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861年辛酉政变中，以慈禧和奕訢为首的集团采取果断行动，在中央铲除了肃顺集团，全面掌握了政权。然而，咸丰末期，辅政的肃顺等人在政治上重用地方汉族官僚，所提拔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已成气候，在清朝政坛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慈禧和中央政府对这批湘淮官僚的安抚工作进行得较为顺利。究其原因，除了湘淮官僚以现实前途为考虑外，更为重要的是肃顺等人与地方湘淮官僚的严重政见分歧，尤其在对外关系方面。本文对此加以具体论述。
关键词： 辛酉政变 肃顺 汉族地方官僚 对外关系 借师助剿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26岁的慈禧太后，在慈安太后的密切配合下，在奕訢及其集团的支持下，经过缜密的准备，以闪电般的行动，发动了中外历史上罕见的成功的宫廷政变，即辛酉政变。辛酉政变无论对当时清朝政治还是整个晚清历史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各派势力在政变前后重新洗牌，其中尤为瞩目的就是汉族地方官僚的崛起，而且辛酉政变之后，受到肃顺重用的汉族地方官僚并没有和以慈禧和恭亲王为首的新的中央产生离心。
一、辛酉政变的过程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九月，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帝率领肃顺、载垣、端华等一批亲近大臣和后宫妃嫔仓猝逃往热河，命奕訢为钦差大臣，留守北京，督办和局，此时清政府的实权还是掌握在跟随咸丰帝的肃顺集团手中。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八月，咸丰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病死，遗诏以年方六岁的儿子载淳继位，同时任命亲信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摄朝政。
1861年9月5日，奕訢以奔丧为名至热河，与慈禧密议。接着，奕訢于9月11日先行回京，布置一切，为政变做准备。10月7日，慈禧谕令端华改任工部尚书、步军统领。载垣、端华、肃顺三人面谒太后，以事务繁忙，不及兼摄，恳请酌量改派。慈禧则抓住此机会顺势解除了肃顺、载垣、端华等人所掌握的兵权。与此同时，慈禧还积极争取保胜和荣禄的武装力量的支持。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10月26日，热河行宫起程回銮。11月1日，慈禧、慈安带着载淳由热河回到北京后，迅速捕杀了载垣、端华、肃顺，其余五大臣革职治罪。至此，慈禧太后夺得了实际的最高统治权，成就了“垂帘听政”。
然而，在辛酉年剧烈的宫廷政变和铲除政敌之后，慈禧与奕訢并不能完全改旗易帜，中央的权力斗争势必影响到地方的实力派汉族官僚。而政变前后，政权易手的中央与正在观望的地方的关系显得尤为复杂。
二、政变背后肃顺、慈禧与汉族地方官僚的关系
肃顺对汉族官员极为重用。肃顺集团形成后，即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改革整顿潮流，使朝廷风气为之一新。从巩固封建统治的角度出发，肃顺打破满族之见，重用汉人和湘军将领，史称其“独敬礼汉人。尝谓蒙满气运已终，后起皆竖子。其幕府颇纳名士，如王闽运、高心湄之流，皆汉族通儒也，于军机处尤疃汉领班章京曹毓英，见则呼为曹师爷”。另湘军将领“胡林翼之督两湖，曾国藩之督两江，皆肃顺所荐举，左宗棠在湘抚骆秉章幕任用颇专，为人所劾，几至不测，亦肃顺保全之”。而曾国藩、胡林翼这些新起的汉族地主军阀，对于镇压太平军、维护飘摇动荡的清王朝统治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在八旗、绿营日益腐朽衰败的情况下。
在肃顺的卵翼之下，湘军势力借助征剿太平军的契机大为发展，逐渐取得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地方实权，支配财政，甚至直接影响中央人事，表现出极强的政治进取心。
辛酉政变后，慈禧对汉族官员的安抚尤为重视，慈禧和奕訢感到最须慎重对待的就是肃顺所重用的汉族官僚和湘淮军队的问题。如果举措失当，牵动前线统兵大员，就可能发生不测之祸。为取得地方对中央的支持，为消灭太平天国起义，为挽救风雨飘摇中的封建政权，在信任重用汉人方面，慈禧沿用了肃顺的政策，较为妥当地安抚了地方汉族官员。
此时的慈禧不再强调满汉之畛域，大量起用汉族地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特别是地方大员。慈禧下令委任仅挂空衔的两江总督曾国藩“统辖苏、皖、浙、赣军务，节制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清史稿》四，中华书局），同时，大批任用曾氏所保荐的亲属、门生、故吏，如曾国荃、沈葆桢、李鸿章、左宗棠等人。
由此可见，辛酉政变后，慈禧和奕訢集团虽然迅速取代肃顺等人，但仍然秉承了肃顺等人重用地方汉族大员的政策。对于地方，他们极力拉拢。
而作为肃顺一手提拔的汉族官员，在辛酉政变后，接受慈禧和奕訢集团的安抚，除了曾国藩等人对于现实政治的考量外，这些汉族官员与之前肃顺主导的清政府在对外政策上的分歧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分歧，直接导致双方关系裂痕的出现。故而，辛酉政变之后，以新的姿态与西方合作的慈禧、奕訢集团也得到了地方汉族官僚如曾国藩的支持。
三、对外方针看肃顺集团与地方势力的分歧
