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施琅大将军》与《勇敢的心》都涉及民族国家观及民族英雄的评价问题，《施琅大将军》在价值观念上引发争议《勇敢的心》在史实上有戏说成分却坚持道德精神的绝对性而大获成功。戏中说到民族大义时， 所涉及史实或可作艺术处理而其道德精神却戏说不得。
[关键词] 民族 国家 道德 精神
3、4月间，央视一套热播《施琅大将军》，赞美降清的施琅平定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剧本倡议人、当代名儒陈明，被人斥责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思想家李泽厚听说陈明被骂为“汉奸”，说：“汉奸?是吗，哈哈哈。活该！”
陈明觉得冤枉：“我策划这个选题，主要是想唤起国人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其次是想振作决策层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志力和决心。当然，我相信这个电视剧肯定能够挣钱，因为它本身既有很多的戏剧性因素，又有很多可以‘影射’的东西。”艺术、市场、现实在“影射”中交织起来，陷入了历史、民族、文化、国家等大是大非的争论。
这令人不禁想起电影《勇敢的心》。在十三世纪苏格兰争取独立的战争中，WilliamWallace以勇敢精神成为伟大的民族英雄。在苏格兰、英格兰分分合合的历史中，对他的评价也是个复杂问题。他的对头“长腿”Edward I，开疆拓土、武功彪炳，是英格兰历史推崇的“大帝”。Wallace对Edward I，恰如施琅对郑成功；“民族英雄”的桂冠，在民族历史的演变中，难决花落谁家。
《勇敢的心》95年获得五项奥斯卡奖；没什么人追究Wallace攻入英格兰烧杀掳掠的历史旧帐。而施琅戏正播着，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罗耀九就指责道：“有的论者为历史上的民族败类翻案，主观上也有为当前的政治服务的意图。例如歌颂郑成功的叛将施琅，便含有这样的用意，他们的意图也许无可非议，然而却达不到目的。因为简单的历史类比方法不是科学的史学方法，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两戏的遭遇为什么有这么大不同?《勇敢的心》是否“符合科学的史学方法”呢?
据说美国权威的中世纪史专家Sharon Krossa观看《勇敢的心》还不到两分半钟，就罗列出18处史实错误。略知苏格兰史的观众，也能看出戏中不少大悖史实之处。
Wallace出身并不如影片中微贱。作为大贵族斯图亚特的封臣，他的家族拥有苏格兰西南部的一些采邑。
Wallace之妻，在《华莱士之歌》中，是拉明顿城堡的女继承人，完婚于圣肯蒂真教堂。电影把她降为贫民，为逃避英格兰贵族“初夜权”的侵犯而秘密结婚。她的死，是英格兰人对华莱士造反的报复，电影中却成了Wallace起义的导火索。
长腿的法国儿媳，在Wallace死后3年才嫁到英格兰，政治手腕毒辣，史称“法国母狼”。戏中她成了Wallace另一位红颜知己，凄婉多情，红杏出墙而孕育英雄种。
电影中的Wallace唯爱自由，他拒绝贵族要他效忠的要求，说“我效忠于苏格兰！”事实上Wallace毕生忠诚于囚于伦敦塔的国王Balliol。
Balliol家族的对手、Robert TheBruce获益于Wallace的殉难——成为独立运动领袖。出于家族王权霸业的策略，Bruce对英格兰时附时叛，后以政变登上王位并最终赢得苏格兰完全独立。电影为英雄国王Bruce推脱掉出卖Wallace的道德罪恶，并极力描写Wallace自由精神对他的感化与感召；勇敢的心通过两代苏格兰民族英雄薪火相传。
这许多的戏说成分，与同样不合史实的短裙、高地、少女手摘的蓟花等细节，交织成同一主题的象征符号。莫里斯·哈布瓦赫说：“一个艺术家成功与否，要看他能否将众多符号聚集于一点，来吸引那些与作品并不直接相关的各种情感”。《勇敢的心》能捧回奥斯卡小金人，要诀正在于此。
电影中众多的戏说符号，聚焦于一个主题。戏中Wallace父亲为长腿骗杀，Wallace长大后却只求和心上人厮守终身，妻子抗拒初夜权被害才逼上梁山。这“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情圣形象，颇让一些人不解、不满。殊不知，这是该电影主题的必要符号。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Wallace却不想报仇为什么?其实，这是在回避封建的民族国家观念。封建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社会纽带，血缘异同是亲疏之原则，所以“封建”的英语词feudal本义是“血仇”。民族英雄不报血亲之仇的描写，使苏格兰独立斗争回避了封建性象征。
