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5—18世纪是格鲁派在康区发展最为重要的时期。本文以寺院为中心,阐述了这一时期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扩展。认为,15—17世纪中期之间,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扩展并不顺利,这一时期其只是在昌都、理塘等地建立了少数传法据点。而17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康区政教格局的演变,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得到了飞速发展,其通过巩固原有、改宗以及新建等主要途径,使得格鲁派寺院扩展到了康区绝大部分重要地区,直至18世纪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布局已经大体定型。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势力的支持与否决定了格鲁派在康区势力扩展的最终结果。
[关键词]格鲁派;康区;寺院
[中图分类号]B94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10)04-0036-08
1409年藏历正月,著名的宗喀巴大师在拉萨发起“默朗钦波”法会,同年,在拉萨东北30公里地方建立甘丹寺,标志着格鲁派的正式创立。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宗喀巴传论》部分。这是藏传佛教最后形成的一个教派,也是发展最迅速、寺庙规模最大、僧侣最多、与政治联系最为紧密的教派。但是,由于宗喀巴及其主要门徒早期多活动于卫藏地区,其在其他藏区尤其是康区影响并不大。自15世纪30年代,格鲁派势力开始向康区扩展,直至18世纪中期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布局大体定型。因此,可以认为15—18世纪是格鲁派在康区发展最为重要的时期。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问题缺乏系统论述。本文拟就以寺院为中心,对15—18世纪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扩展略作阐述,不当之处,尚祈正之。
一、15—17世纪格鲁派在康区建立的主要寺院
康(“喀木”,Khams),为藏族三大传统地理单元之一,著名藏族史学家根敦群培认为:“所言‘康’者,系指边地而言。如边地小国,名为‘康吉贾陈’。”根敦群培著,王沂暖译:《白史》[M],兰州:西北民族学院1981年编译本,第6页。这是根据吐蕃时以卫藏为中心,以康区为边区而作出的推断。然而,康区由于只是一个藏族传统地理概念,其本身历史上从未有过明确的界限,也未形成过独立的行政区划,因此,可以说我们很难就不同历史时期康区的界限进行界定,尤其是其周边地区。但是,康区的中心地区则是基本固定的,正如著名民族史学家李绍明先生所言:“康区在历史上并无固定不易的疆界,但从今日四川的康定、甘孜、德格、新龙、巴塘、理塘以至西藏的昌都一线,历来都是康区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地区。”王川:《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M],李绍明序言,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有鉴于此,本文研究的空间范围拟定于康区的中心地区,亦即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非藏族的泸定县除外)和西藏昌都地区。不管历史时期康区的边界如何,上述两个地区都是传统康区概念中的中心地区。
宗喀巴“宗教改革”的成功以及格鲁派后来的发展,毫无疑问,都与他的几位重要门徒有关,其中主要的有贾曹杰、克珠杰(班禅一世)、降央却杰(哲蚌寺的创建者)、绛钦却杰(色拉寺的创建者)、根敦珠巴(扎什伦布寺的创建者,达赖一世)、堆•喜饶桑布、麦•喜饶桑布、喜饶僧格等。根敦珠巴与克珠杰后来发展成为格鲁派最大的两个活佛系统,即达赖和班禅系统。而将格鲁派首先传入康区的则是著名的麦•喜饶桑布,他的主要贡献是强巴林寺的建立。
