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在与清政府的斗争中采取了丰富的心理战形式,主要包括: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心理战、机变诡诈的谋略心理战和手段丰富的策反心理战。这些心理战对争取人心、激励士气和瓦解对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辛亥革命;革命党人;心理战
［中图分类号］K25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2)04-0053-05
心理战广泛用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领域,其依据人们的心理活动规律,用特殊的信息刺激,影响和改变人的认知、情感、意志、个性倾向等心理系统,达到兵不血刃或小战大胜的目的。从1895年兴中会成立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在与清王朝的斗争中,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采用了丰富的心理战形式，在宣传、谋略、策反中达到了匠心独运、精彩纷呈,对争取人心、激励士气和瓦解对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心理战
革命党人不仅在认识上重视舆论宣传,在实践中也进行了以下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心理战。
(一)宣传内容：理性宣传与感性宣传相结合,使两者相得益彰
从心理战的角度审视宣传形式,大致可分为理性宣传与感性宣传两类。前者作用于对象的认知系统,通过知识和理论的宣传,使其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宣传者所预期的认知、立场与态度;后者作用于对象的情感系统,通过宣传激发起对象的或爱或恨、或喜或怒、或振奋或沮丧等情绪。当然,理性宣传与感性宣传经常需要相互渗透,不能截然划分,缺乏感性的宣传容易变成乏味的说教,没有理论深度的宣传则又显得苍白无力。
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的宣传内容虽然宽泛,但按其功能同样可分为理性宣传和感性宣传两大类。前者着力于民众的思想启蒙,高举资产阶级民权、民主、自由的大旗,宣传民权思想,歌颂民主自由,揭露批判封建专制制度,鼓吹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后者着力于民众的感情煽动,通过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欺凌与压迫以及批判满清政府的专制、黑暗与腐朽,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情感,增强民众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满清政府的仇恨情绪,以便使其投入到暴力革命的洪流之中。
革命党人在宣传实践中把理性宣传与感性宣传二者灵活紧密地结合起来。具体表现为：一是针对不同对象在方式上有所侧重。对知识文化阶层,主要是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理论,同时结合传统的“夷夏之辨”,宣传民族主义理论,《民报》等革命喉舌常常刊载这方面的文章。而对广大未受过教育或识字不多的普通百姓,主要以演讲、戏剧、诗歌等通俗易懂的形式激发其朴素的情感。二是在宣传某一主题时,既注重理性宣传又重视感性宣传,在理论启蒙的同时培养情感。以“排满”宣传为例,革命党人一方面在理论上不遗余力地宣传西方资产阶级人权、民主、共和等政治理论,在学术研究中千方百计地将满族贵族排斥在华夏民族之外,把传说中的黄帝说成是中国人唯一的祖先,并把其作为“排满”的理论根据;同时又详细揭露满清政府对外投降卖国对内欺压民众的种种罪行,以激起民众对满清政府的愤恨仇视,鼓动其 “排满”的革命热情。
(二)宣传风格：文白并用,雅俗共赏
在中国,白话文的提倡始于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人物。辛亥革命时期,书面语言仍以文言为主。但革命党人在使用文言文的同时,还积极使用白话文,并根据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宣传对象选择不同的文体,文白并用,择其所宜。
革命党人对知识分子阶层一般仍用文言文。有的宣传家如章太炎等由于国学深厚,还惯用文言写作,以求古典高雅。章太炎1907年为《神州日报》撰写的发刊辞就是一篇用文言文宣传的经典之作,虽然文字十分艰涩难懂,但激赏之情溢于言表,抒怀旧之蓄志,发思古之幽情,被视为“旧文学中之代表作”。［1］244\|245
针对识字不多的广大民众,革命党人重视运用浅显的白话文进行宣传,在形式上增强宣传的针对性。林獬在创办《中国白话报》时,以“白话道人”的笔名说明了革命党人使用白话的初衷是因为文言文只能给读书人看,任你说得怎样痛哭流涕,总是对牛弹琴,一点益处没有,那些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那些十几岁的孩子,识字不多,文化不高,不喜欢也看不懂 “子乎也者,诗云子曰”之类的文章。［2］ 为此,革命党人积极创办白话报。著名的有上海的《中国白话报》,在日本东京创办的《白话》杂志,《直隶白话报》和《安徽白话报》等。除办报外,一批革命党人积极用白话文著书撰文,进行革命宣传。如陈天华的宣传论著全部使用通俗的白话文,“务使舆夫走卒皆能读之了解”［1］119,《警世钟》、《猛回头》即是这类通俗著述的范本,这些著述在南方各省广为流传。邹容的《革命军》也因其文字浅显易懂,数年间发行竟至百万余册。
