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转变为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以及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误以为仅仅是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近代史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应该是两对，国内阶级矛盾和中外民族矛盾，其中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矛盾。
2.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海关主权开始丧失，误以为是海关管理权开始丧失。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有关“协定关税”的条款，损害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这表明中国的海关主权开始丧失。而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列强强迫清政府任命其国民担任中国的海关高级职员，才得以攫取中国的海关管理权。
3.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没有继承关系，误以为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是鸦片战争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继承和发展。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战前闭关锁国状态下的中国工场手工业生存状态骤然恶化，纷纷破产。后来投资于新式工业的早期民族资本家，大多为官僚、地主、商人，而鲜有原先的手工业者。
4. 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误以为是在鸦片战争之后。鸦片战争后，尽管以英国为首的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由于中国自然经济本能而顽强的抵制，西方商品在中国的销量有限。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中外正当贸易中，西方国家才取得出超地位，中国才沦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
5. 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正义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战争，误以为它具有历史进步性。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力量是农民知识分子，不代表当时的先进生产力。它缺乏科学的指导思想和切实可行的革命纲领，目的是建立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具有空想性的理想社会，违背了当时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不具有历史进步性。
6. 洋务运动客观上顺应了工业革命后的世界进步潮流，误以为它违背了这一潮流。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和生产技术，客观上顺应了工业革命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趋势，不能因其未能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就无视这一客观事实。
7. 洋务派民用工业具有资本主义性质，误以为洋务派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一样都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洋务派军事工业纯属封建的清政府国有，其产品不面向市场销售，直接调拨给清军使用，不以盈利为目的，因而不带有资本主义性质。而洋务派民用工业有商人参股，以盈利为目的，产品面向市场销售，显然具备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
8.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根本原因是清政府的腐败，误以为只是由于敌强我弱。甲午战争时期，中日双方的军事力量差距并不十分悬殊，尤其在海军实力方面可以说是旗鼓相当。战争之所以以清政府的战败告终，其原因完全在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9. 甲午战争后三国干涉还辽的结果，实际上是由沙皇俄国控制了辽东半岛，误以为是中国收回了辽东主权。甲午战争后，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沙俄借口还辽有功，将包括辽东在内的东北广大地区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又利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进一步扩大自己在东北的势力。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日本击败俄国，日本从沙俄手中夺取了东北南部，才改变了沙俄独霸中国东北的局面。
10. 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与封建顽固势力的论战，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误以为鸦片战争后新思想的萌发或洋务派和顽固派的论战也有思想解放作用。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的新思想和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都没有突破封建正统思想的樊篱，尽管有历史进步作用，但未起到思想解放的作用。而维新派与封建顽固势力的论战，是中国近代史上资本主义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11. 光绪帝仍是个封建帝王，误以为他是个维新派的皇帝。光绪帝支持维新派变法，既有不想做亡国之君的一面，还有与慈禧争权的一面，并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再者，百日维新的措施，基本上也没有突破洋务运动所达到的层面。因此他所代表的至多是开明地主的利益，而非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利益。
12. 中国近代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是保国会，误以为是兴中会或中国同盟会。兴中会建立虽早，但规模太小，仅是个秘密小团体，而同盟会的建立又在保国会之后，中国同盟会是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保国会制定了自己的章程，有自己的公认的领袖和较完备的组织系统，以走资本主义道路为最终奋斗目标，初步具备了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特征。
13. 义和团运动具有反帝爱国的正义性，误以为其具有历史进步性。义和团运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具有鲜明的爱国性和正义性；但其盲目排外，排斥包括先进生产力在内的西方文明，带有浓厚的愚昧落后色彩。
14. 中国近代前期被迫与列强签订的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是1901年的《辛丑条约》，误以为是1895年的中日《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尽管没有割地条款，但巨额赔款以及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严格控制清政府的规定，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显然，其危害比中日《马关条约》更为严重。
15. 20世纪初民主革命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其根本原因是民族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误以为是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与发展的内在动力，而清政府的反动与腐朽则是促使民主革命发展的客观因素。
16. 辛亥革命的最大功绩，是摧毁了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误以为是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制。辛亥革命后，共和制从形式上看虽说建立了起来，但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对中国人民来说却遥不可及。而君主专制在遭此致命一击后，倒是再也无法稳定地存在下去了。其最大功绩是什么，应该不难看出。