麦•喜饶桑布(有些文章中称为“向生•西绕松布”),具体生卒年不详。他是康区人,他与堆•喜饶桑布同名,也是同时期人,所以在他们名字前冠以表示方位的“堆”、“麦”(上、下意)以示区别。唐景福:《藏传佛教格鲁派史略》[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页。在赛仓•罗桑华丹所著《藏传佛教格鲁派史略》相关篇章中也有记述。麦•喜饶桑布原在色拉寺学经、讲经。后返回昌都,大约在1437年建立了强巴林(慈氏洲,亦称昌都寺)寺,并任寺主。关于其首先将格鲁派传入康区一事,在藏文史籍《土观宗派源流》一书中有详细的记载:
在多康麦首宏大师的数法的人则是麦协饶桑布。当法主达吉桑布主持大慈法王的色拉大乘洲寺的法座时,麦绛森协饶桑布即为其副讲,在群贤毕集众会中他正按照大师徒的规制作讲说时,忽然考虑到若是自己回到迦玛本乡,若也这样主持清净律仪之相则能改变我们的法统和宗见,对宏传大师正法和教化有情,可能有大利益。衮勤绛邦巴大师以神通力照知道的心意,即邀请绛森巴前去,奉以上妙供养,并赐氆氇一匹,黄帽一顶,对他说道:“我并无其他请求,因君将速回康区,希尽大力有助于康地正法的宏扬。”协饶桑布自念:“我并未提出要速回康地的话,为何这样说,难道我不便留住在这里吗?且往见杰曹大师,或许会暂时留下吧。”遂至甘丹寺拜见杰曹大师,说了上面的情况。大师非但不留,反为他授记说:“回康很好嘛!康地有驰名的日阿山,在它的附近,有你所教化的众生,你的佛事也将大大发展。”说毕并赐礼物。协僧回康后便修建强巴林寺,成立显教院,会僧徒三千余人,于朵麦中部康区,大作饶盖众生之事。这时他对衮勤绛曲邦有他心通才获得肯定。后来帕巴拉(圣天)投生为宗大师亲教弟子古交朵丹巴或名瑜伽师畏巴多吉(无量光金刚)之子,由他和其他以后的各代转世继承了法位。土观•罗桑却季尼玛著,刘立千译注:《土观宗派源流》[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9页。
从这段叙述我们可以看出,麦•喜饶桑布回到康区宏扬格鲁派教法并非只是个人行为,而是完全得到格鲁派上层的支持和首肯的。麦•喜饶桑布回到康区,在地方部族势力的支持下,于1437年在澜沧江和昂曲河的交汇处的台地上创建了著名的昌都强巴林寺,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昌都寺建于1444年(参见格勒主编:《西藏昌都——历史•传统•现代化》,重庆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1页),此处从1437年之说(参见土观•罗桑却季尼玛著、刘立千译注:《土观宗派源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9页)。建寺旧址原为类乌齐寺下属的一个密宗修行院,规模较小,当时已经衰败。后麦•喜饶桑布在当地类乌齐千户长的支持下将此作为建寺之用。这也是格鲁派在康区的第一座寺院。实际上这一说法并不完全对,如果单从建寺年代来说的话,宗喀巴大师的弟子坚赞僧格所修建的位于类乌齐县的乃堂寺建于1433年,时间显然更早(参见杨辉麟编著:《西藏佛教寺庙》,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11页)。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其宗教地位远远不能和昌都寺相比,加之两寺建寺年代相距较近,故而后来昌都寺被认为是康区格鲁派寺院的代表,即第一座寺院。另外,在《四川藏传佛教调查研究丛书之一•藏传佛教寺院资料选编》(参见该书28页)一书中认为康定县居里寺为14世纪所建的格鲁派寺院,笔者以为亦不可信,推测其可能后来改宗为格鲁派之寺院。关于寺庙选址,藏文史籍中也有记载,据说宗喀巴大师在初次进入卫藏学法的时候路过该地就说道:“此两水交汇之地乃福田妙地,若在此建一大道场定能宏扬佛业。”《西藏史籍五部》,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55页。转引自根旺:《麦•辛饶桑布与昌都绛巴林寺》[J],《西藏研究》2000年第3期。事实是否如此,我们现在已经难以考证。不过,这一选址的确是颇具慧眼的。其由于处于两河交界处,为交通要道,后来很快就发展成为康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中心。而强巴林寺经过后来的发展,规模日益宏大,也成为了格鲁派著名的寺院之一,刘赞廷形容其“依山而叠,僧舍千余,有大殿三座,高皆数层,金瓦宝顶,宏丽庄严”刘赞廷:《昌都县图志》[Z],北京民族文化宫1962年油印本,“治所”条。。寺院的建立不仅对后来昌都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成为格鲁派向整个康区传播教法的重要基地,史称其“使格鲁派遍布于号称六冈、六绒、六雪、三茹的整个康区”,土观•罗桑却季尼玛著,刘立千译注:《土观宗派源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0页。可见其影响之广泛。
