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评价近代中国的人物和事件不宜因范式、标准的单一而削足适履，根本方法还是依据史实作客观评析。洪秀全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农民领袖，亦不足以划入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中国人行列。《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不仅有重大缺陷，而且太平天国领袖并未视其为纲领。缺乏符合历史潮流的思想理论指导的农民运动和农民战争不可能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
关 键 词 理性评析洪秀全太平天国运动
作 者 罗福惠，信阳师范学院兼职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４３００７９）
要焕发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活力，繁荣史学研究局面，途径之一是在研究和评价史事和人物时，充分考虑事件的复杂性和人物的多面相，努力避免因范式、标准等形成的先入之见而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最主要之点仍是立足于可信的资料，而在运用和诠释史料时，既不能因主观设定来加以割裂或放大，亦不能因联想而作过度引申。
范式、标准与人物、事件的复杂性
范式，也可称为模式或框架，是由研究者的立场和态度及一系列的认知要素与价值取向构成的研究评价史事和人物的思考方式。标准则是由这种范式决定的判断人物、事件的是非善恶、优劣高下的准绳和尺度。历史学是只能尽可能接近，是不可能完全“复制”的“客观历史”与后之研究者的主观认知相结合而形成的产物，而且范式和标准常常随时代变化和研究者的主观认知、价值取向的不同而有差异。如中国封建时代史学的范式及评价标准最要之点是泛伦理化的纲常秩序、忠孝节义之类；到了清末，救亡、爱国、排满革命成了当时先进人士的首要目标。于是在清王朝及维护“君统”的人们眼里，洪秀全及太平军将士成了“贼寇”和“粤匪”，而在孙中山眼中则是“反清英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以及把上述宏大范式具体化的民主革命、阶级斗争以及社会主义道路等，成为历史研究和人物评价的范式与标准。到了上世纪８０年代以后，“现代化”理论成为研究范式之一，于是评价人物和事件的标准又加上开放还是保守，学习西方还是固守传统等等。
此外，即使同一人物在相同的时空中也有不同的面相，如林则徐和魏源，是坚定地主张抵抗外来侵略和借鉴西人长技的，但他们敌视农民造反也是不可讳言的事实；左宗棠一生主要做了３件大事：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参与开办洋务企业和收复新疆，显然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反对农民造反，在某种程度上赞同学习西方而又坚定地抵抗外来侵略，如何能给他做一个“三七开”、“四六开”、“对半开”的“总体评价”？还有历史人物因职业选择和社会角色不同，在政治上可能不足称甚至不正确，但在发展实业、献身科技和教育、或在引进外来先进文化、或在发掘和弘扬中国固有文化方面作出了努力与贡献。对此显然不能以瑕掩瑜或以瑜掩瑕。所以郑师渠教授认为，“对历史人物要做历史的、全面的、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原则，应当说是明确的。惟其如此，非要提出一个人物评价的统一标准来（作者按：原文如此），这是不科学也是不可能和不必要的”。［１］
这样说并非主张在分析史事和评价人物时完全不要范式和标准，而是主张应用多样的范式和标准，不赞同以一种范式和标准来否定和排斥别的范式与标准。思想需在论辩中发展，争鸣与宽容则是科学发展的前提。近代中国人的共同追求和国家发展任务是什么？是反抗外来入侵，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是推翻皇权专制，实现民主共和；是发展生产力，使中国摆脱贫弱而臻富强；是既要学习外国先进的科技、制度、文化，也要维护和光大传统固有的精华与特色。历史任务和复杂国情决定了范式和标准须具有宏观性和方向性，因而宜粗不宜细，不能把一切事件和人物绝对化地划入“进步”和“反动”两端。而在运用范式和标准具体评析近代史上的事件和人物时，则应进入宜细不宜粗的思考层次，不仅要有多维视野，具体分析，还要切实考察其所属的时空环境，共性与个性、主观动机和客观后果及相互变化等，这样的评析才是具体而非抽象的，符合历史真实而非脸谱化的。而这种评析的基础则是充分占有史料而且实事求是地对待和运用史料，不依先入之见而定取舍。
