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纵观人类历史，那些最有效地从人类活动的一个领域进入另一个领域的国家，总能获得巨大的战略优势。在太空领域出现之前，这样的进入有两次。一次是由陆地进入海洋，再一次则是由海洋进入天空。
公元1500年以前，人类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中。在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繁盛起来的诸古代文明，大部分分散于各自有限的范围。
1500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有历史学家说，我们可以拿哥伦布和阿姆斯特朗进行比较：前者1 492年率领有着三条船、88名船员的船队抵达圣萨尔瓦多，发现了美洲，打破了地区间彼此隔绝的束缚；后者登上月球，开创了星际间彼此来往的局面。
15世纪末、16世纪初，在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冒险家的推动下，形成了欧洲人或沿着海岸线，或横越大西洋向外寻找资源的潮流，他们一旦通过冒险找到了新资源，就要占为己有。世界随后进入两个多世纪、直至19世纪初的扩张性殖民活动最频繁的时期，也是人类用武力进行资源配置最疯狂的时期。
1500年以后，资本主义的各种制度和精神迅速地发展起来。世界市场日益扩大，工场手工业远远不能满足国内外大市场的需要，大小业主与商人们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而开始技术革命。作为地理大发现的主要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没有将往日的辉煌持续太久，随着“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重创，让英国在新潮流中独占鳌头。这个西欧岛国一面在国内从棉纺织业的技术更新开始，逐渐扩展到采掘、冶金、机器制造、运输等行业，一面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去开拓海外殖民地。
到了1779年，海军上尉詹姆斯·库克率英舰队，终于绕过南太平洋迷宫一般的岛屿和暗礁，到达如两片巨大的美丽珊瑚悬浮在海洋上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英帝国立即将这两块富饶的土地并入自己的版图，这个国家已经拥有五大洲的100多个殖民地，能够骄傲地称自己为“日不落帝国”了。
从此，世界再也不是由一个个孤立的洲或者国家构成，而是通过海洋联结在一起的洲或者国家。
欧洲人始终在这一全球历史性运动中处于领先地位，至19世纪，更以其船坚炮利和股份公司搭建起来的帝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控制了全球。到了2 0世纪中叶，从“五月花号”上下来的一个坚忍而又清新的美国，让沉陷于“日不落帝国”往事里的老贵族们日愈感到了身上的风湿痛，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从此成了全球的典范。西方文化被等同于文明，不但是许多西方人，就是在许多东方人看来，西方的优势地位可能是由上帝安排的，它几乎天经地义……
所有这些，都离不开海洋。
冒险家们借助海洋，发现新大陆；火与剑借助海洋，扩张势力范围；商人、传教士借助海洋，交流和传播动植物和商品。在中国，红薯由南洋传入，玉米、花生由美洲传入，还有西瓜、辣椒、西红柿、胡椒……难以计数，同时也传播宗教，传播文化。
海洋是人类社会产生彼此争斗的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物质载体，与此同时，海洋又促使人类走向互相沟通、互相理解、彼此包容。
为了借助海洋，人们在寻求和发明新的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在形成并积累进步的行为制度。
当年“五月花号”在普利茅斯港抛下了锚链后，船上的51名男子集合在船舱里开会誓愿，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并为日后在新大陆上的生存而形成一套契约关系。所谓的“五月花号”精神，成了美国的立国之本。当今的世界贸易规则，即WTO，本质上也是海洋经济活动规则。如果没有一个共同遵守的规则，以及为了遵守这个规则实施的协调机构，世界便可能出现近代几个世纪都出现过的海岸线景观：或是壁垒森严，唯有海鸥点点；或是血火冲天，以武力洞开门户……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世界的近代史是从1500年开始的；或者说，人类社会的第一波全球化是从海洋或者海洋的航路上开始的。
在英语中，对“世界”这个词的表述，既可以用world(世界)，也可以用seas(海洋)。今天，它更多地氤氲着海洋的气息与色彩——
全球的人口和财富沿水而行，逐水而居，集中在只占地球陆地面积1/8不到的海岸线附近。全世界有海岸的国家共约111个，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发达国家。在这111个国家的沿海地区，大约聚集着世界上1/2的人口和80％的大都市。最典型的是美国，其人口主要集中在东海岸和西海岸两大都市带上，约42％的人口和87．3％的10万人以上的城市，均分布在沿海(湖)地区，包括全美最大的七大都市。
由此，我们还可以说，即使500多年过去，人类社会仍处于海洋文明时代，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等方面更为深刻地受着海洋的浸染与制约。
二
中国是怎样鹅行鸭步地由陆地进入海洋的呢?