但是,在昌都强巴林寺建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发展并没有越过金沙江,在金沙江以东的康区仍然没有格鲁派势力的存在,这一状况直到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时方得到改变。
16世纪中期以后,整个藏区的政教形势已经发生了改变。原先支持格鲁派的帕竹政权已经逐渐衰落,其日益受到新兴的仁蚌巴家族的挑战,而仁蚌巴家族则是支持噶玛噶举派的。由于利益上的冲突,仁蚌巴家族和噶玛噶举派所形成的联盟不断打压格鲁派的生存空间,这样一来,格鲁派的生存无疑受到了威胁。陈庆英主编:《西藏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五编第二章相关部分;陈庆英主编:《历辈达赖喇嘛生平研究》上[M],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5年内部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生平研究》。面对这一严峻形势,身为达赖喇嘛的索南嘉措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恰好这时在蒙古经略青海并与藏传佛教发生接触的过程中,蒙古统治者对于当时藏传佛教中声望极高、并拥有强大宗教优势的格鲁派也予以了充分的重视。《安多政教史》记载:“第十饶迥铁羊年(1571年),察哈尔(引者按:应作土默持)部俺答汗处生起佛教的光明,他向当地一个名叫佐格阿升的喇嘛问法,喇嘛向他讲述了达赖三世索南嘉措的事迹,于是汗王生起不可改移的信心,派遣金字使者前往,说:‘请大师前来北方’。在汗王与达赖喇嘛施主与福田二者在青海湖边会见之前,特派尊迫桑布大师去做汗王临时的上师,授给戒律,送去的净水由汗王领头,一万人也没有喝完。”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等译:《安多政教史》[Z],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35—36页。进入青海并有意经略整个藏区的蒙古势力,显然需要有强大宗教优势的格鲁派的支持,而格鲁派由于生存的困境也更需要蒙古势力在政治上的支持,于是,二者一拍即合。对此,意大利藏学家杜齐分析道:“索南嘉措的蒙古之行,不可能只是为了传法。我们必须主要从西藏的形势和格鲁巴的利益来解释,当威胁迫近,危机一触即发的时候,格鲁巴下定决心,从新皈依的蒙古人那里取得援助。”“索南嘉措预见在这个多事之秋,他会得到在西藏边界上一个新兴的力量的支持。无论西藏内部事态和黄教红教之间、前藏与后藏之间的关系向什么方向发展,在蒙古取得信徒总是符合于黄教的利益的;蒙古的信徒们将不作为侵略者而作为朝圣者远来西藏寺院,不是来掠夺而是来供养。这样索南嘉措的传教事业就不单纯是一个宗教使命,它决定了西藏的未来的政治和历史的命运。”[意]杜齐著,李有义、邓锐龄译:《西藏中世纪史》[M],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内部资料)1980年,第83页。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格鲁派和蒙古势力走到了一起。
1577年11月,索南嘉措接受了俺答汗的邀请前往青海与其会面,于1578年5月到达青海湖边的仰华寺与俺答汗等王公会见。就在索南嘉措停留青海期间,又接受了云南丽江木氏土司的邀请,于1580年前往木氏土司的辖地康区南部理塘、巴塘等地。由于当时木氏土司的势力已经渗入到康南理塘、巴塘等地,于是在木氏土司的支持下,索南嘉措于1580年将理塘城南的一座苯教寺庙“帮根寺”改宗为格鲁派寺庙,并亲自主持了该寺的开光仪式,这一寺庙就是长青春科尔寺,亦即后来著名的理塘大寺,是为格鲁派在康区金沙江以东的第一座寺庙。甘孜州宗教事务局编纂:《甘孜藏族自治州志•宗教分志(送审稿)》[Z],1995年内部本,第25、93页;陈庆英主编:《历辈达赖喇嘛生平研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5年内部本,第90页。但是,理塘寺的修建并非一开始就是一帆风顺的,据史料记载,三世达赖喇嘛刚去康区理塘时,也有一些教派出来反对甚至进行斗法,他在去理塘的路上,当行至林域时,该地一座石山摩崖上出现了吉祥天女主仆三尊的天然身像。索南嘉措功德赫然,声誉大振,这使继承日增钦布桑杰林巴教法传统的噶托巴师徒很不服气,他们认为索南嘉措像噶举派的噶尔巴喇嘛那样只有世间的力量,没有神奇法力,遂差遣山妖七兄弟显示神变。索南嘉措派遣怙主作法,将其驱返,噶托巴们方才折服,前来拜谒。此后达赖喇嘛继续前行,并祈祷本尊神为理塘大寺的地基加持护佑。