性关系、性行为、性意识，至少这三个方面，哪个方面变得更开放了？哪个方面又变得其实保守了？

“很多人是思想开放，但是实际上不做什么，”潘绥铭举了个例子，“最早的性解放理论来自康德，康德一辈子基本上没有性生活。”

在潘绥铭的调查中，这叫做“无性者”。以27-35岁这个年轻气盛的群体为例，从2000年开始，不论男女，“无性者”的数据都一直在上升，“不但没结婚，也没有过性生活的人，在2015年居然达到10%左右，预计到2020年很可能达到20%左 右。”

所以保守还是开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潘绥铭决定，仍要用数据说话，他透露将把68个方面的东西汇总，得出一个类似团体总分的数值，将之与以往进行比 较。

黄盈盈也赞同潘绥铭的说法，开放还是保守，这个话题得有一个参照系，是从纵向时间上比较，还是从横向国家之间比较？以及什么是保守、什么是开放都需要好好讨论一 下。

“性，其实是个切入点，”黄盈盈说，“你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你对人的理解，和对性的理解很多是连接在一起的。”

退休后的潘绥铭一身休闲装扮，看上去和逛菜市场或在公园里溜达的老人们没什么区别，但他却没有静享天伦之乐，除了继续做调查之外，还在带博士生。

“知识分子唯一的好处是不存在退休这一说，所谓退休是你真的写不出东西来就是退休了。”潘绥铭说，退休后，自己反而能更自由地写文章，少了高校里种种考核限制，而他现在每年发表论文的数量是过去的两倍。

学术之外，潘绥铭爱唱歌，且是摇滚歌曲，他和学生们一进KTV专挑崔健和黑豹，他的嗓门高亢，沙哑中透出磁性，一点没有暮气。

一天晚上，唱起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潘绥铭再次陶醉其中：“二十多年来我好像只学会了忍耐，难怪姑娘们总是说我不实实在在……噢……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感谢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教育项目主管王龙玺对本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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