历史研究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立足史实、实事求是为目标，对待革命导师和领袖的经典名言亦应采取科学的态度，而不能视为教条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或结论。理由很简单，在论及中国具体的社会情形、事件和人物时，从马克思到列宁和斯大林，未必每句话都确切无疑；毛泽东的若干论断，因其特定的价值取向与撰文讲话的具体语境所规定，显然会有后人发展的空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关政治改革、经济发展的理论及实践，已在很大程度上发展和丰富了那些导师和领袖的思想，相比之下，史学研究的进步还相对滞后。因此，对有关太平天国运动的讨论，首先应该留意的问题，不是对于太平天国运动及其领袖的评价高低的问题，当然也不是对其对立面即清政府及曾国藩之辈的评价高低问题，而应该是史学研究水平提高的问题。
如实评价洪秀全及两个“纲领”
由于洪秀全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倡始人，位居“天王”且与这场农民运动相始终，太平天国研究自然绕不过他。“鬼化”、“神化”、“人化”的文学语言无助于说明人物的思想性格。笔者拟在之前诸人研究的基础上，补充和强调如下几点。
其一，洪秀全造反的动机，应该说是追求一己一家荣华富贵与铲除人间不平
两者兼而有之。表现在其早期的言论中，既有“彼常自言已被敕封为中国之皇帝”，对其父夸言“全世之人归向我了，世间万宝皆归我有的了”这些追求个人显达荣耀的心理自白，也有“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２］等铲除邪恶，建立一个“太平一统”的理想社会的抱负。公允地说，要判断这一私一公的动机孰主孰次甚至孰真孰假，都是无法征信的，人们也不会苛求每一个“革命者”发动和投入“革命”之初的动机纯而又纯。关键在于此后长期的实际表现如何。１８５１年１月１１日洪秀全在金田率众起义之后，３月即在武宣东乡称为“天王”，９月即在永安制定朝仪、制度，分封诸王，热衷于建立封建等级制度。而在坐镇南京的１１年间“僻处深宫，从不出户”，基本不理朝政，不见部属，不断选取民间秀女入宫，率先“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声色货利”，“奢纵不伦至于此极”。［３］洪秀全对部属“操生杀大权”，任人唯亲，遍封洪氏家族，使其能有权有位，作威作福。从这些情形来看，洪秀全比起知道“缓称王”的朱元璋、能长期刻苦律己的李自成来都相去甚远，只能说是一个有重大缺陷的农民领袖。
其二，由于毛泽东曾把洪秀全列入“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属于“先进的中国人”［４］，于是在洪秀全的农民革命领袖形象上又多了一道光环。但这里显然存在着“怎么寻找”和“找到了什么”的问题。向西方寻求真理绝不是一件轻易的事，与洪秀全基本同时的魏源、徐继畬为了“睁眼看世界”，曾作出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才看到西方一些器物、制度的优长，到康有为、严复、孙中山那一代，才逐步接近了解西方文明。但洪秀全只是偶然在广州得到了中国最早的基督徒梁发撰写的《劝世良言》这本宣传西教的小册子，搁置多年后才粗浅涉猎，其后赴广州从学美国传教士罗孝全两个月，读过《新旧约圣经》，学了一些拜奉上帝的宗教仪式。简言之，洪秀全并无学习西方文明的动机，也未真正做出过任何努力。
洪秀全从基督教中得到启示，认为只有创造万物、主宰一切的上帝是“独一真神”，其他一切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如孔子、孟子、佛道宗教，都是必须诛灭的“邪魔”，而现实生活中的清朝皇帝、官僚、官兵、地主则是应该铲除的 “阎罗妖”和“妖徒鬼卒”。洪秀全利用拜上帝教作为动员和组织农民的武器，但宗教的神秘性和排他性是一把双刃剑，它有利于树立教主的权威，有利于激励（或称蛊惑）人心，但它与中国社会的信仰相悖，从而把多数读书人和信佛信道的人士推到了对立面。“神道设教”可为教主利用，也可为他人利用，洪秀全以中西合璧的方式制造出“天兄下凡”，杨秀清青出于蓝来一个更厉害的“天父下凡”，于是天兄、天父之争成了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关键。更重要的是，太平天国森严的等级制度和领袖们世俗帝王式的物欲享受，使得拜上帝教中的“平等”观念不攻自破；上帝万能足以破敌降妖的神话也在实际的战争中动摇，所以洪仁玕一到天京，即发现“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众如一心；故众弟只知有天父天兄，不怕有妖魔，其中奥妙，无人知觉。今因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可见拜上帝教的“平等”、“上帝万能”在太平军中都已丧失“灵光”，更何况未曾信教的广大百姓？天京沦陷前夕，李秀成建议“放弃天京，北出中原”，但沉溺于迷信幻想的洪秀全却以“有天所定，不必尔算”为由拒绝，这种“实靠于天，不肯信人”的宗教迷狂距离真理实在太远。当然，把拜上帝教称为“邪教”，又是过度联想引申之词而使人难以信服。