如何处理对外关系，是近代中国任何一个政治集团和派别不容回避的中心议题。汉族地方官僚与肃顺主导的清中央政府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开始出现分歧，这就集中体现在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出现的借师助剿之议上。
借师助剿之议，即清廷自中央咸丰帝到地方大员讨论是否应借助列强军事力量助其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这种讨论由来已久，1853年3月太平军占领南京后，两江总督杨文定、江苏巡抚许乃钊、上海道台吴健彰等江浙地方官，或向外国侵略者乞援，或上奏主张“借师助剿”。1854年10月15日的上奏中，吉尔杜阿转告了英、法、美公使的意图：“趟蒙恩派钦差大臣指给地方贸易，其地如有贼匪，比当随同驱除净尽。”①1858年，俄国“欲送中国鸟枪万杆，石駮五十尊，由伊国水陆分运，送至京城”②。清廷多对此置之不理。
1860年春夏间，两江总督何桂清、署浙江巡抚王有龄上奏，认为：“为今日计，惟有巫为安抚夷人……乘势劝其助顺剿贼，于南北军务，或可稍挽危机。③”
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俄国重提这个议题。奕、桂良、文祥上奏：“俄使请教中国制，并助攻江南，代办漕米。”请谕旨。其中提到：“该酋称：……欲派该国官数员，带同役来中国来中国教导。发逆在江南等处横行……该夷发兵三四百名在水路会击，必可得手。”又称：“……有美夷商人及中国粤商声称，情愿领价采办台米洋米运津。”④
1860年11月底，咸丰在上谕中说：“中国剿贼运潜，断无专籍资外国之理，惟思江、浙地方糜烂，兵力不敷剿办，如籍俄兵之力邦同办理，逆贼若能早灭，我之元气亦可早渐复。著曾国藩等公同悉心体察。”⑤所以就此提议，清中央与地方展开讨论。
时任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的漕运总督袁甲上奏：“该国所贪在利，格外要求，不可不思患预防也。”“实觉有害而无利。”⑥表示明确反对。
而绝大多数意见则相反，钦差大臣、江苏巡抚薛焕奏议及俄、法助战及代运南漕时，提出数条借剿之利，他称：“然江苏两粮台放军饷，时历八年，而金陵迄未攻破。是俄、法兵费虽巨，若地方早得肃静，所省转不可胜计。”⑦他指出，这个意见并非个人意愿：“臣与各司道连日悉心体察，系属利多害少，如蒙谕旨准行，应……迅速赶办。”⑧
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奏议：“俄罗斯国都紧接大西洋……近始由重洋始通中国。该夷与我向无嫌怨。”⑨虽然他指出从军事上目前尚无必然需要请其助剿，但仍说道：“应请敕下王大臣等传论该夷酋，奖其效顺之忱。”认为：“俟陆军克复皖、浙、苏、常各郡后，再由同兵大臣约会该酋，派船助剿。⑩”相比于中央的强硬态度，曾国藩显然并不排斥助剿，而借剿事成与否，尤以促成清政府增强国力为重。其主旨是“此次议款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河道即改，海运岂可一岁而不行”{11}。
杭州将军瑞昌、浙江巡抚王有龄称：“籍资外国之兵……但由彼在京陈请，亦足证同仇敌忾之诚，如果照议举行，可期迅速应手。”{12}表示支持借师助剿。
地方讨论之后，同日，清廷下廷寄谕于军机大臣等，认为曾国藩观点“与薛焕所奏大同小异{13}”，而袁甲三观点“自是正论{14}”，认为助剿所需军费，需先与之约定，要求缓行。
而此时中央政府和咸丰皇帝銮驾都在热河，尚未归京。恭亲王奕訢等人在北京负责与列强交涉，所行诸事及时呈报热河。而肃顺受到咸丰帝重用，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署正红旗护军统领，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授御前侍卫，之后历任工部侍郎、礼部侍郎、户部侍郎等职。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署都察院左都御史，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实授，同年擢兵部尚书、御前大臣，十一月赐紫禁城骑马，一时握有国相实权，“其兄郑亲王端华及怡亲王载垣相为附和{15}”，并随同咸丰帝驻在热河，在热河，咸丰帝更加信任肃顺，“文宗最喜肃顺，言无不尽{16}”，肃顺把持中央政局，咸丰帝的政策无不受其影响。
而肃顺等人一向对西方列强采取强硬态度。1858年5月28日，沙俄强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瑷珲条约》，为此，清政府派肃顺和理藩院尚书瑞常与俄使谈判，双方不欢而散。1859年7月，咸丰再次派肃顺、瑞常与俄使谈判，双方面议三次。谈判期间肃顺坚决否认《瑷珲条约》，称签订者奕山“既无全权证书，又无正式关防，无权将黑龙江左岸让与俄国{17}”，继而明确宣布《瑷珲条约》是一纸空文。在关于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归属问题上肃顺也严正指出“此地面乃系我国吉林之地，与贵国毫无毗连之处{18}”，并认为俄方的要求纯属“无理之言”。
咸丰七年英法联军入侵广州，咸丰帝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对外策略，“（奕）訢主和，(肃)顺主战。哄于御前不能决{19}”。肃顺主张以武力对抗外国侵略，将洋人“尽力歼灭”。军机大臣焦佑瀛、户部尚书朱凤标、兵部尚书沈兆霖、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也主张抗战，可见肃顺集团大多主张对外强硬。