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译:《三世达赖喇嘛传》[M],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3年内部本,第327页。尽管在木氏土司的支持下,当时理塘寺建寺规模很大,冯智:《理塘寺早期政教史初探》[J],《西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但是在其建成以后对早期格鲁派在金沙江以东地区的宏扬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相反,由于缺乏当地的社会基础,以及受到在卫藏地区与噶玛噶举派斗法失败的影响,其发展并不理想,特别是由于当时木氏土司是噶玛噶举派坚定的支持者,加之信奉苯教的康区白利土司的仇视,理塘寺更是在康南地区缺乏生存的空间,就连寺庙也一度被毁坏。在《五世达赖喇嘛传》里就清楚地记载:“遍知一切索南嘉措曾在阿喀理塘创建过寺院,在丽江木土司管辖时期,该寺也因改宗而逐渐衰败。此后,由于白利土司顿悦多吉仇视佛教僧人,特别是格鲁派僧人,所以该寺遭到(顿悦多吉)军队占领。他们掘出释迦牟尼佛像的胎藏,毁坏了佛像的莲花宝座等,寺院几乎名实俱亡。”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五世达赖喇嘛传》[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339页。这一状况直到明末清初整个藏区的政教局势有利于格鲁派时才得到改变。但是,不管怎样,由于理塘是整个康南的中心,理塘寺的创建终究是在噶玛噶举派与萨迦派一统天下的金沙江以东康区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据点,而这一点也为以后格鲁派在康南地区的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这一时期强巴林寺及理塘寺的建立使得格鲁派在康区拥有了自己传法的主要据点,但是,由于当时康区是噶举派势力的天下,而格鲁派也尚未取得在藏区的主导权,其在康区的传法困难重重,不仅面对着噶举派等藏传佛教诸派的挑战,同时,在地方上也要应对部族势力,例如白利土司等的不断威胁,因此,从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格鲁派在康区并未获得较大的发展,其在康区也仅是建立强巴林寺、理塘寺等少数据点而已。
二、明末清初康区政教格局的演变
然而至明末,随着康区政教格局的演变,特别是蒙古固始汗部进入康区,使得格鲁派在康区扩展势力的机会到来了。
蒙古和硕特部势力的进入是该期康区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早在元代康北地区可能就有蒙古部族的存在,即后来“康北五霍尔”(即霍尔麻书、霍尔朱倭、霍尔章谷、霍尔东谷、霍尔孔萨)之先民,林俊华:《淹没在藏文化汪洋中的康北霍尔部落》[J],《康定民族师专学报》2004年第4期。但是,这些蒙古人直至明末在康区并没有多大的作为。到了明末随着整个藏区政教格局的演变,尤其是原居新疆地区的蒙古和硕特部进入藏区,康区政教格局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
在这里有必要对和硕特部进入康区的历史背景稍做交代。1617年,年仅25岁的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圆寂,藏巴汗下令禁止寻找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这一决定对同在噶玛噶举派的斗争中已经处于劣势的格鲁派无疑是雪上加霜。1622年在哲蚌寺举行了五世达赖喇嘛的坐床仪式,标志着格鲁派最高领袖的再次诞生。但是,由于敌对势力藏巴汗的存在,格鲁派的发展依然困难重重。至17世纪40年代,双方的矛盾不可调和,终于达到了爆发的顶点。1634年信奉噶玛噶举派的蒙古喀尔喀部却图汗征服青海的土默特部进驻青海,与卫藏地区的藏巴汗及康区信奉苯教的白利土司顿悦多吉联合起来,三者的联合对格鲁派形成了西、北、东三面包夹之势,共同对付格鲁派,进一步挤压了格鲁派的生存空间。