在汉朝时，中国人的想象是：汉朝在天下的中央，东南面是海，北面是沙漠，西面是高山，汉朝的四周住着些落后的少数民族。
首次让国人意识到对世界的认识有错误的是张骞，他出使西域，即现在的中亚等地，与长安的直线距离不过3500公里，为躲避匈奴的阻碍和追击，却在狂沙厚土里走了十二年。此行带回了大量珍贵的地理资料和西域各国的民族资料，他在朝廷上汇报说：世界似乎大得没有个尽头!这次出使，才明白天外有天，国外有国。(参见《史记·大宛列传》)
到了唐代，中国人对世界之大，已经有了普遍的感知。公元八世纪的长安，是一个中华文化与外域文化交融的城市。当时长安的200万人口中，有将近100万是外国人。王维的诗里有一句：“万国衣冠拜冕旒”，即是说有各国的使节、各国臣民生活在这个都市。
在唐朝，“胡”字的使用频率大幅提高，如胡椒、胡麻、胡瓜、胡人、胡姬……唐代盛行胡人乐舞，其演乐器中除现存的四弦琵琶，还有觱篥、拍鼓、铜钹等属胡乐系统的乐器。其中，觱篥是一种簧管乐器，起源于西域龟兹国，大约是今天的新疆库车一带，是演奏唐代教坊音乐的重要乐器。在长安城的西边，据说开有一家门面一定不小、有外国女郎做“三陪”的“酒吧”，有诗云“笑人胡姬酒肆中”，那意思大约就是我们一起去那里潇洒吧!
在汉唐胸怀中，朝野人士注重的是西方“有类中国”的一面，当然是美好的一面。“其风物教化，无不文明，城居车行，田作衣绣，人民长大平正”……故在一些历史记载中，干脆因为其“有类中国”，而被称之为“大秦”。
成吉思汗是以僄悍的血汗马来丈量世界的。他在欧亚大陆上一路纵横驰骋，策马挥鞭，直抵欧洲黑海岸边，看到了坐落在大海边的一
个个明珠般璀璨的国度。由此，这个北方游牧民族知道了在亚洲之外，世界仍很广阔。
蒙古人在中华大地建立元朝后，着手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进行海外贸易。民间海外旅行得以蜂起，其中最著名最出色的便是汪大渊。
1330年到1339年，他自己组织资金和航海工具，从泉州出发进行了两次杰出的航海探险，在条件上肯定远不如日后官方派遣或获皇家支持的郑和、哥伦布，其航迹却遍及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印度洋与地中海。在他之前，沿海地区也有不少人做过远航的梦，但终没能力组织起一支可与惊涛骇浪搏击的民间船队。汪大渊舍身抛家做到了，并将出海见闻写成《岛夷志略》，全书共分100条，前99条记载和涉及的亚非国家与地区达一百二十余个，均系作者亲历目睹，成为60余年后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参考资料。
恐需指出的是，与真正踏上了东方大地的马可·波罗相比，汪大渊的足迹尚未抵达今天意义上的西方。中国传统视野中的西方指中亚或印度，以罗马帝国为代表的欧洲文明出现在更远的西方，就成了海西、远西、泰西。但这时的中国人对西方已经有了初步认识，1275年前后马可·波罗就是从泰西的意大利来的。
明代初年，在中国海洋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
郑和率领一支庞大的中国船队七下“西洋”，航行在浩瀚的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海面上，先后访问了亚洲、非洲的37个国家。在15世纪初期，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海船和最大的舰队，海船的长度大约150米，宽为60米，其船体之阔显而易见，且船上用的是罗盘，挂的是大帆，史书上描绘它的风姿是“维绡挂席，际天而行”。这支船队多时达数百艘，少者也有五六十艘，每只船平均可装载四百至五百人，最大的可容纳近千人。
犹如美丽的彩虹，披沥七彩，横贯天宇。郑和下“西洋”与七八十年后发现与占领新大陆的哥伦布等人迥然不同，后者身后有着一个民族向外部世界猛冲的推动力——宗教传播、思想骚动、经济扩张、技术进步，更有一个牟利的欲望和机会，以及使牟利得以实现的一个社会和体制结构。
一段时间里，让欧洲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明朝中国人如此壮观的远航，为何主要是为某些未知的但肯定非商业方面的原因而进行的；为何是由一个身长九尺、腰大十围却不长胡子的宫廷太监而不是由一家或几家股份公司组织和领导为何返航时带回的多是供帝国朝廷观赏的斑马、鸵鸟和长颈鹿等珍禽异兽，而不满载可以投入国内市场并产生利润的货物；为何明成祖刚驾崩，其子明仁宗下一道圣旨，这支世界上当时最大的船队立马掉头而归，从此成了帝国绝唱……