坚持夸大太平天国运动意义者往往最乐道《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为前后两个“纲领”。这里也有可以商榷之处。从根本上说《天朝田亩制度》虽然文字详尽系统，但就其实质一如宋代农民起义者“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当时清方收集和缴获了大量太平天国的“伪书”及文献资料，但“独无此书”，“即贼中逃出者亦未见过”，所以《贼情汇纂》称“此书贼中似未梓行，迄未俘获”。［５］当然，《天朝田亩制度》事实上是刊刻了，不过刊刻数量极少。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一制度根本从未实行，人们只能从“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美好许诺出发，称赞其有比“均田免赋”、“耕者有其田”等更高的水平，反映了农民的迫切愿望，否定了封建土地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等等。其实，核心之处的“有田同耕”并不是把土地均分为农民所有的意思，因为拜上帝教的教义是否定私有制的，“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所以不仅战争中“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要尽交“天朝圣库”，农民生产养殖所得也是如此。后者就是杨秀清答复英国外交使节时对“田产均耕”和“同享天福”的解释［６］。简单地说，太平天国设计的土地制度和农产品分配制度就是：土地是皇上帝的，具体就是为政教合一的国家所有，农民只是被组织起来“同耕”或曰“均耕”；产品上交圣库，然后再按男女老少的人口来分配；核心即是《天朝田亩制度》首段所说的“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尚（上）”。所以王国平教授说，“实际上《天朝田亩制度》在‘皇上帝’的名义下，取消了土地的私有。这不仅剥夺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也同样剥夺了包括地主和农民在内的一切人的土地所有权”。［７］连同绝对平均的分配制度，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说成是反映贫苦农民的愿望并促进生产发展吗？
至于《资政新篇》，由于是曾在香港生活数年的洪仁玕所作，所以能独放异彩，其“与番人并雄”、“奋为中地倡”，使中国成为“东洋之冠冕”的抱负，欲借鉴西方的交通、制造、采矿、银行、邮政、“公司”、“公会”、新闻制度等等来发展生产，改造社会，的确不失为符合时代要求的理想蓝图。但其内容和认识高度，仍只能与早数年的魏源、徐继畬及同时的容闳并列。而且其中还有３个重大缺陷。其一，由于洪仁玕是虔诚的拜上帝教信徒，所以文中称“大主宰之天父上帝、救世主如一”，“爷火华……三字之意，包涵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自然而然、至公义、至慈悲之意也”。从根本上说，洪仁玕要维护的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制度。其二，与第一点相联系，洪仁玕认为“论九流足以惑众志，释、聃尚虚无，尤为诞妄之盛，儒教贵执中，罔知人力之难，皆不如福音真道有公义之罚，又有慈悲之赦，二者兼行，在于基督身上担当之也”。这就不仅完全排斥了中国传统文化，而且是主张思想专制而压制百家争鸣。其三是鼓吹天王集权和专断，他所说的“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自今而后，可断则断，不宜断者付小弟掌率六部等议定再献，不致自负其咎，皆所以重尊严之圣体也”，“子臣弟友，各有分所当为”，都是要“顶起天父天兄纲常”。［８］虽然《资政新篇》写于天京内讧之后，有树立核心权威、加强集中领导的现实要求，但从长远来看，要天子、“天王”等最高统治者“降尊”，逐步走向民主，才符合近代的历史大势。