革命党人还利用戏剧、鼓词、歌谣等通俗易懂的形式向大众进行宣传。当时写这些通俗的宣传作品成为一种风气,就连章太炎也写出了直截了当、痛快淋漓的《排满歌》。后人在回忆当时这种情形时说，由于民间歌曲的调子深入人心,为大众喜闻乐见,因此,革命党人宣传革命时,大多采用民歌的曲调。当时广州、香港的革命党人主持的报纸杂志,“渗入宣传排满的剧本、南音、粤讴等,不可胜数。” ［3］
(三)宣传形式：丰富多彩
革命党人不仅利用传统的信息载体如口传、书信等形式进行宣传,而且还充分利用近代信息技术的成果如报刊、书籍、电报等进行宣传,在宣传的渠道上体现了丰富多彩的特色。当然,革命党人主要的宣传形式还是通过演讲、报刊和书籍三大渠道。
演讲宣传因面对面便于互动以及具有感染性强的特点,效果容易立竿见影,是革命党人运用最多、影响最广泛的宣传方式。革命党拥有一批口才出众、极具鼓动性的演讲天才。革命领袖孙中山能够“九流三教,皆可共语”［4］;女革命家秋瑾逢会必讲时,“其词淋漓悲壮,荡人心魂”,听众“鲜不感动愧赧而继之以泣也”［5］;邹容最喜欢在青年学生中演讲,其词 “犀利悲壮,鲜与伦比”［6］。就连喜做文言文的革命理论家章太炎,演讲起来也是长篇大论、慷慨激昂，使人荡气回肠,听众为之动容。
革命党人利用报刊进行宣传。与口头宣传相比,报刊宣传在内容上具有理论性、连续性的特点,在形式上具有可视性、保存性的优势。中国的报刊最早出现在维新时期,至辛亥时期得到了迅猛发展。作为一种新兴的大众传媒形式,革命党人高度重视报刊的宣传功能。革命党人的第一份报纸是1899年陈少白奉孙中山之命在香港筹办的《中国日报》,该报积极宣传排满,是革命党最早的喉舌。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党人创办的革命报刊急剧增多,有人统计,清末时，各种形式的革命报刊有110多种。［7］ 其中《民报》、《苏报》等重量级的报刊影响广泛,在革命宣传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书籍也是革命党人重要的文字宣传载体。革命党人针对不同读者的特点,使宣传革命的书籍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有章太炎《訄书》那样的学理精深之著,也有刘成禺《太平天国战史》那样的借古讽今之作。当然,最多的还是像陈天华、邹容著述的那种通俗易懂、直截了当的小册子。
二、机变诡诈的谋略心理战
中国作为谋略大国,注重谋略的巧妙运用始终是中国心理战最为显著的特点。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在与其强大的敌人——满清政府的斗争中,也广泛地运用了这一心理战形式,具体表现如下。
(一)明确攻击重点,集中斗争目标
对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的革命党人来说,始终面临着清政府和西方列强两个强大的敌人。清政府反动腐朽,是陷中国于灾难深渊的根源,西方列强要吞灭中国,更是凶恶危险。但一个拳头不能同时打击两个敌人。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在斗争策略上确实需要仔细谋划考量。革命党人从推翻清王朝的直接目标出发,同时为了避免清政府与列强联手镇压革命,决定先“安内”而后“攘外”,于是采取了对列强的“姑示宽容”策略,以集中力量首先打击清王朝。对于这一点,章太炎在《革命军约法回答》中说得很透彻:“言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敌,而欧美稍轻”,“若就政治社会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列千万倍于满洲。……然以利害相较,则革命军不得不姑示宽容,无使清人、白人协以谋我。”①也就是说,为了避免清政府与列强勾结起来共同镇压革命,需要对列强采取暂时忍耐的策略。章太炎的这种主张,代表了当时多数革命党人的思想。
即便是“排满”,也有个谋略问题。革命党人并非要反对所有满族人,而是把朝廷和一般的满族民众区别开来,以集中斗争目标。早在1906年,孙中山即明确指出:革命党人的 “排满”,是一场推翻满清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革命,而不是种族革命,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章太炎是以激烈排满著称的革命家,但他也不是狂热的种族复仇主义者。他解释所谓的“排满”只是“排其皇帝”、“排其官吏”和“排其士卒”,而不是要将所有的满族民众都赶尽杀绝。②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把斗争目标指向满清统治者及其专政工具的策略,既明确了革命的重点,又使“排满”宣传赢得了更多民众的认同,同时也避免了将革命演变成一场民族仇杀。
(二)巧妙利用谣言进行心理攻击