欧洲人也曾听说，郑和七下“西洋”，可能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即为了捕捉已下台的建文皇帝，他是明成祖朱棣的亲侄子，却被叔叔在“靖难之役”中夺了皇权，据说逃亡去了海上，至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但欧洲人日益坚信，这些非商业方面的原因，主要是为了显示朱明王朝的强大，宣扬浩荡的皇恩。
这支大舟如山、帆篷接天的船队，带走了无数的金银财宝与丝绸瓷器，七下“西洋”仅白银一项就有700多万两。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求当地头人率众先接旨朝拜，郑和再赠送皇帝的赏赐之物，最后才让手下的人与之进行少量的商品交易，贸易只是顺带的副业而已。一切似乎真像郑和船队回来宣传的那样：“天书到处多欢声，蛮魁酋长争相迎。南金异宝远驰贡，怀恩慕义摅忠诚。”
船队带回来的，除了珍禽异兽，大量是色彩浓烈却不能填饱肚子、穿在身上的胡椒、苏木、葡萄、石榴、竹艺品。难怪明仁宗一即位便推翻父皇的决定，朝廷已因此而财政不堪重负，后来竟连文武官员们的俸禄也发不出了，只能拿仓库里堆满了的胡椒、苏木折成银子充数，这一景况一直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
其实，自明太祖朱元璋起，明朝便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即便是似有“雄才大略”的明成祖朱棣，也是两手都硬，一手是派遣郑和轰轰烈烈下“西洋”，另一手是天网恢恢，将东南岛民尽徙内地，严防民众出海经商，以绝倭患骚扰和流窜沿海的前朝倒明势力。明朝的奠基者不过如此见识，后来的守成君臣就更是按既定方针办了。
明朝的法卷中，此类文字多有充斥——
“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
“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
“片板不许入海”；
“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审之重法”……(均见《明太祖实录》)
另一方面，为了羁縻海外国家，又实行了朝贡贸易的对外政策，鼓励海外诸国入明朝贡，把朝鲜、日本、大琉球、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苏门答腊、爪哇等十五国列为“不征之国”，准其来中国朝贡，可随带货物进行贸易，但在规模上受到严格限制。明朝，官方允许的对外贸易主要是朝贡贸易。
朝贡贸易中，朝廷对朝贡国的回报之厚令人吃惊。宣德八年(1 4 3 3年)，日本进贡随带的货物主要有硫磺22000斤，苏木10600 1斤，生红铜4300斤，裒刀2把，腰刀3050把；景泰四年(1453年)主I要有硫磺364400斤，苏木106000斤、I生红铜152000斤，裒刀417把，腰刀9483把。明政府在收购这些货物时，基本是以“怀柔远人”为圭臬。如刀1把，在日本仅值铜钱800—1000文，给的却是5000文，差价为5倍之多。仅景泰四年这一批附带货物，总价值在日本约为2000—2500贯，大明朝则给价高达3万贯，日本贡使从中获利达11倍之多。([日]木官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又见郝毓楠《明代倭变端委考》《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
让日本人乐不可支，以为到了聚宝盆国又兼傻子国的还有，除买卖里厚往薄来，赏赐之丰也是铺地泼天。在成化十二年(1476年)里，朝廷赏赐各国贡使的丝绸达3 7555匹，超过全国司府每年额造的一半。(见《明宪宗实录》)
那气概，自然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臣民”，哪有自家人跟自家人拎得门儿清的呢?
