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者手记：应外交学院外交学系之邀，澳门大学黄枝连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宋成有教授、辽宁大学历史系徐德源教授、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张历历教授、北京联合大学陈文寿教授，于2007年1月28日在外交学院结合黄枝连先生《天朝礼制体系研究》(上卷)，就东亚历史中：的“天朝礼制体系”、东亚文明、东亚国际关系结构、“天朝礼制体系”在近代的命运、欧美国家的冲击以及中朝关系、近现代中日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座谈。他们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全新的视角对这些问题作了深入探索，给我们提供了极有说服力的解析。“天朝礼制体系”在东亚建立、发展与衰亡是一部复杂曲折的历史。五教授对此有精湛的研究。现将座谈纪要发表，以飨读者。
[关键词]天朝礼制体系，“五理系统”，中日关系
[中图分类号]KO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5—0005—08
陈奉林：黄先生，在国内您开创了“天朝礼制体系”一家之说，体系宏阔，观点独到。我想请您谈谈“天朝礼制体系”与“五理系统”的关系。
黄枝连(澳门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教授)：1900年以前，中国封建王朝(天朝)与周边的国家和地区(藩邦)，以礼义、礼仪、礼治为内容，形成了我所谓的“天朝礼治体系”(Pax Sinica)，以之来维持相互之间的和平与平衡。由于新中国的建立及中国现代化的开展，使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出现了新的交流协作，展示了一个很宽广的前景。因此，有很多人称赞这种古代的“天朝体系”，甚至认为这种国家关系形态优于“大不列颠式和平”(PaxBritainica)或“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可以解决近现代及当代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宏观秩序架构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而中国人对世界发展亦可有所贡献，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假如“天朝礼治体系”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复活，推陈出新，是否就能解决国际关系和社会发展等层面存在的危机?对于中国人热心谈论的“和平崛起”，是否可以发生“古为今用”的功能呢?这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
我所谓的“天朝礼治体系”，有一个理论和方法论上的考虑。它的核心论点是，如果以个人为一个综合性的“五理系统——生理、心理、群理、物理、天理”，社会与文明是衍生自此“五理系统”。那么，社会和文明必须对“五理系统”的开发开展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促进作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作为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有关地区(中国及其邻近地区)、个人“五理系统”在历史上是发生过什么样的作用?而当人类一个人的“五理系统”在公元第三个千年将面临并承受更大的生存压力时，“礼治体系”及由它衍生的“天朝礼治体系”，如何蜕变为一种全新的文明模式、一种合理的国与国关系形态，以缓解人类——个人在其生存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或者说，它使人所遭遇到的人与己、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超自然等层面的问题，会因此有一个更合理有益的因应之道，使“五理系统”所受的压力得以疏解，使人得以更可持续地、优质化地生存发展，使人和自然界及宇宙的关系有个更合理的安排，使国家社会和国际社会可以进行更美好的交流协作。
可以说，为了个人的安身立命，社会发展和国际关系总是有一个引进所谓“典范转移，体制创新”的问题，这成了全世界都应该严肃思考的至高无上的问题。一句话，我是要把社会文明、社会发展、国际关系和一个个的个人的生存发展的问题，及人同自然与超自然的关系，亦即最宏观和最微观、最虚无缥渺和最具体而细微的问题捆绑在一起，来考虑做学问的问题，以体现做学问的意义。
陈奉林：日本长期游离于“天朝礼制体系”之外，有时加入这个体系，日本这样做其本身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请宋先生讲一讲。
宋成有(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从东汉至魏晋南北朝的大约500年间，日本列岛的倭奴国、邪马台国、统一倭国等国的国王先后遣使来华，向汉族皇帝上表称臣纳贡，求取封号，不请自来地加入中国的册封体制。当时倭王权之所以遣使中国，首要的原因，是因为日本处于国家初建时期，为维护王权在国内的统治，需要借助中国帝王的册封，以外制内，增强权威。其次，着眼于朝鲜半岛扩张，也是倭王权称臣中国帝王的动机之一。
589年隋朝建立，日本推古朝的摄政圣德太子在7世纪初遣使入隋，在国书中以“日出处天子”或“东天皇”自称，不再称臣，也不求取封号，坚持对等外交。此后，虽然有8世纪奈良时代遣唐使大举来华的盛事，但并不向唐朝皇帝称臣，至894年停止遣使。因此，自推古朝以来，日本游离于中国册封体制之外长达800余年，其中包括武力对抗元朝皇帝忽必烈在1274、1281年发动的两次武力征伐。此时大和朝廷之所以自居为对等国，政治原因是由于国家初建时期结束，在典章制度上越来越强调古代天皇制自主性和独立性；文化上的原因，是由于多年吸收的大陆先进文化进入饱和状态，需求性降低，反倒要关起门来慢慢消化，逐步实现“国风化”。在朝鲜半岛，经663年日本·百济联盟惨败于唐朝·新罗联军之后，大和朝廷势力撤回日本列岛，改行不介入方针，这是明智之举。
至1368年明朝建立，恢复官方正常来往。1401年足利幕府将军足利义满遣使明朝，再次向中国皇帝称臣纳贡，求得“日本国王”的封号。直到1551年幕府停派遣明使，150年间，室町幕府的历代将军对称臣明朝皇帝的态度多有变化，若即若离。1590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随后在1593—1598年发动了两次“借道伐明”的侵朝战争，明朝出兵援救朝鲜王国，与日军兵戎相见。室町幕府之所以再次接受明朝皇帝的册封，既有增强国内统治权威的考虑，但更是看重对明贸易的经济利益。至于丰臣氏的军事冒险，则是在近世接受欧洲文明并被西洋火炮、火绳枪等先进军事技术激活之后的狂妄之举。
1603年德川家康建立江户幕府，试图通过朝鲜和琉球，建立与明朝的官方关系，未果而终。1644年明清更替，江户幕府忧虑第二次“蒙古来袭”，遂对重建两国关系彻底断念。直到1871年订立《清日修好条规》建立对等的国家关系，260余年间，中日之间民间贸易兴旺，但并无政府之间的正常往来。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推行锁国方针的幕府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压倒一切。另外，在政治制度、文化建设等方面，不再有求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满足了国内的需要等因素也发挥了作用。
陈奉林：古代东亚长期存在以“天朝礼制体系”为主导的国际关系结构。在此框架下，东亚地区大部分时间是以和平、互利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秩序为历史主线的，各国以一定的规则，通过寻找最佳的利益交汇点，形成各自在东亚的位置与顺序。张先生，请谈谈“天朝礼制体系”中的合理内核对于今天构建和谐世界有哪些理论启发意义?
张历历(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黄枝连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