影响咸丰帝政策的肃顺等人在对待借师助剿方面，仍保有疑惧，面对地方督抚（如曾国藩）建议或陈请，不敢骤然作出决定，故而在奕訢等人奏请之后，咸丰帝称：“籍夷剿贼，流弊兹多，自不可贪目前之利，而遗无穷之患。为此时初与换约，拒绝过甚，又恐夷性猜疑，转生叵测。唯有告以中国兵力足敷剿办，将来如有相资之日，再当借助，以示羁縻。”{20}实际上拒绝了此时借师助剿，认可“曾国藩、薛焕即就现有兵力，设法功剿，不可贪目前小利”{21}的建议，助剿一事也搁置下来。
在借师助剿一事中所体现的对外态度上，肃顺为首的清中央和地方汉族官僚意见不一，造成分歧。而这一分歧也为日后地方汉族官僚辛酉政变后的政治态度埋下伏笔。
四、结语
辛酉政变之后，需要列强支持的慈禧与奕訢集团，开始改变之前清政府的对外态度（奕訢前亦反对借师助剿，兹不赘述）着手准备借师助剿，自1862年始，向列强借师助剿从开始实施到愈加普遍，成为清政府的当然政策。而这正好与曾国藩、薛焕等地方大员之前向中央提交的意见大致相合，也为其与列强势力发生联系奠定了基础，从而增强了自身的力量，提高了在清廷中的地位。故而，辛酉政变中激烈的中央权力转移并没有造成受到肃顺集团重用的地方汉族官僚的离心。相反，处理对外关系的一致性，使得清中央与地方重新达成统一，这也奠定了洋务运动开展和同光政局演变的基础。
注释：
①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一）.中华书局.1979：279.
②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一）.中华书局.1979：305-306.
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六）.中华书局.1979：1947-1948.
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中华书局.1979：2607-2608.
⑤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中华书局.1979：2610.
⑥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中华书局.1979：2639-2640.
⑦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八）.中华书局.1979：2659.
⑧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八）.中华书局.1979：2660.
⑨⑩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八）.中华书局.1979：2667.
{11}{13}{20}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八）.中华书局.1979：2669.
{1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八）.中华书局.1979：2674.
{1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八）.中华书局.1979：2670.
{15}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1169.
{16}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430.
{17}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8：192.
{1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五）.中华书局.1979：1541.
{19}沃丘仲子.慈禧传信录（卷上）.近代名人小传·肃顺传：76.转引自许指严等著.史说慈禧.辽沈书社，1994.
{2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八），中华书局.1979：2695.
参考文献：
［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一），中华书局.1979.
［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五），中华书局.1979.
［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六），中华书局.1979.
［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中华书局.1979.
［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八），中华书局.1979.
［6］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
［7］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8.
［8］沃丘仲子.慈禧传信录（卷上）.上海崇文书局.民国九年.
［9］吕思勉.吕著中国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0］李侃等著.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2008.
［11］赵慧峰.近代转型社会中的集团与人物.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12］成晓军.曾国藩的幕僚们.东方出版中心，2007.
［13］［英］濮兰德等.慈禧外纪.辽沈书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