三
不仅外国人，就是自家人也说中国人复杂、深沉。怎么能不复杂、深沉呢?
打明朝起，国人就处在性格的二重分裂之中了：那份自大自得的气概，却又是和对外部世界的无知与恐惧交织在一起的——
在汪大渊那个时代，以14世纪的人类社会为标准，中国人所掌握的世界地理知识堪称广博，国人的西方地理知识不仅比同时代西方人掌握的中国地理知识丰富，而且，有可能比西方人掌握的西方地理知识还多。
到了明朝中晚期，国人的世界视野，已经撤退到爪哇，爪哇之远大抵若有若无，似云如烟。往事如烟是集体遗忘的证据，当年大批或官制
或民绘的世界地图已不知去向，没有人关心甚至没有人相信它们存在过。
泰西无人知道了。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横行海上一个世纪，也骚扰了明朝近一个世纪，朝廷不准其朝贡，边防却又无能制止，商人海盗麇集边境，传教士活跃内地京城，虽坊间议论纷纷，可士林中连最饱学者，也说不清他们是谁，来自何方，只一律统称“佛郎机”，或“红毛夷”。
在撰修于顺治二年(1645年)的《明史》“四国传”中，表述的欧洲国家观念仍一片混乱。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被视为南洋国家，靠近满剌加(今马六甲)、吕宋或爪哇。顾炎武可算当时的饱学之士，在他著名的经世致用之作《天下郡国利病书》里，写到“佛郎机”时也不免人云亦云，让后人喷饭：“佛郎机国在爪哇南，古无可考……素不通中国……略买食小儿，烹而食之。”
不仅不知道泰西，连两百年前郑和远航所到过的国家及地区也不清楚了。
历史衰落到如此地步，记忆苍白到如此地步，一方面，就只能将前人的事迹神魔化：《西游记》问世于1580年前后，玄奘和尚不畏万难、远徙万里去印度取经的历史，变成了唐僧师徒四人一行亦神亦魔的传奇；与《西游记》几乎同时还有一部《西洋记》，系根据郑和七下“西洋”演义，书里三保太监已变成一个呼风唤雨、几乎无所不能的蛤蟆精。两部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作为英雄的人的事迹已经微不足道，他的所有的努力与成败都掌握在神的手中。”(周宁《帝制时代中国的西方形象》2004年6月2日博客《百家杂谈》)
另一方面，则对飘洋过海来的外国人尽力妖魔化。
与汉唐时代对“大秦”的风土文明不仅引为同类，而且颇有些向往截然相反，“佛郎机”在明朝朝野间的形象被涂抹得一团漆黑：这些长身高鼻、猫眼鹰嘴、鬈发赤须、诡服异行的家伙，侵暴边疆，杀戮人民，劫掠财物，喜烹食小儿，活脱脱一个番鬼形象。
连他们出现在当朝文书中的译名也丑陋不堪，诸如别都卢、疏世剌、浪沙罗的哔咧、佛南波、兀亮别咧、鹅必牛、鬼亦石、喇哒……
还有称“佛郎机”国在“狼徐鬼”国对面，“狼徐鬼”国在何方不知所云，却言之凿凿该国“分为二洲，皆能食人”。
“渲染其怪诞诡异，既可以排斥异类，又可以从中获得一种优越感，使外来的威胁与自身对这种威胁无可奈何的尴尬，都变得可以接受……往往是西方的侵扰冲击越激烈，国人关于西方野蛮的想象与传说就越活跃。”(同上)
国人祖上也曾胸怀宽广，有容乃大，明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利玛窦神父，却错过了那个好年代。此时在国人的眼界中，帝国膨胀，世界缩小，大明皇朝际天极地，帝国之外，不是蛮荒大漠，就是莫测的海洋，几个三瓜两枣的小岛，加起来还不如帝国的一个省大。
朝野共同的这种自我感觉，让在韶关、南昌、北京等地各呆了几年的利玛窦神父啼笑皆非。在公开场合，总是显得宽容与谦恭的这位神父，私下里却写下了他颇为尖刻的真实看法：
