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348年爆发于欧洲的一场巨大的瘟疫—黑死病，是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之一。它不仅流行极为迅速，而且破坏力非常之大，致使欧洲人口损失惨重。黑死病几乎冲击了当时欧洲社会的一切方面，触及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对中世纪欧洲社会的经济、文化、宗教信仰、行政体制等方面都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冲击，对其后的欧洲社会转型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欧洲社会的历史发展方向甚至为之改变。它令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自然灾害与人类文明进程的关系。
关键词：黑死病；中世纪；欧洲社会
文章编号：978-7-80712-402-3（2011）02-175-03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瘟疫不斷，从SARS，到禽流感，再到前不久在美洲发现的甲型H1N1，瘟疫已经成为困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重大问题。国内学术界也开始注重对历史上发生的瘟疫进行探讨。在探讨欧洲发生的瘟疫时，学者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了1348年发生的黑死病以及继后的几次黑死病上。国内外的学者通过大量的研究，在还原黑死病真实图景的同时，更多的则让黑死病承载了丰富的社会内涵，经济、文化、宗教、政治、科技、医疗等领域都直接或间接地与黑死病联系起来。黑死病过后，大片耕地荒芜，大量工作无人从事，社会的法律秩序信仰约束都大大松弛了，社会进入了某种无秩序的状态。更重要的是，这场瘟疫给人们的心理蒙上了一层阴影。黑死病带来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大多数的研究者将这种不利因素视为一种短期影响，他们更倾向于以一种乐观和积极的态度来看待黑死病所带来的长期影响，把黑死病看作西欧社会转型的一个契机。在经历黑死病的冲击后，西欧反而走上了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更加光明的道路。“中世纪”本身是一个略带贬低意味的词，学术界和普遍大众的主流意见都认为那是一个黑暗、愚昧而灾祸丛生的时代，但是要挣脱这种桎梏，走上一条新的发展道路看起来却又是那么的渺茫。而在这种情况下，因为黑死病的爆发使原本看起来非常艰难的社会转型反而变得顺畅了。以至于有西方学者认为“黑死病成为中世纪中期与晚期的分水岭”；[1]“标志中世纪的结束”。[2]
一、黑死病的爆发
黑死病，医学上称作淋巴腺鼠疫，简称鼠疫。鼠疫病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这种病菌传染性极强，对人类危害十分严重，人一旦被感染存活的可能性极小。病人在极短的时间内爆发高热、咳血、身体呈黑紫色，状况十分可怖。所以，“黑死病”的“黑”并不只是意味着一种症状或一种颜色，更代表了“可怕”“恐怖”的涵义。教皇御医乔利阿克在其著名《外科学》一书中，曾述及1348年的鼠疫：“这种病传染性非常大，特别是咯血的患者，与之接近探视都无不染上此病。亲如父子亦不能探望，此时仁慈已告绝灭，希望也濒于绝望。”
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薄伽丘在其著作《十日谈》中对这场瘟疫的状况也作了形象的描述：“这鼠疫太可怕了，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就染上了病，那情形仿佛干柴凑着烈火那样容易燃烧起来。情况还要更严重呢，不要说接近病人，跟病人说话就会招来致死的病症，甚至只要接触到病人穿过的衣服，病人触摸的东西，也立即会染上瘟疫。到后来你回避我，我回避你；街坊邻居，谁也不管谁的事，亲戚朋友几乎断绝了来往，即使难得说几句话，也离得远远的。”[3]