谣言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制造和巧妙利用谣言可以起到蛊惑人心、瓦解敌方军心士气的作用,所以,自古以来谣言都是心理战的一种利器。在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也广泛利用谣言进行心理攻击,为此,他们采取的方式是:
1.利用谣言激起民众对清政府的不满,动摇清政府统治的心理基础
一般而言,动荡的社会最容易产生谣言。在武昌起义前夕,各种各样的政治谣言流传甚广。其中有许多谣言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故意制造出来的。宣统年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景梅久造出了“彗星东西现,宣统两年半”的谶谣,使得人心大动。后来,这则谶谣在传播中演变为“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并传得更快更远。在后来成为首义爆发点的武汉则盛传着“湖北翻了天,犯人全出监,红衣满街走,‘长毛’在眼前”的歌谣。满天飞的谣言预示着清政府的覆亡,也折射出民众对清政府统治的不满、轻视与嘲弄。当时,人心浮动、人心思变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
2.利用谣言发动起义
武昌首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谣言的推波助澜下爆发的一场兵变。当孙武因赶制炸药发生意外暴露起义计划时,清政府虽然逮捕和处决了3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但并不想扩大事态,而是希望尽快结案安抚人心。但就在此时却出现了一条谣言:“清政府正在按缴获的花名册捕杀革命党人”。这条谣言在传播的过程中被不断添油加醋,逐渐发展为朝廷要“捉拿没有留长辫的士兵”和“惩罚所有汉族士兵”。当时在湖北的新军总数约有17000名,其中有组织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将近2000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4000人,其余的绝大多数士兵还是处于游离观望的状态。而这些谣言的散布,使得游离观望的新军士兵人心惶惶,感到自己的身家性命受到了威胁。在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揭竿而起的心理支配下,一场大规模的新军起义发生了。这其中,谣言的催化剂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3.利用谣言推波助澜,扩大起义规模
武昌起义爆发后,11日上午,革命党人即切断了电报、电话线路。信息真空与情报不明给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为震慑清政府,增强起义信心,打消中间分子的疑惧心理,革命党人有意识、有计划地制造和散布了不少谣言。据朱崎三在其《辛亥武昌起义前后记》中回忆:当时,革命党人控制的报纸“夜间计划鼓吹方式,撰写各处电文,使清疆吏相互猜疑,如先载湖南响应,九江独立,南昌、安庆起义”,其实这些地方当时尚未独立。当清军攻下汉口与汉阳后,武昌城内一片混乱,人心浮动,革命党人通过《大汉报》在半日之内连出6份号外,谎称“他省战胜、援兵立至及北京反正”等毫无根据的消息,结果“人心稍安,士气复振”,以致武昌的童谣皆唱:“大汉报真个巧,见了他胆大了。”［8］ 这些谣言迎合了当时的人心趋向,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极大地鼓舞了士气,稳定了人心军心,同时也瓦解了许多清廷官吏的抵抗意志。如在广州,张鸣岐等地方大员本想负隅顽抗,但当看到香港、广东各报登载 “京陷帝崩”的谣传,民众欢声雷动时,便认为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仓皇逃离广州,其部属纷纷投降，使革命党人在广州兵不血刃、不战而胜。
(三)在宣传策略上,妙招迭出
革命党人在宣传策略上采取了如下妙招:
1.旁敲侧击,迂回宣传
1903年苏报案以后,清政府对舆论宣传控制很严,对有革命色彩的书报打压更甚。在此情况下,革命党人特别注意宣传策略,往往采取旁敲侧击,迂回宣传的办法,意内言外,隐含情绪。如于右任创办的《神州日报》,仅从字面上并没有激烈、明显的反清、光复的政治主张,按于右任的话说就是旨在“中华民族之祖国梦想”,“激发潜伏的民族意识”。《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立报》等在监督政府、为民请命、讽谕、清议的外表下,实际上满纸蕴含着民权、甚至“吊民伐罪”的革命思想。
2.正话反说,指桑骂槐
武昌起义爆发后,景梅久写了一篇题为《鄂乱怀疑篇》的文章,明明要向世人传播武昌首义的惊人新闻,但却假装怀疑,故意说成是“未敢置信”;明明是要说明占领武昌对革命意义如何重大以大造声势,鼓舞人心,但却貌似中立,简单介绍武昌的战略地位后便戛然而止;明明知道被革命党人推为都督的新军将领黎元洪并无大名,是赶鸭子上架,无奈而为,却故意把他说成是西方人眼中的 “第一流名将”。 景梅久后来承认这些都是“假话”、“反笔”。［9］显然,这些“假话”、“反笔”是当时革命党人对付清政府的策略,读者只要稍加分析便很容易明了事情的真相和宣传者的真实意图。
3.空白版面,无声胜有声