因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是看成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明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利玛窦中国杂记》)
少数满族贵族统治大多数汉族人民的清朝，实行了更加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从清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三年(1644—1684年)的四十年间，其闭锁程度已经达到了“寸板不许下海”、“片帆不许入口”的地步。
马克思在分析这一原因时指出：“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康熙之后，“寸板不许下海”的禁令虽被解除，但对沿海人民出海仍有种种严格规定。关于渔民出海的规定是：沿海各省渔船只许用单桅(福建省可用双桅)，梁头不得超过一丈，舵工水手不得超过20人，捕鱼不许越过本省境界。关于商船出洋贸易的规定是：出洋贸易的海船，双梁桅头不得超过一丈八尺，载重不得超过五百石，舵工水手及随船人员不得超过28人；所带口粮按路程远近，每人每日只准携带食用大米一升、备用米一升；对于航海所必不可少的备用物品，如铁钉、油灰、棕、麻等，每船可带数量也均有限制。(见胡思庸《清朝的闭关主义和蒙昧主义》《吉林师大学报》1979年第2期)
其规定之苛刻，可谓古今中外找不到先例。
乾隆朝向来被圣诞树般披挂成清朝的盛世之最，可它对外部世界的无知与排斥，也可能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
在康熙朝，尚有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今连云港附近)四地为通商口岸。1759年，乾隆下旨限定为广州一地，规定外国商人到广州后，其买卖必须经过政府特许的商人组织“洋行”进行；外商在广州的起居行动必须接受洋行的监督与约束；外商在广州时只准在洋行修建的所谓“夷馆”中居住，除在每月规定的日子里可以到规定的地方游散外，不准离开“夷馆”。
此外，还不准在广州过冬，每年五、六月入境，九、十月间必须出境。不准外国人携带妇女到广州，不准他们像中国官员绅士那样乘坐轿子；严格禁止外国人雇用中国人和中国人向外商借贷资本，等等。
1793年，一个已驯服了蒸汽并即将驾驭电力的国家，派出了特使以为乾隆祝寿之名来到中国，要求清朝在对外贸易上作出重大改变，这个国家就是英国。
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要特使马戛尔尼勋爵转给乾隆皇帝一封信，信中说到希望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进行互利的商贸往来。在乔治三世看来，英国每年帮大清销售了非常多的“Chinese herb”(直译为“中国草”，当时还没有茶叶这个单词“tea”)，你们能不能帮我们也销售一些货物呢?总不能老要我们送白银给大清，而自己却长期处在巨额逆差的地位。
乾隆皇帝在给英王的回信中说：在统治这个广阔的世界时，我只考虑一个目标，即维持一个完善的统治，履行国家的职责，任何奇特、昂贵的东西不会引起我的兴趣。正如您的大使能亲眼见到的那样，中华大地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仰赖别国货物。中国特别盛产茶叶、精美的瓷器、丝及其他物品，皆为尔国及其他欧洲各国必需之物……
这意思很明确：大清没有你们，照样可以活得更好；你们如果没有中国货物，就活不下去。你们有什么资格要求大清帝国修改贸易规则
呢?
