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革期间撰写回忆录

书记部时用了特立这个名字），并谓解放后他先在湖南大学任教，后到武汉大学。后来我将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的记录抄本（原件存上海档案馆，此为叶子铭抄来的）给他带回去，慢慢思索其中一些人名的情况。

1978年7月16日，叶子铭去拜访茅盾，得知他为写回忆录需搜集各种资料，便告之自己手头除有一些高校与图书馆编印的茅盾著作及研究资料目录外，还保存一份1962年的访问记录稿的抄件，其中有许多茅盾的朋辈与战友谈到他过去的文学活动与社会活动的情况。茅盾听后很高兴，当即表示希望叶子铭寄给他看看。

在《〈我走过的道路〉序》里，茅盾曾说过：“他人之回忆可供参考者，亦多方搜集，务求无有遗珠。”对回忆录的材料，他全是采取这样的态度。这里不妨举个例子。根据茅盾本人和党的“一大”代表包惠僧、张国焘，以及许多老同志的回忆，茅盾曾参加党的“一大”前成立的上海共产党小组，是确定无疑的事。然而，关于参加的时间以及这一组织的名称，由于年代久远，加以许多当事人的回忆，说法不一，一时很难作准确的判断。1962年l0月间，茅盾就此事说：“1920年上海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我也参加了。记得是李达先跟我讲的，我同意了。……记得最早的成员有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李汉俊、俞秀松、杨明斋（懂俄文，开会时也当翻译。当时开会第三国际都有人参加），还有邵力子和我。”文革后，茅盾写到这段经历时，把时间又推后至1921年初。他在最初发表的《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上）里，说他“是在一九二一年二三月间由李汉俊介绍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这一改动，主要是根据一些有关人士的回忆材料，特别是根据包惠僧的回忆推断的。包在1962年11月6日的谈话中说：“雁冰正式入党是在一九二一年一二月间，与邵力子同时。当时，陈独秀已去广州，是由李汉俊在上海负责。我和他初次见面是在李汉俊家里开支部会时。”这里所说的正式入党，即指“一大”前的上海共产党小组。大约包惠僧是党的“一大”代表之一，比较熟悉建党初期的情况，所以茅盾觉得他的回忆比较可靠，就据以更正。不过，对所说的时间，他又稍作更动，推迟至二三月间，其中大约另有根据。

后来，在1981年10月正式出版的《我走过的道路》（上）里，他又根据有关的史料追忆，把这个小组的名称和自己参加的时间，再次作了改动，说他是“一九二○年十月间由李汉俊介绍加入共产党小组”的。这主要是根据如下史实推断更改的：1920年底，上海共产党小组筹办了第一个党刊《共产党》。应主编李达之约，茅盾在该刊第二号上，发表了署名“P·生”的4篇译文，即《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美国共产党党纲》、《共产党国际联盟对美国IWW（世界工业劳动者同盟的简称）的恳请》、《美国共产党宣言》等。当时，该刊属党内秘密刊物，凡在上面发表文章的人，大多是上海共产党小组的成员。这一期刊物出版于1920年12月7日，从茅盾应约为其译稿到正式出版的时间看，他推断参加小组的时间约在1920年l0月间。此外，据茅盾的反复回忆，他虽然不是上海共产党小组的最早发起人，却是小组成立后被最先发展的成员之一。他的这一说法，也确实是有根据的。据张国焘的回忆，中国共产党上海小组于1920年8月成立前，他听陈独秀说过，除最初的7个发起人外，“预计沈雁冰、俞秀松等人也会很快参加。”张国焘还推断：“沈雁冰、俞秀松等人的参加，……都是在第一次正式会议以后的事。”从以上两点看，包惠僧凭个人回忆的说法，并不是很准确的，茅盾根据上述情况又重新把参加的时间改为1920年10月间，虽也属推算，但应该说是比较接近史实的。至于小组的名称，过去他曾称之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或马克思主义小组，后来则是根据国内党史研究的有关资料，把它改称为上海共产党小组。