三者当中以信奉苯教的康区白利土司对格鲁派最为仇视。白利位于甘孜与德格二县之间的雅砻江畔,关于白利土司的地望问题学界也有人认为是在金沙江和澜沧江之间的玛尔岗地方,中心大约在今江达境内。参见[德]彼德•史卫国著,才旺南加译:《清代白利土司顿月多吉小传》[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在元末明初,其通过与林国长时期的争斗,到明初白利王终于压倒林国,拥有东至道孚,西至邓柯、石渠的大片领土,成为甘孜北部的新兴霸主。在宗教上,白利土司又是唯一推崇苯教、支持苯教的人。传说白利王曾不惜一切手段镇压格鲁派教徒,排斥其他佛教教派,甚至设立监狱监禁其他教派的教徒。他的行动受到许多支持佛教的土酋的谴责和反对。只因明代的白利土司背后有驻牧青海的蒙古族却图汗的支持,所以诸土酋无可奈何,只能任其称王称霸。格勒:《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116—117页。明末白利土司的名字叫顿悦多吉,当时由于后藏地区的藏巴汗噶玛丹迥旺波对扎什伦布寺的不敬,促使固始汗发兵卫藏。但是,令顿悦多吉没有想到的是,正当人们以为他要大举进军卫藏地区时,在1639年其却迅速将矛头指向了身在康区的自己。实际上这一行动早已在固始汗和格鲁派的谋划之中。顿悦多吉曾通过一个商人给西藏的藏巴汗带信,企图密谋推翻格鲁派的统治。他在这封信中说:“明年我将在喀木集起一支兵,把它带到卫,同时你也应当带着后藏的兵来,我们共同消灭格鲁巴派,让他们连个影子也找不到。”夏格巴:《西藏政教史》,转引自格勒:《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117页。这一史实在《五世达赖喇嘛传》一书中也有记述。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上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126页。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封密信却落到了黄教僧人的手中,不久又转到了固始汗手里。固始汗获得这封信后,决定进军康区,征讨白利土司,并且把他的这次军事行动计划,事先写信通知了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五世达赖喇嘛收到固始汗的这封信以后,感到事关重大,于是立即同大臣们讨论,写了一份联合声明给固始汗,声明中要求固始汗“摧毁白利酋长,因为他对康区的佛教进行破坏”夏格巴:《西藏政教史》,转引自格勒:《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117页。。事实上这仅仅是宗教史籍上记载的理由之一,对和硕特部南征康区的主要目的,清人实际上已看得十分清楚。清雍正初年,曾任过四川总督的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在条陈青海善后事宜时即称:“顾实汗(固始汗)占据此地,以青海地宽大,可以牧养牲畜,喀木地方人众粮多,遂将伊子孙分居此二处,伊则在青海游牧居住,喀木地方为伊等纳贡。”《清世宗实录》卷20。其分析可谓精辟。
1640年11月,固始汗很快就擒杀了顿悦多吉,并释放过去被白利土司监禁的许多佛教徒。进而又占领了德格、邓柯、白玉、石渠等地,同时,派兵进入南路的理塘、巴塘,取代了云南丽江木氏土司在这一带的统治,征收赋税,使甘孜藏族地区又出现了新的统一局面。固始汗这次对甘孜藏区的征讨,带了一部分来自青海游牧部落的役兵,为蒙军当向导、翻译。有人形容固始汗的这次进兵,“兵威所加,如庖丁解牛,曩时大国,迎刃皆灭”。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从1639年固始汗进兵,到1641年末离开这一地区进入西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统一了康区。这说明他的统一是有阻力的。在今甘孜县仁果附近有一座早已埋没在荒土下面的寺院遗址。据当地传说这是一座噶举派寺院,名为“觉翁多项”寺。从遗址的布局可以看出是一座规模不小的寺庙,人们传说这座寺院就是因为不服蒙古人的统治而被丹津曲季甲尔布所摧毁。类似这种被固始汗的军队摧毁的佛教寺院在巴塘扎金顶也有发现。这也证明当时仍有不少敢于同固始汗对抗的政教势力。格勒:《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118页。
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康区大部分地区为固始汗所率领的蒙古势力所占领。后来固始汗将卫藏十三万户献与五世达赖喇嘛的时候,又将康区作为青海蒙古诸部的赋税之地,当时“丹增法王(即固始汗)的名声传遍了多康六岗”,他以青海地宽大,可以牧养牲畜,“喀木地方(即康区)人众粮多,遂将伊子孙分居此一处”,“令喀木地方,为伊等纳贡”。《清世宗实录》卷20。直至雍正年间为了“平准安藏”的需要,方将康区由青海划归四川所辖。
三、17—18世纪格鲁派势力在康区的全面扩展