这次晋见在承德避暑山庄，除对英国国王提出的建立两国外交关系和商贸往来丝毫不感兴趣，乾隆还对马戛尔尼不在殿下行三叩九拜大礼无法容忍，他斥责道：
难道尔等不是仰我大清皇帝的威仪才远渡重洋来朝拜的吗?
难道尔等前来祝寿不就是为讨朕的欢喜，希望得到朕的封赏吗?
47年过后，英国人终于以军舰和大炮敲开了清王朝的闭关铁锁，打开了中国尘封已久的大门。
商品不让进来，那就让鸦片熏天燎地地进来!
在这场从一开始就没有胜负悬念的对决中，一方是当时世界上最现代社会的代表，为的是获得自由买卖的特权；一方是最保守社会的代表，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铮铮道义原则下，又颟顸无知几近黄口稚童。直到鸦片战争以后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道光皇帝还在命令沿海官员提审英俘：“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来往?与俄罗斯是否接壤?”(见《海国图志》卷5 3)
马克思将这场对决称为“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四
中国有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有6000多个大小岛屿，海洋面积有300多万平方公里，当然应该属于海洋国家。可综观华夏五千年历史，大都与东面的海洋无关。
朝朝代代的都城，无不建立在群山环抱的平原之中，洛阳、西安、南京、北京……帝王们在忙于整肃宫廷争斗、诸侯叛乱、农民起义，也忙于红裙笙歌、百兽率舞的同时，有时也要分出大部分精力，去对付西部高原、北部关外每到草衰之时就策马奋蹄、洪水猛兽般冲杀进来的游牧民族。偶尔，他们也会记起大海，但那不过是受了炼丹术士们的蛊惑，派童男玉女去海上求取长生不老的仙药；或如郑和下“西洋”，沿路请人白吃白喝，还带白送，以扬朝威，无远弗届，图的是肥皂泡里的精神自慰……
纵使沿海省份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的生存景观已然弥漫有较多的海洋铁腥味的气息，仅以福建而言，台湾有80％的人祖籍是飘海过去的福建移民，在东南亚的数百万华侨里祖籍福建的也位居第一。美国《福布斯》杂志刊出1996年全球前十大华人富豪，其中有四名祖籍福建，并都在东南亚从商。在闽南民间，一句俗语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第一好过番，第二好过台湾”。
纵使在南方不乏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这样的高蹈远举之士，他们或文或武，或急或缓，以求中国能将自己那张皱纹、筋脉里被扑扑黄尘与沙砾覆盖的老脸掉过来，在东边吹来的阵阵潮润的海风中，洗去满脸千年的酸辛与苍凉……
如果把南方人的变革理想比作一支箭，把北方的首都城市(比如西安、洛阳、开封、北京)比作标的，中原和关中则是能够销熔所有箭镞的魔阵。也就是说，无论你的箭镞多么锋锐，多么有力，可是你没法震撼北方的权力中心，因为你越不过广袤无边、亘古无变的中原和关中……
这不是箭手的膂力问题，甚至也不是社会力量的比例问题。最根本的问题也许在于，这是一个种族的文化命运。(摩罗《因幸福而哭泣》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版)
海洋是动态的，一望无际的，与海洋的辽阔相比只有天空。人类在陆地上所经历的风险，相对于在海洋中所经历的风险是微不足道的。在海洋上要求稳定，要求没有风险，无异于神话。
海洋是开放的，海洋无法封闭，只是有近海与远洋的区别而已。人们在海上航行，只要前方有陆地，不管是什么地界都得上去，人们需要陆地进行休整，补充给养。一次次的靠岸，不仅发现居住了不同肤色的民族的陆地，而且目睹了斑斓五色的生活方式，找到了丰富的资源和市场。以海洋为人生大背景的人，必然以四海为家，容易形成兼收并蓄的特点。