武昌起义爆发之初,《国风日报》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出了一期白版,正面一版全为空白。理由是虽然“消息甚多”,但因警察干涉,只好“一律削去”。社会心理学表明,谣言往往源于信息的缺失,没有信息,人们就会用自己的猜测去填补信息空间。果然,报纸一出,“人心更是汹汹不定”,人们纷纷猜测那些被禁的消息可能是“革命军完全胜利了,清兵大失败了”,“各省都响应起来了”。此刻,清政府才感到不妙,只好又放宽对报纸的限制,“除过靠不住的谣言,准你们登载就是。”［10］一张一反常态的白版报纸,确实是宣传的奇招妙术,既激发出了对清政府不利的种种社会舆论,又赢得了与政府禁锢宣传斗争的胜利,可谓无字胜有字,无声胜有声。
三、手段丰富的策反心理战
革命党人对新军的策反是这一时期心理战极具光彩的一页。对策反新军,革命党人不仅形成了相关的思想,在实践上也获得了巨大成功。
(一)自上而下策动新军军官反戈,带动士兵响应
革命党人认为,新军的军官对士兵有很大的影响力,一旦他们倒向革命,就会带动广大士兵起而响应。因此,早期的革命党人把策反的重点放在对新军军官的争取上。如华兴会之下所设的黄汉会,就是专门策反军队参加起义的机构,而且以新军的军官为主;日知会也“专以发展军官为主”。黄兴、陈天华、刘道一、赵声等革命党人都在长沙、武昌、南京等地的新军和巡防营的中下级军官中做过许多这方面的工作。如黄兴亲自策反桂林巡防营统领郭人漳就是一例。长沙起义失败后,黄兴与时任江西道员的郭人漳在上海相识。1905年,黄兴准备两广起义时,郭任巡防营统领驻防桂林,黄兴专赴桂林动员其反正。并在桂林成立兴汉会,吸收郭及其部下加入。1907年,郭奉命镇压广东民众的抗捐起义,黄兴又再次从香港回国,策动郭起兵反清。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自上而下对新军军官的策动虽然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总的来说并不很成功。因军官多出身于中等社会阶层,有一定的既得利益,在革命形势尚不明朗的时候,往往会首鼠两端,顾虑重重,很难冒身家性命的危险支持革命。湖北革命党人就总结了策动军官的缺点是“人数过少,一旦发生变故,又以地位关系,不能坚持到底”,一遇挫折,“即销声匿迹,不愿继续干下去了”。［10］
(二)自下而上策动新军中的士兵起义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鉴于策动军官的教训,后期采取了变自上而下为自下而上的策反策略,把策反的重点转向争取广大的新军士兵。由于士兵大多出身寒微,性情朴实坚定,有通过革命改变现状的强烈要求。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过多的牵挂顾虑,关键时刻能够舍身忘命。
士兵虽然具有革命要求,但还需要通过宣传使他们懂得革命的道理,激发其革命的热情。为此,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新军士兵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宣传工作。如对他们宣传的内容主要是通过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帝国主义的压迫、军官克扣军饷等激发士兵的爱国热情,以便争取其对革命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宣传的形式主要有口头宣传和文字宣传两种。口头宣传有演讲会、讲故事、个别谈话等,这些宣传活动主要由打入新军内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进行。在对士兵进行宣传时,选择一些与士兵有切身关系的题材,使宣传活动的内容通俗易懂、声情并茂,往往“说者大哭,闻者流泪”,使士兵在情感的升华中“醉心革命”。文字宣传主要是以秘密散发革命书报为主。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秘密翻印了大批革命书刊,散发给士兵。像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邹容的《革命军》等宣传革命的小册子,同情革命的士兵几乎人手一册。士兵读到这些刊物,奉为至宝而爱不释手,受到的教育很大。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还利用报纸进行革命宣传,1909年之后,武汉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创办了《商务报》和《大江报》,进行革命鼓动。特别是《大江报》专门面向新军士兵,该报通过新闻采访的方式,大胆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卖国、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以及军界克扣军饷、争权夺利的内幕,深受广大士兵的欢迎。