蒙古固始汗部进入康区,扫平了阻碍格鲁派在康区发展的白利土司势力。而1642年,格鲁派在固始汗强大的武力支持下,建立了以拉萨为中心的格鲁派甘丹颇章政权,更是将格鲁派在藏传佛教各教派中的地位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些都为格鲁派在康区扩展势力创造了良好的内外部条件。通过对寺院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格鲁派在康区扩展势力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
1、继续巩固发展前期格鲁派在康区建立的主要寺院。作为格鲁派在康区早期的重要据点,清代以前格鲁派在康区所建立的几个寺院,这一时期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表现突出的是强巴林寺和理塘寺。
强巴林寺是格鲁派在金沙江以西康区最为重要的寺院。这一时期在六世、七世、八世帕巴拉在位期间强巴林寺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六世帕巴拉济美丹贝甲措在位期间,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康熙帝派遣“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理藩院主事胜任等,绘画西海西藏舆图,测量地形”,梅心如:《西康》[Z],正中书店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版,第45页。路经昌都时,强巴林寺积极支应乌拉,为他们提供食宿等便利条件。当他们完成测量任务,返回朝廷后,康熙帝甚为高兴,于1719年颁发一道圣旨,赐给帕巴拉“阐讲黄法额尔德尼那门汗之名号、印信”。帕巴拉活佛世系由此开始受到清政府的正式敕封。1725年,雍正帝又赏赐帕巴拉名号和印信。张伯桢:《西藏大呼毕勒罕考》[Z],兰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9页。七世帕巴拉帕巴益西晋美巴丹邓巴贡布在位期间着手加强整顿了强巴林寺的寺规,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改建。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廓尔喀派军2000人入侵西藏。为此,清政府派军队500人赴藏协同西藏军民反击侵略者。七世帕巴拉积极为清军支应乌拉,受到清廷的褒奖。为了痛击入侵的廓尔喀,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清朝再次派大军进藏。七世帕巴拉继续为清朝进藏部队支应乌拉,供给粮草,出力颇多。于是,乾隆皇帝将“从前赏给前辈帕巴拉呼图克图之铜印更换银印”,同上,第29页。并为在强巴林寺内新修的一座庙宇书赐御笔“祝厘寺”。张其勤著,吴丰培增辑:《清代藏事辑要》[Z],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8页。八世帕巴拉罗桑济美班垫丹贝尼玛,1795年生于四川理塘的达仓家。乾隆末年,清朝政府对西藏的管理体制作了重大的改革。制定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其中第一条针对活佛转世灵童认定中存在的弊端,确立了“金瓶掣签”制度。据藏文《八世达赖喇嘛传》载:1796年8月1日,在八世达赖和达察济咙,以及两位驻藏大臣的率领下,从三位候选灵童中,经金瓶掣签认定理塘灵童为八世帕巴拉。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央民院藏研所编著:《中国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所载《八世达赖喇嘛传》[Z],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21页。据洛桑群觉先生考证,这是西藏第一位经金瓶掣签认定的大活佛。由此,我们可以说,最早实践金瓶掣签认定的是帕巴拉活佛转世系统。这应该说是藏传佛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在此以后,强巴林寺几经发展,成为了康区首屈一指的格鲁派大寺,直至今天,仍在格鲁派寺院中占有重要位置。
而格鲁派在康区另外一所重要传法据点理塘寺,明末的时候一度为信奉苯教的白利土司所毁坏,这一时期也得以恢复重建并得到壮大。有关这一史实在《五世达赖喇嘛传》中有着详细记载:
遍知一切索南嘉措曾在阿喀理塘创建过寺院,在丽江木土司管辖时期,该寺也因改宗而逐渐衰败。此后,由于白利土司顿悦多吉仇视佛教僧人,特别是格鲁派僧人,所以该寺遭到(顿悦多吉)军队占领。他们掘出释迦牟尼佛像的胎藏,毁坏了佛像的莲花宝座等,寺院几乎名实俱亡。后来,丹增法王(固始汗)的名声传遍朵康六冈,由于其后继者达赖台吉的功德,在阿齐喀曲杰等人的主持下寺院开始兴盛。木马年(1654年)汗王和第巴商议,决定该寺和巴塘寺由西藏和当地共同管理,由直布达尔罕噶居替换所派遣的赛钦南杰才让主持修复寺院,并派仁达巴扎为监工的助手,由本坎卓担任施主,新辟土地,将释迦牟尼内殿和大殿扩建为六十四根柱子的殿堂,另外用巴塘捐助的一百多藏克铜修复了莲花宝座。在大殿的墙壁上绘制了释迦百行传,在八柱后殿内塑造了一层楼高的香泥弥勒佛像,由第穆活佛主持了装藏和开光仪式。此外还规定重新征派僧差,给所属四百五十名僧人发给八次定期法会的薪资,其间每天布施两次斋僧茶。由于设立了神变祈愿、五供、二十七供等法事活动,所以现在正是该寺的鼎盛时期。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339—340页。
可见,正是在固始汗和五世达赖喇嘛的支持下,理塘寺才得以重建并不断发展壮大。后来由于七世达赖喇嘛出自理塘,理塘寺更是获得了发展的良机。1729年藏历一月初八日,七世达赖喇嘛前往泰宁途中住进理塘寺,在该寺讲经说法,使理塘寺一时成为周边僧俗朝拜的圣地,也是清朝文武官员出入之所。二世章嘉呼图克图对理塘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朵麦地区讲修格鲁派教法之众多道场中,理塘图钦强巴林寺系一切智索南嘉措所倡建,清净信守圣法戒律,为讲闻静修显密教法之楷模,该寺教证功德宏大之善知识众多,为堪可颂扬之圣地。该寺神变祈愿大法会规模宏观。”章嘉•若必多杰著,蒲文成译:《七世达赖喇嘛传》[Z],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2页。又说:“此为康区格鲁派诸讲修道场中最为殊胜的大寺。”到了雍正年间,理塘寺又有很大发展,此时共有僧1800个,信教群众更多,寺院得到的布施也大大增多。到了乾隆时期,规模更大,据《卫藏通志》记载:“巴塘东行五百四十五里,名里塘,有长青春科儿寺(即理塘寺),大堪布喇嘛居之,管喇嘛二千余名。”佚名著:《西藏研究》编辑部编:《卫藏通志》[Z]卷6,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后来,理塘寺的势力大大超过了当地的理塘土司,成为康区著名的大寺之一。
2、新建格鲁派寺院。格鲁派在康区新建寺院的高潮是从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时期开始的,这在金沙江以东的康区表现的更为明显。尽管早在1642年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就征服了康区,并将许多噶举派寺院要么毁坏、要么迫其改宗,但是,格鲁派自身在康区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扩张行动。直至1654年,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派遣其弟子曲吉•昂翁彭措到康区建寺弘法,扩展格鲁派势力。曲吉•昂翁彭措首先在德格,得到德格土司根嘎彭措的同意和支持,于1655年在中扎科同鸠村建立了康北第一座格鲁派寺庙——更沙寺,并为该寺第一世曲吉活佛。创建更沙寺后,曲吉•昂翁彭措以更沙寺为母寺,在德格土司辖区内先后建起10多座格鲁派寺庙。四川省德格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德格县志》[Z],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9页。后来其继续到康区各地讲经说法,广建寺庙。1662年间,曲吉•昂翁彭措在甘孜县绒坝岔建立了大金寺。该寺建立初期规模较小,后经历世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扶持,逐步扩大。极盛时期,寺庙僧侣达3700余人,教区势力达甘孜县阿都、昔色、卡公、仁果、纳林冲、贡隆、扎科等地。坐落于甘孜县城北的又一格鲁派大寺——甘孜寺,亦为曲吉•昂翁彭措所建,初为一小寺,名“岗子寺”,后得麻书、孔萨两土司扶持,迅速发展,极盛时期,所辖分寺达13个,寺内僧侣3300余人。此外,在甘孜县相继建立了东谷寺、孔马寺、侧松寺、桑珠寺、扎迦寺,在炉霍建立了觉日寺、寿宁寺,在道孚建立了灵雀寺等。据大金寺堪布《向巴克珠传集》载,寺存五世班禅罗桑益西的颁书及封文,中心内容是赞扬曲吉•昂旺彭错在康区创建霍尔十三大寺的功劳。关于霍尔十三寺之名称历来说法不一,格勒先生认为系大金寺、甘孜寺、白利寺、东谷寺、札龚寺、桑珠寺、苦马寺、觉日寺、灵雀寺、惠远寺、则书寺、更沙寺、寿灵寺(见格勒著《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119页)。