关于黑死病的具体发源地，目前还没有定论，学术界一般认为其发源于亚洲。“在1347至1348年的冬天，淋巴腺鼠疫率先在西西里和撒丁岛登陆；它是由商船上的鼠类从克里米亚半岛漂洋过海带来的。这种病毒迅速地在因营养不良而变得孱弱的人群中传播开来；而肺鼠疫和败血症鼠疫也在段时间内接踵而来。至1348年夏，它已经推进到巴黎；到了1349年末，整个西欧已经全面陷入瘟疫的掌控。”[4]
瘟疫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些中世纪城堡、市镇、村舍等为鼠类提供了舒适的生存环境；而那些活跃在欧洲频繁的粮食贸易商船，也在瘟疫的传播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黑死病迅速蔓延于西欧社会，据统计，在黑死病肆虐的年代，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这场灾难，而在人口密集的城镇，死者人数更甚。
二、黑死病对经济的影响
黑死病直接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死亡，从而引发了社会各个层面的变化，长期来看它对加速农奴制的解体、打破人口僵局、重新调整经济结构布局、对技术的改进和科技的突破、城市地位的显著提升和经济的长远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大瘟疫的后果，严重地改变了对领主的有利形势。据统计，劳动力减少了25%。当时很多土地空出来以后，产权一下子变得容易界定：土地无主，谁占了就是谁的，农奴逐渐获得了自由身份，成为自由劳动者。农民也不再争相出高价来承租土地，而是向领主要求降低地租和高额的劳动报酬。领主们却企图回到义务劳动的农奴制，甚至用法规来控制劳动工资。正是因为这些爆发了十四世纪的农民战争，掀起了一次新的社会不平等阶层的起义。佃农反领主斗争的胜利，进一步促进了欧洲农奴制的瓦解，凡仍然实行义务劳役制和雇人耕种领主自营地的封建庄园，都相继改为租佃制。“西方学者指出14世纪后期和15世纪西欧农奴制的解体由于劳动力的缺乏而加剧。由此，农奴制的瓦解成为定局，而农奴制的解体是西方文明史上的一次重大而全面的变革。”[5]
黑死病对欧洲经济造成的另一个影响是城市经济的起起伏伏，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由衰转盛的过程。以当时城市经济发展最快的佛罗伦萨为例，便可窥其全貌。在瘟疫降临之前，佛罗伦萨市场繁华，各种食品、物品应有尽有，甚至还有从外地远道而来的特色佳肴。而瘟疫到来后，整个城市变得满目疮痍。“瘟疫最快也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店铺作坊大关门，因为全城的经济活动已经停止，就连酒店和赌窟也关门大吉，只有少数医务所和药店仍在惊慌失措的城市中开门营业，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庞大的医院和殡仪馆。”[6]但是突如其来的灾难并没有使佛罗伦萨一蹶不振，因为佛罗伦萨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绝大部分的资金、投资、商家的经营才能、工人的技术知识和那些不会为逆境扼杀的竞争心和求利欲，并没有受到致命打击，而是基本上保持完好。再加上瘟疫过后，一些幸存下来的人对生命价值有了重新认识，他们开始追逐奢华生活。这使得手工制品和奢侈品供不应求，价格猛涨。“随着手工制品价格的迅速上升，引起的是财富从各个地区向城市的转移。”所以说，尽管黑死病给城市带来沉重打击，却最终使城市因此而复兴。
三、黑死病促进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1348年一场惊心动魄的黑死病，把一个潜伏已久的大危机给挑明了。”[7]国王、贵族、僧侣、市民和农民，都有跌入死亡之感。意味着普遍死亡的黑死病使人们把目光从来世转向今生，开始珍视生命的价值和自我的价值。中世纪的神学认为：在上帝面前，人极度卑微，不值一文，惟有持此态度，才能心悦诚服地服从上帝的安排。但当人们的生命受到死亡的威胁时，一 种新的精神便觉醒了。正如施尔格谬勒所言：“死亡是作为把人们引导到生命的最高峰，并使生命第一次具有充分意义的东西出现的。” “这场瘟疫带来的巨大的痛苦和绝望，极大地冲击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使教会失去了精神上的权威，失去了人们的支持。许多人的信仰发生了动摇和变化，禁欲主义逐渐退出，人文主义逐渐兴起。”[8]人们把目光从对天国的期许中转向了对现世的关注。人类自觉地意识到了自身生命的存在，探索人性结构中的理性与非理性，追求平等和自由，张扬人文主义，提倡社会的主宰是人而不是神。一些具有推动意义的新思想得以酝酿和传播，促使社会向近现代发展。
