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依据最近出版的、能够反映国内史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学术著作，认真考量了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对某些史实的表述，发现某些表述明显是不严谨的甚至是错误的。
关键词：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学术著作
人教版教材编写者基于新课程理念，在运用专题史体例编撰高中教科书时，在某种程度吸收了国内外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对某些历史问题的表述有所变化。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由于篇幅及其体例的限制，教材编写者对某些问题的表述并没有充分展开，对某些历史细节并没有充分考证，出现了某些史实表述方面的错误。
人教版教材编写者在必修1第14课第67页写道：“从此（1919年五四运动），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走上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工人中去。”无论是人教版必修3第15课第74页的逻辑还是按照金冲及编著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简本）》（上册）（第115～125页）的叙述，都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工人运动中去并非始于五四运动，而是始于1920年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后，先进分子陆续在中国各地建立一批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中共早期组织通过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出版面向工人的刊物《劳动界》《劳动者》《劳动音》《济南劳动月刊》，积极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了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为后来中共的创立准备了条件。
人教版教材编写者在必修1第14课第68页写道：“中国共产党在大力开展工人运动中，深感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建立革命统一战线。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的决定。”按照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金冲及编著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简本）》和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将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的过程中中共政策的转变梳理如下：1921年7月，中共一大制定的党纲中明确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用革命军队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1922年7月，中共二大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加入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等九个决议案。在《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提出要先行邀请国民党在适宜地点开代表会议。1922年8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在杭州西子湖畔召开（史称“西湖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迫使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共合作的建议，决定在孙中山按照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的前提下，共产党员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这一决定得到1923年6月12日至29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的确认。1922年9月，李大钊、陈独秀等陆续加入国民党。1923年1月，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
要求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并参加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迫于共产国际的强大压力，陈独秀勉强地接受共产国际作出的这个关乎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决定。这一点在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中得到印证。教材编写者所使用的“中共三大通过国共合作的决定”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人教版教材编写者在必修1第14课第69页写道：“（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据徐中约在其被国内外史学界公认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权威著作《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其中提出了与人教版教材的表述截然不同的观点。兹摘录如下：（在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国共分裂的危险日益加剧——引者注）1927年6月1日，他（指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给鲍罗廷（苏联派驻中国的顾问）和中国共产党，命令他们：（1）组织一支包括二万名共产党员和五万名工人农民的新的武装力量；（2）在武汉重组国民党；（3）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增加工农成员；（4）不待武汉政府的命令，没收当地土地；（5）设立一个国民党特别法庭，审判反革命者，而不可涉及共产党员。