徐铭先生认为是甘孜寺、桑珠寺、棍萨寺、杂觉寺、大金寺、康玛寺、觉利寺、喀聂寺、章谷寺、尼错寺、白利寺、孜仓寺等(见《康区霍尔十三寺历史调查》,刊《民族论丛》第8辑,1990年)。还有材料说有曲德寺、召戈寺、嘎它寺等。均有待进一步核实。又朱革编《藏传佛教在康区的传播》一文中说,据甘孜州佛协会长居里活佛所说,十三可能是泛指,为佛教中吉祥数字,并不一定实际就修了十三座寺庙(见《甘孜州文史资料16辑》1998年4月,169页)。考虑到佛教徒的习俗,后一种说法似乎更有道理。有材料认为“十三寺”中最后一寺则充寺中之“充”在藏文中为“足数”之意,也表明了“十三”在藏传佛教中为吉祥数字(参见靖唐《康北的重镇——甘孜》,刊于《康导月刊》1944年第1期)。
除了霍尔十三寺之外,惠远寺也是这一时期格鲁派在康区兴建的重要寺院。1727年(雍正五年),西藏发生了噶伦阿尔布巴、隆布鼐、札尔鼐联合杀死当时的藏王康济鼐的事件,为了保护七世达赖喇嘛的安全,1728年吏部尚书查郎拉、西宁总兵官周开捷领兵5000,自拉萨启程护送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赴理塘。其时,奉雍正皇帝旨,拨款16万两白银,在噶达(今道孚协德)修建寺庙,钦定“惠远寺”名。1730年,移七世达赖格桑嘉措住锡,该寺成为康东格鲁派又一大寺。1731年,雍正皇帝御制惠远寺碑文立于寺,此碑至今犹存。甘孜州宗教事务局编纂:《甘孜藏族自治州志•宗教分志(送审稿)》,1995年内部本,第27页。
3、吸引或者迫使其他教派寺院改宗格鲁派。除了自建寺院之外,利用有利的政治、军事、宗教优势吸引或迫使其他教派寺院改宗也是这一时期格鲁派拓展势力的有效手段。在康南巴塘、乡城、得荣、稻城等县,由于固实汗在康区的统治势力的影响,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内,许多其他教派的寺庙均改为格鲁派寺庙,并形成较强的地方教派势力。巴塘的康宁寺,创建于明永乐年间,本系苯波教派寺庙,明万历年间从城东虎头山迁寺扎金顶,改宗噶举派,1639年改为格鲁派,1703年,由西藏格木格爪寺活佛昂翁曲珠来寺主持。得荣县龙绒寺(又名浪藏寺),原与乡城桑披寺为一个寺庙,有老桑披寺之称,系噶举派寺庙,康熙年间改为格鲁派寺庙,迁址龙绒,称龙绒寺。康东的康定拉姆则寺,原是建于北宋时期的噶举派寺庙,清初毁于战乱。1667年,该寺僧人降秋冷珠筹资,选址竹觉岗(现址),改宗格鲁派,由五世达赖喇嘛命名为“呷登竹批林”,清乾隆皇帝赐匾额,称“南无寺”。甘孜州宗教事务局编纂:《甘孜藏族自治州志•宗教分志(送审稿)》,1995年内部本,第26—27页。类似这样的例子在其他藏区也比较普遍,但是由于清代以来康区的宗教格局最为复杂、宗教斗争也最为剧烈,所以改宗的情况在康区最为常见。
四、小结
由于噶举、萨迦、宁玛等教派先于格鲁派在康区的存在,创始之初的格鲁派在康区并无多少影响。15—17世纪中期之前,格鲁派在康区只是拥有强巴林寺、理塘寺等少数传法据点,但是,在其他教派的压力下,加之在康区缺乏有力的政治支持,这些寺院的发展并不理想,甚至出现了理塘寺一度被捣毁的情况。然而,进入17世纪中期,在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的支持下,格鲁派获得整个藏区的政教大权,其在康区传法的主要政教对手也被打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格鲁派势力在康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前期仅有昌都、理塘等少数据点,而这一时期格鲁派通过各种途径几乎将其寺院扩展到了康区各个重要地区,至18世纪中期,格鲁派寺院在康区的空间分布已与今天大体接近,这表明其势力在康区的空间扩展已基本定型。从这一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早期格鲁派在康区扩展势力的不顺,还是后期的飞速发展,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都是政治因素。早期由于格鲁派支持者帕竹政权的衰落,噶玛噶举派在整个藏区的强势,以及格鲁派自身在康区缺乏强有力的政治支持,所以注定了其难以在康区挑战噶玛噶举等教派的地位。而后期,无论是蒙古固始汗还是清王朝的支持,都使得格鲁派在康区扩展势力的阻力大为减少。依靠政教方面的优势,格鲁派在康区扩展势力也就变得简单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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