洪秀全对洪仁玕的建议作了批示，他对大部分内容表示赞同，但认为“准卖新闻篇或暗柜”以使“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兴各省新闻官”、“不好杀人害人”等数条应该缓行或不可行。他尤其强调“斩邪留正，杀妖杀有罪，不能免也”，以“天法之杀人”为正当；而对于他认为正确的建议，也并未考虑和指示如何具体规划和实施。马克思曾经认为，“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９］。我们可以适当肯定《资政新篇》在思想史上的意义，但如果视其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后期“纲领”，然后又以此证明太平天国运动的实际意义就过于牵强了。
平实评价太平天国农民运动
在认为洪秀全是有重大缺陷的农民领袖，亦不足列入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士行列，并指出《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的缺陷且强调两者并未真正成为农民运动的“纲领”的同时，笔者基于领袖、“纲领”既与农民运动、农民群众密切相关，但两者又可适度区别的理念，仍然对全然否定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看法持保留意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的指导思想和策略显然有失误乃至重大缺陷，从而招致了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挫折，但是显然不能因此否定大革命的意义和广大党员、人民群众的斗争精神。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是社会基本矛盾在当时条件下不断激化的产物，国家统治机器本身弊端百出，社会公正荡然而无法救正，广大农民为了生存和尊严，揭竿举义已呈燎原之势。所以，这场农民起义不是几个失意的读书人和野心家所能制造出来的，它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显然无可否认。尽管高层领导要实现的实际目标不明确甚至错误，但运动的主要斗争矛头始终对准了腐朽的清王朝政权，而且普通将士在斗争中表现出顽强不屈的战斗性格和最大的牺牲精神，显示了遭统治者蔑视的正义与民气的巨大力量。
太平天国运动使集权专制的清王朝遭受沉重打击，王室和亲贵垄断大权的政局自此发生变化，部分权力分散或下移至曾国藩等地方实力派手中，并由这些视野较为开阔、讲求经世务实的人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自强运动。辜鸿铭在其著作中就曾指出两点，一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国家的统治权从贵族转到中产阶级手里”，二是“一场革命之后，人们往往能够以一种比较自由和独立的方式来看待事物，这种方式就是所谓自由主义。一个民族的才智，一旦摆脱常规和旧习的束缚，就立即变得极其活跃，生机勃勃”。［１０］当然辜氏所言是指太平天国运动所产生的客观后果，而且他把曾国藩等称为中产阶级，把洋务自强思潮视为自由主义，都不够准确。
还有，太平天国对待西方的立场与态度也有可肯定之处。他们一方面基于同拜上帝的宗教学说，视西人为“洋兄弟”，后期太平军中雇有不少西人；一方面不准洋人向中国贩卖鸦片及有害物资。虽然太平天国领导人对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缺乏认识，在所谓学习西方问题上仅表现为模仿西方宗教和战斗中的运用洋枪洋炮，但太平天国比起“借洋师助剿”、一再与英法俄等国签订屈辱条约的清王朝来，毕竟注意到维护民族利益和保持中国的独立与尊严。
上世纪８０年代以前有研究者为证明太平天国运动局部推动了生产发展，刻意搜寻个别地方农业生产情形和茶叶贸易资料，当然这无助于从整体上否认因这场农民运动对中国社会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但当时人口锐减，田地荒芜，城乡多成墟丘的可怕情景，既不能单纯归咎于清军湘军的镇压与烧杀，也不能归咎于太平军的造反在前，只能说是一种“共业”，是民族的共同悲剧。以前史学界常用“历史合力”来解释社会的进步，其实合力有时也对社会造成破坏。无论是对洪、杨的“纵杀”、“打先锋”或是对曾国藩与湘军的“嗜杀”、“劫掠”，都应客观公正，以史料为根据。如《遭乱纪略》记载太平军在江苏丹阳“打先锋”的情形是：“或一月一次，或一月数次。不问衣粮什物家伙，匪取十之三，夫（太平军临时所雇农夫）取十之七。十室九空，囊括殆尽，得利则满载而归，失利则焚烧屋宇”。［１１］这里显然不仅是打击了地主，一般农民、居民都遭了池鱼之灾。