为杀妻之仇造反并成为民族英雄的情节，则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事业与“自由”结合起来因为初夜权是封建贵族侵犯人身自由的典型。为初夜权而屡害人命，描写贵族达到侵犯人身自由恶行的极致：践踏生命权。
在对自由内容的述说中，电影更强调的是精神自由。童年Wallace为父亲的死而悲伤、震骇；梦中，父亲的英灵告诉他：“你的心是自由的”。作为呼应，在电影的结尾，Wallace大呼“自由”而死前，看到妻子的灵魂微笑着迎接他。
电影表现莫须有的灵魂，并不是无聊的虚构。在西方历史上，“随着基督教超验正义的导入，特别是在政治、法律领域经由对古代社会法治传统和氏族宗法礼仪的全面性改造，西方政治形态于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种政治正义的三维价值构架开始建立起来。”这三维正义就是超验正义、人类正义、个人正义。这三维正义平衡的确立，塑造了西方社会的近现代宪政。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起了塑模的作用。民国佛教改革领袖太虚大师说：“至于有中央政府之广大民族国家，即须有绝对一神、或多神上有一尊之组织的宗教，以为其国人结合成社会生活之主义，其最高者为神权，其次为君权，其次为贵族及文武官吏权。中国帝王禀儒教，称天而治；欧洲各国尊教皇为共主，称法律为神意，皆其证也。久之，君权强盛而渐弃神权，神权散在民心，反为人民据之以反抗君权之专制。”国人结合成社会生活之主义，即民族大义。自由成为民族大义之主旨的过程，伴随着“神权散在民心”的宗教变革。基于这一历史，弗里德里希指出：“人类正义的本质透过神的正义方能得见(恰如透过一面镜子)，而后者乃是只能部分地启示给凡人的神秘之物。”勇敢的心，就是自由的灵魂。
电影将自由主义民族大义赋予苏格兰反英斗争。战场上面对强大英军，Wallace鼓舞士气说：“战斗，你可能会死逃跑，至少能苟且偷生，年复一年，直到寿终正寝。你们！愿不愿意用这么多苟活的日子去换一个机会，仅有的一个机会!那就是回到战场，告诉敌人，他们也许能夺走我们的生命，但是，他们永远夺不走我们的自由！”。每一个人都能凭着自己的意愿，在生命与自由之间做出选择。同命运的人们有了共同的意志：“我们的自由”。自由作为人类(民族)正义与个人(个体)正义的联结点，构成了这段话的精神核心。加上贯穿始终的自由灵魂这一超验价值的描写，艺术地表现了三维正义架构。
从史实而言，自由主义的民族国家观，是近现代社会才发展出来的。太虚曾说：“由家族扩进为国家群体之过程上，则有强族、贵族或武士的封建，始为推进家族以成国家群体之动力，终为建成民族的统一国家之障碍。故欲建成近代的民族国家，必须铲除封建的残存。”电影中贵族们矛盾地护国又卖国，反衬出Wallace基于自由精神的爱国主义。然而，Wallace是十三世纪的人，在他的心灵中太先进地“铲除封建”，难怪会有诸多不合史实的戏说。
《勇敢的心》戏说了历史，却没有戏说民族大义。因为，它艺术而严肃表现了自由、正义等价值的道德精神绝对性。在戏中说到民族、国家时，若无视道德精神的绝对性，就难免被指为戏说。陈明赞颂“历史上的民族败类”施琅，理由是“历史是生长的，民族是建构的，文化是开放的。”李泽厚反对道：“伦理虽然是历史的、时代的和社会的，是一定具体时空条件下的产物，但它是由个人去自觉选择和决定的，所以说是自由意志。它经常以牺牲自己的感性欲求包括生命来履行道德义务，这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体，这就是我所强调的道德精神的绝对性。”自由意志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体；电影中为自由而死的Wallace，不正是这一观念的艺术表达吗?
戏中说到民族大义时，所涉史实或可作艺术处理，而其道德精神却戏说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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