(三)拉出来,打进去,从组织上瓦解新军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很重视从新军中发展革命同志,吸收那些可靠的新军官兵加入革命组织。为保证组织的纯洁性,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军人加入组织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如湖北文学社就规定,必须经三人以上介绍,经考察赞同文学社的宗旨,愿意遵守文学社的所有规章制度的,方能成为社员。黄兴在日本期间,正是清政府派遣军事留学生到日本学习的高潮时期,按规定这些人留学归国后大多会担任新军的低级官佐,因而,黄兴认为这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于是十分重视吸收其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华兴会等其他革命组织。同时,他又认为这些人回国后要掌握兵权,不能轻易暴露身份。为了既能把留日的军事生组织起来,而又不暴露他们革命者的身份,黄兴选择了一批坚贞可靠的人组成了一个“丈夫团”,其目的是将他们组织起来,直接掌握清政府的军事力量,待革命时机成熟时,便可以利用手中的军权,使清政府的军队为革命所用。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拉出来的同时,也深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道理,认为“要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于是同盟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成立后,即有计划地派人加入新军,打入军队内部。华兴会成立后,黄兴就派了数百人陆续加入到湘鄂赣的新军队伍中,从事秘密活动。1904年,在武昌新军第八镇工程营成立了科学补习所,由宋教仁等人主持,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建立的第一个秘密的革命团体。
通过革命党人艰苦细致的工作,许多士兵不仅同情革命,还积极加入革命组织,成为革命者。随着革命队伍的壮大,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组织也日益严密。如文学社就按新军的编制把革命党人组成代表制,在标、营、队各级设立代表,统一部署,逐级领导,单线联系。每队的成员编成组或支队,一般在20人左右。这样,就把革命组织和新军组织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一旦革命爆发,各级代表便成了军官,各小组或支队的成员便成了革命的骨干。
虽然现代心理战的概念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但心理战的实践运用却古已有之,且丰富多彩。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心理战意识虽处于朦胧状态,没有系统的心理战理论指导,但在对敌斗争中却广泛运用了心理战的策略手段。他们在内涵上继承了中国古代心理战重视谋略和技巧的特点,在形式上充分利用了当时新闻、报刊、文电等新兴传媒,极大提高了心理战的时效性和实效性。革命党人的心理战宣传与武装起义军事斗争相辅相成,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
注释:
① 参见章太炎《革命军约法回答》一文(《民报》第22期)。
② 参见章太炎《排满平议》一文(见《民报》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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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继洲］
On Psychological Warfare Led by Revolutionary Party During the 1911 Revolution
FAN Mingqiang
（Military Sociology, Xian Political College of PLA, Xian, Shaanxi 710068, China）
Abstract: A rich form of psychological warfare is adopted by revolutionaries to struggle against the Qing government during the 1911 Revolution. It mainly includes extensive and intensive propaganda psychological warfare, variable deceptive strategic psychological warfare and the abundant means of subverted psychological warfare. These psychological warfare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winning popular support, motivate the morale and collapse opponent.
Key words: the 1911 Revolution; Revolutionary Party members; psychological warf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