再如罗尔纲先生的《太平天国史事考》可谓功力深厚，史料翔实，但其中《太平天国的妇女》一节在引用《贼情汇纂》中的一段话，即“其善女红者分入锦绣营，置指挥以下官领之。余悉令解足，任荷砖、开沟、浚濠、运土诸役。俱立官以督工，不中程者，鞭挞随之。其显秩悉授广西妇女，次则湖南湖北，期间需索刑迫，千态万状。自癸丑五月后，每人给米四两，惟许食粥，违者立斩。其总制、军帅诸伪官复从而减克之，妇女不堪其苦，前后死者无数”［１２］时，有意截断了自“不中程者，鞭挞随之”以下诸语。无论出于什么动机和原因，总不能因太平天国的官方文书中有“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之类的宣传，就曲意舍弃白纸黑字的资料，硬给太平天国运动加上“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赞辞吧。
战争本来就是人以死生相搏，谁也不愿像宋襄公那样因求“仁义”美名而导致自己的失败和灭亡。但是战争还会造成无辜的弱者的死亡，以及敌对双方的普通军官及士兵的牺牲。对于这一无法回避的悲剧，在今天普通人尤其是历史学家眼里，应该成熟到把无辜者甚至不同政治色彩的献身者真正放在生命价值的同一水平来看待；而对于剥夺人的生命者，无论是以革命的名义（如太平天国），还是为了维护社会现有秩序（如曾国藩），都应以珍惜人的生命的人本取向、尊重客观事实的科学取向来下判断。
历史学家注意对事件和人物的历史影响的长时段的追踪考察，但这种追踪考察不能过于随意和夸大。每个时段上发生的事件和出现的人物，首先的、最基本的决定或制约因素只能在现实的时空环境中去追寻。清王朝的灭亡，归根结底是因为有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剑桥中国晚清史》说，太平天国之乱，“标志着清王朝瓦解的开始”；但如果说鸦片战争的失败是清王朝瓦解的开始，大概也不能算错。还有前已谈及的“合力”问题，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期出现的洋务运动，也不仅与太平天国运动相关，它仍然由合力而造成。历史发展始终是一条合力的相续之链，而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说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也好，说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好，说是农民战争、民族解放、阶级斗争也好，归根到底还是人为求生存、图发展而采取的作为。而且动力不可能孤立存在，它只能作用于合力之中，或者通过合力而实现，或者因合力而受到制约和阻碍。
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农民的物质生产活动既然是整个社会存在的基础的一部分，那么农民的生产活动就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之一。在中国近代，农民对于地主阶级和反动国家政权以及外来侵略者的反抗斗争，以社会公正为标准，这些运动和斗争具有天然的正义性、合理性，成为社会变迁的合力之一。但缺乏符合历史潮流的思想指导的农民运动和农民战争，则不能说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
参考文献：
［１］郑师渠． 近些年来近代史人物评价的若干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７（１）
［２］太平天国起义记．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８４２－８５０
［３］［５］［１２］贼情汇纂． 上引太平天国（第三册）１７２、１８０、２５３
［４］论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１４７４
［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３０２
［７］王国平． 天朝田亩制度新议． 江海学刊，２００５（１）
［８］资政新篇． 上引太平天国（第二册）５２７、５２６、５３９
［９］马克思致威廉． 白拉克． 哥达纲领批判．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５
［１０］中国牛津运动故事． 辜鸿铭文集． 海口：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６：３０７
［１１］遭乱纪略． 上引太平天国（第五册）８５
本刊自去年开展对太平天国性质、作用和洪秀全历史地位的争鸣以来，刊发了一些争鸣文章，在史学界引起一定的反响，并收到许多来稿来电，从而使太平天国这一史学界的显学重振雄风。本期再刊登著名近代史专家罗福惠教授的文章，作为这次争鸣的结束。
——编后
编辑 秦维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