茅盾对自己早年参加共产党小组的时间这一细节问题不断地进行查核、修改，不是没有道理的。早在党的“一大”以前，他就公开发表文章，明确表示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向往与信仰。例如，他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发表的《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一文里，就高度评价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预言“二十世纪后数十年之局面，将受其影响，听其支配”。1921年1月，在《家庭改制的研究》一文里，他则明确宣告：“我先欲声明一句话，我是相信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对于家庭的话，远如恩格尔（按：即恩格斯）的《家庭的起源》中所论，近如伯伯尔（按：即倍倍尔）的《社会主义下妇人》所论，我觉得他们不论在理想方面在事实方面都是极不错的（尤佩服他们考史的精深），所以我是主张照社会主义者提出的解决法去解决中国的家庭问题。”这两篇文章写于上海共产党小组成立前后，对于我们从思想信仰上印证茅盾很早就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可以说也是一个重要依据。

茅盾在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对自己或他人的回忆，都不是轻易地据以下笔，而是要反复地查阅大量的资料，力求准确或比较接近历史事实，方感心安。虽然，1976年他搞过一套口述录音，但由于他对自己采取了一种近乎苛求的态度，所以从1978年起至1981年3月27日他逝世前，尽管前后花了3年多的时间，他的回忆录写作计划也才只完成了一半。

那么，茅盾亲自撰写的回忆录，究竟写到哪一年;余下的部分，又是由谁根据什么材料续写下去的呢？

《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一期在刊登茅盾的《回忆录》第十八节《一九三五年记事》时，有编者按：“茅盾同志的回忆录，其亲笔撰写部分已经登完;自本期起续载的，是其亲属根据茅盾同志生前的录音、谈话、笔记以及其他材料整理的。”就是说，茅盾亲笔只写到1934年为止，其最后部分，即刊登在《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四期上的《一九三四年的文化围剿和反围剿》。这一节回忆录篇末署明的写作时间，是“1981年2月8日”。

据后来韦韬夫妇披露，茅盾住院前两天还在写回忆录。茅盾是1981年2月20日住进北京医院的。他于2月18日还写了关于《虹》的部分，这是又回过头来补叙《虹》的创作情况的，大约插进《亡命生活》一节里。当年他给郑振铎写了一封信，信里说，他写完《虹》后还拟写《霞》。2月18日，茅盾赶写《虹》的回忆部分，他感到比较累。19日就有低烧，休息了一天。亲属劝他住院治疗，他不肯。第二天，精神更不好， 他才说：“看来我得住院了。”这样， 2月20日他就进了北京医院。

这就是说，茅盾亲笔撰写的回忆录，最后写的不是《一九三四年的文化围剿和反围剿》，而是回头补写了当年写完《虹》之后曾拟写新的长篇《霞》的情况。这最后补写的几页文字，后来就插入《亡命生活》一节里，刊于1981年《新文学史料》第二期上。其内容，主要是依据当年他给郑振铎的信，追忆《虹》的命意及《霞》的创作构思。被郑振铎摘录发表的信，刊载于《小说月报》第二卷第五号（1929年5月l0日）的《最后一页》上。其中有一段话，唤起了老人对昔年在日本京都创作《虹》时新的艺术构思的追忆：

《虹》是一座桥，便是春之女神由此以出冥国，重到世间的那一座桥。《虹》又常见于傍晚，是黑夜前的幻美，然而易散;虹有迷人的魅力，然而本身是虚空的幻想。这些便是《虹》的命意：一个象征主义的题目。从这点，你尚可以想见《虹》在题材上，在思想上，都是“三部曲”以后将转移到新方向的过渡;所谓新方向，便是那凝思甚久而终于不敢贸然下笔的《霞》。”

茅盾临终之前，依据上引的这段文字，抱病补写的关于《虹》及其姐妹篇《霞》的一段回忆，成了他留给世人的最后文字。在国内外的读者中，包括茅盾研究者在内，都不知这位著作等身的一代文学大师，曾想继《虹》之后再写一部新的长篇《霞》;即使有知情者，也只知道他有过这么一个计划而已。所以，他留下的这一段最后的回忆，是十分珍贵的。令人无限叹息的是，当他写完这段久藏于心底的回忆之后，就带着衰弱的病体与霞一般的期望住进了医院，一个多月后与世长辞了。

茅盾逝世之后，他那未曾写完的回忆录，由韦韬根据父亲的口述录音，以及他们长年累月为回忆录所进行的对答谈话，包括茅盾所留下的札记、素材和大量书刊资料，加以整理、续写。

（选自《文史精华》）

推荐访问:回忆录 文革 撰写 茅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