事实上，它是号召组建一支独立军队，把武汉变成一个仅置于汪精卫傀儡领导之下的共产主义政权。鲍罗廷和陈独秀认识到这个命令是行不通的，于是就要求罗易（共产国际代表）去执行。为了显示他的善意和诚信，罗易就向汪精卫出示了这封电报。到这个时候，汪精卫才认识到史达林（即斯大林）的真正意图是要摧毁国民党左翼，把武汉政权变成共产主义的傀儡。然而他没有立即采取行动来阻止这个阴谋。7月13日，鲍罗廷宣布共产党员将退出政权，但不退出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将党部迁往江西九江，并且对武汉的攻击也逐步升级。7月14日，汪做出了报复，宣布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在言语和行动上，都违反了国民党的政策和思想，是有罪的，并且将会受到严厉惩罚。两天后，他进一步宣布，如果共产党员退出武汉政府，就要同时退出国民党、军队和各级政府。尽管看起来汪精卫已经和共产党分裂，但还能够容忍他们，没有立即进行清洗，也没有将共产党从国民党内和军队内强制解散。直到7月26日，武汉主席团才在共产党继续不断的辱骂声中，命令从国民党内和政府职位上驱除共产党员，除非他们放弃共产党员资格。同时，国民党员不允许参加其他党派。8月1日，共产党员借着国民党左派的名义在南昌起义，最终引致致命的打击。汪决定命令全面清洗共产党员，重组重要组织，比如总工会、农会、妇女协会和商会。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汪精卫在7月15日只是采取“和平分共”，并没有展开激烈的行动，只是到了南昌起义爆发之后，才采取严酷的屠杀政策。
人教版教材编写者在选修4第三单元第2课《美国国父华盛顿》第42页引用了童年时期的华盛顿用斧子砍倒一颗樱桃树后，主动向父亲承认错误并得到父亲原谅的故事，宣称家庭教育对华盛顿的良好品格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实际上，这个在美国家喻户晓的故事被证实纯属虚构。该故事源于美国梅森拉克魏姆斯牧师编写的、并于1800年付梓印行的、只有短短80多页的《华盛顿传》。2008年，美国考古学家在对华盛顿童年所住房屋的遗址进行深入细致地发掘并获得华盛顿一家人的许多文物以后，做出了一个许多人不愿听到但又不得不接受的结论：“童年时期华盛顿的家及其附近，连一棵樱桃树都没有，更别提什么树墩与生锈的斧头了。”这就充分说明华盛顿根本就没有砍过樱桃树，何来承认错误之说。或许，人教版教材的编写者为了慎重起见，在引用这则故事时，特别使用了“据传说”的措辞，这本身就使这则故事的可信性大打折扣。历史教材的编写者应该秉承求真崇实的理念，撰写既有严肃性又不失生动性的信史。
无独有偶，人教版教材编写者在选修4第四单元第1课《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第59页写道：“中日甲午战争
前夕，孙中山上书给清政府要员李鸿章，提出自己富强中国，发展生产的系统主张。但是，他既没有得到答复，也没有见到李鸿章。孙中山意识到，通过上书请愿的办法来改革中国的政治是行不通的。上书受挫使孙中山毅然抛弃改良幻想，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按照人教版教材的说法，上述受挫促使孙中山立即由改良走向革命，事实果真如此吗？按照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黄宇和在《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一书中的观点：“该上书虽然失败，孙中山还是把该书全文八千余字刊刻于当年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月刊。此举的目的很明显：他希望借此引起李鸿章重视，或其他大员注意。如果他的改革建议得到接纳，并被邀请参加推进新政，则仍有希望采取和平手段改变清廷以图强。无奈日复一日，回信仍如石沉大海。同时，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军节节败退，清廷显得愈是腐败无能，他的革命决心就愈是坚决。”据上所引，我们似可认为，上书受挫并没有促使孙中山完全抛弃改良的想法，是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糟糕表现最终推动孙中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革命道路。
这课的第61页，关于宋教仁的死因，人教版教材编写者仍然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坚称袁世凯是宋教仁遇刺案的幕后真凶。或许，人教版教材编写者所持的重要理由就是宋教仁所领导的国民党在议会选举中赢得了压倒性胜利，控制了议会中的大多数席位，威胁到袁世凯的权力和地位，加之宋教仁拒绝袁世凯的收买，激化了宋教仁和袁世凯之间的矛盾，为欲大权独揽的袁世凯所不
容。“宋案”发生后，凶案嫌疑人的离奇死亡，促使人们本能地将幕后真凶锁定为袁世凯。
然而，学者张耀杰在《谁谋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一书中，运用大量经得起检验的史料，认为宋教仁当年之所以遭到暗杀，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党内的声望崛起过快，甚至架空了革命领袖孙中山，而其政治主张也为党内许多革命大腕所不容。众所周知，宋教仁当年一直在鼓吹议会政党内阁制度，孙中山等人都倾向于总统制。正因为如此，随着他的声望骤然上升，其议会政治道路也引起了党内其他领导人，尤其是向来拥护孙中山的黑社会色彩浓厚的陈其美的强烈不满，其最终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导致宋教仁惨死的元凶并不是远在北方的、久被后世诟病的袁世凯，而是远在上海的、被宋视为革命同志的陈其美。历史毕竟不能仅仅依靠感情和猜测来书写，而要凭借大量不容置疑的事实来说话。
参考文献：
［1］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简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张岂之.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3］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
［4］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5］张耀杰.谁谋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北京.团结出版社，2012.
（作者单位 江苏省泰州中学＜历史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