在惊涛骇浪、雷电台风面前，个人的力量难以抵御，在海上至少要形成五六个人、七八个人或者更多的人组成的团队。如果说，农耕文化中难以培养按契约、规则和协作精神组合起来的团队精神，而且，农耕共同体里更多的是靠资历、辈分推选出权威，技术在这里不是首要的；那么，海上共同体首先得看你的技术，否则你当不了船长，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赌在只有资历、辈分而不懂得海洋的人身上。海上作业要求人们必须有严守规则、协同作战、配合默契，同时又尊重技术权威的团队精神。
海洋生活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海上航行的恶劣自然条件与激烈竞争，迫使人类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地改进航海技术和运输工具：海船由单桅单帆发展到双桅双帆，然后又是多桅多帆，再后来实现了机械化，直至后来的核动力；海上通讯联络由传统的火光联络、旗语、吹海螺、牛角，变为信号灯、发报机、无线电通讯，直至今天的无线电话甚至可视电话；海上导航由古老的看日出月明、测风向，到后来的罗盘，直到今天最先进的卫星导航，可以说新技术、新设备层出不穷。
传统的农业生产主要靠经验，而经验来自经验者本人，非眼见不为实，即使亲眼见了他人的好东西，也不一定拿来为我所用，古有“橘生淮北变成枳”，今有“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与海洋上的人们不断地创新变革相比，靠天吃饭的农耕文明在这方面表现得相当迟缓，最明显的莫过于我们祖先使用了至少十几个世纪的镰刀、锄头，即便到了今天所谓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仍有大量的中国农民在使用……
我们不妨以山、海来构成中国白明以来近代史的两个主体意象。
在这600余年中，山与海无疑是对峙的：
中国版图上迤逦不绝的崇山峻岭，既让皇帝们登高望百米、千米之远，俨然已见四方叩服，万国朝拜，又让百姓各自为笼，坐谷为蛙，虽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漫长的海岸线，始终是一条曲曲折折、气息暧昧、可以废弃的草绳……
即使在皇冠落地之后，山仍是高举冲天的火把，从北边的太行山、大别山，到南方的井冈山、九岭……无不唱着昂扬的旋律，海多在瘦月疏星之夜哼起不无悲凉韵味的咏叹调。
只是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中国的半边肌体才感觉到了海浪一阵阵温暖地拍打，她的一只耳朵里已经海螺般呜呜生响，遥听来自海平线的猎猎呼唤。海终于唱起了雄浑的主旋律，是在新世纪以后，在沿海地区大抵站稳了脚跟的海洋文化，开始向中国腹地一路精进——
从非国有经济五光十色、鱼龙曼衍的沿海地区，已占去全国经济江山十分有其七的总量，到近些年，一批又一批具有海洋文化背景、富有海洋经济经验的领导者走向中央及各省市的权力中枢；
从中西部地区进入新世纪后不约而同地发动一轮实质性的思想观念的再解放，到近几年招商引资热潮席卷各地，世界500强企业纷纷登陆，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大洋里吸引游资的头号巨鲸，频繁的对外交流与对外贸易，润物无声地推动体制上观念上的变化……
倘若还没有多少人能道破这是一场已经延误了600年的中华民族由陆地向着海洋的伟大进入，但世界却能切实感到——
一个因数千年来龟缩于内陆而老态龙钟的国家，正处于向海洋国家的深刻嬗变之中。
不老江山，总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