瘟疫动摇了基督教的正统神学，使其失去了思想的垄断地位。在中世纪，哲学要为神学服务，充当神学的婢女，而经院哲学的发展，使教会空前地成为了时代文化的特征。然而经院哲学经历了它的兴盛后，当灾难到来的时候，却减轻不了灾难带给人们的痛苦，无法稳定人们的生活和思想。“这场具有毁灭性的瘟疫使人们充满了疑惑，不解上帝为何要发怒，惩罚为何如此残酷，焦虑自己的灵魂如何得救，更有人认为这是世界末日的到来。但是让人们感到困惑的是劫后余生的人们发现自己既没有被摧毁，精神也没有得到升华，灾难似乎毫无意义。”[9]尽管神意难测，但这场惨痛的灾难无论是上帝的率性而为也罢，还是根本就不是上帝的所为也罢，对信仰的影响都极大。“一个原本以为不可动摇的秩序，从精神信仰处松动了。”[10]
中世纪黑死病的爆发，深刻地改变了欧洲对宗教的态度。在瘟疫的冲击下，中世纪渐去渐远，终于引退于历史的记忆中，随之而来的则是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另一个伟大时代。
四、对行政体制的影响
“當黑死病降临的时候，要想有效地抵御黑死病这样的自然灾害，必须要有三个条件：健全的行政体制、足够的经济能力及良好的文化和精神的支持。”[11]而这三个条件在其爆发前的中世纪欧洲社会根本就不具备，于是黑死病给人们一个深刻的教训，使得人们看清了封建社会的弊病，通过耻辱的恐慌，他们明白原来自己一直生活在死亡的边缘，生命对他们来说毫无保障。“黑死病是欧洲历史的耻辱，因为它暴露了封建政府一切的无能和涣散，当时欧洲的人除了逃离，几乎没有能力来克服危机。”[12]行政、经济、法律皆不能帮助人们，各种福利措施也没有起到作用，恰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出了封建制度的赤贫。如果没有黑死病的发生，欧洲文化会沿着自己的轨迹发展下去，但是黑死病却以可怕却有效的方式触动了欧洲各国封建政府，使行政体制得到加强。“以英国为例，学者帕尔莫以1348—1381年英国的政府和法律为考察对象，认为黑死病推动了英国政府管理性质的改变。”[13]他论证的逻辑是黑死病的发生虽然没有直接引发英国发生经济巨变，甚至没有出现劳动力供应短缺，但是却对英国的经济组织产生间接的威胁：由于劳动阶级有了讨价还价的能力，这会影响传统社会的权力机构；面对这一危机，“黑死病之后，为了尽可能保持原有的社会地位，英国上层的社会构成了更具凝聚力的政府，从而促使上层坚守自己的职责，同时也迫使下层完成自己的职责。”〔[4]为了能够顺利完成这一目标，“黑死病之后的几十年里，在法律的各个层面出现了新变化，与1348年前相比，这些新法律相对更加具有强迫性。”黑死病之后英国政府首要关注的是下层，指望通过一系列的机制强迫人们工作，减少竞争，缓和人们对高工资的要求。由此他总结说：黑死病的影响造成了英国法律和政府的转变。
参考文献：
[1][2]马忠庚.论黑死病对中世纪欧洲社会变迁的影响（A）.聊城大学图书馆.
[3]薄伽丘.十日谈（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23.
[4]朱迪特·M·本内特，C·沃伦·霍李斯特.欧洲中世纪史（M）.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07：316.
[5]姜守明.英国前工业社会的贫困问题与社会控制（J）.史学月刊，1997.
[6]赵红.论黑死病对欧洲社会的影响（J）.史林漫步，2004.
[7]房龙.人类的艺术（M）.中国文联出版社，1989：157.
[8][9][10][11]李荷.灾难中的转变：黑死病对欧洲文化的影响〔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
[12]庄亚雄.浅析黑死病与欧洲社会转型（A）.
[13]朱孝远.欧洲涅磐：过渡时期欧洲的发展概念（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112.
[14]赵立行.西方学者视野中的黑死病（J）.历史研究，2005.
（责任编校：王晓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