17. 清帝被迫退位，主要是由于辛亥革命的打击瓦解了清王朝的统治，误以为主要是由于袁世凯的逼宫。没有辛亥革命瓦解清王朝的统治这个前提，借个胆子给袁世凯，他也不敢去“逼宫”。出卖维新派的“故事”，主角不就是“老袁”吗？
18.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误以为是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妥协退让。资产阶级革命派之所以妥协、退让，虽有政治经验的不足、未认清袁世凯本来面目的一面，但究其根源，还在于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先天不足、后天畸形。正是由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不足，才使得它具有革命和妥协的双重特性。
19. 1912-1919年民族工业的短暂春天出现的主要原因，是欧洲列强忙于准备和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误以为主要是由于辛亥革命的推动。大战后列强卷土重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迅速走向萎缩，从反面说明这一问题。
20. 前期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反封建斗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继续，误以为它与辛亥革命无关。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同时，并未对封建正统思想进行系统、深入的批判。这使得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得以继续利用封建正统思想来禁锢人们的头脑，为其专制独裁和复辟活动张目。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不能容忍，才掀起了这场斗争。可见，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补了辛亥革命思想解放不彻底的课，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反封建斗争的继续。
21. 新文化运动之“新”，在其对封建正统思想的冲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误以为是由于运动有了新的指导思想。尤其在新文化运动的前期，其指导思想与辛亥革命、甚至是戊戌变法都无本质差异，均以民权、平等和进化论学说为理论武器。要说区别，只能说是斗争的矛头所向。新文化运动将斗争矛头直指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的儒家道德，因而，对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儒家学说以沉重一击，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空前解放。
22. 之所以说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主要在于参加运动的各阶层，特别是工人阶级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彻底的斗争精神和姿态，误以为其彻底性的依据是斗争的结果。一场短短数月的群众性运动，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因此其彻底性绝不可能是这一意义上的。
23.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主要依据是工人阶级在斗争中以独立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决定斗争最终结果的主力军，误以为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运动后成为新思潮的主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确实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也确实成为新思潮的主流。但它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真正结合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的壮大和觉悟，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提供了先进而坚实可靠的新的领导力量，这才是五四运动之所以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原因所在。
24.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误以为中共主要是苏俄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帮助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无产阶级队伍的成长的必然产物，是夺取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必然要求。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仅仅是推动其破土而出的外在因素，最多是起了个“助产士”的作用。
25. 中国共产党建党任务的完成是在1922年的中共二大上，误以为在一大上建党任务已全部完成。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但一大并没有解决建党工作的所有问题，比如党在现阶段的历史使命和在中国革命中的定位等重大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解决。而中共二大的召开，解决了这些问题。
26. 国共第一次合作之所以能够实现，由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误以为只是由于孙中山、中共或共产国际的正确决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卷土重来，操纵中国各派军阀进行大规模混战，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矛盾汇流，集中表现为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矛盾。“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共同要求。孙中山、中共和共产国际顺应了这一历史要求，为解决这一矛盾找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最佳途径——进行国共两党的合作，来共同担负这一历史重任。
27.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式由当时国共两党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误以为只是由于中共出于对领导国民党的孙中山先生的尊重。中共之所以接受两党“党内合作”的方式，固然有出于对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尊重的因素，但也是由于中共认清了自身斗争阅历、革命经验和革命力量不足的实际。而且，这也是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当时唯一能够接受的合作方式。
28. 1924-1927年的中国国民党，性质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党，也就是革命统一战线性质的政党，误以为它仍然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国民党的领导权主要仍掌握在民族资产阶级手中，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普通劳动者的加入，已大大改变了国共合作前国民党党员的阶级构成，使之成为各革命阶级联合的、革命统一战线性质的政党。
29. 国民大革命之“大”，主要是由于人民被空前广泛地动员了起来，积极参与了革命，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前所未有地打击。误以为只是由于革命规模的空前巨大。与近代前期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相比，大革命历时不算最长，波及的地域范围也不算最广。但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在革命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因而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势力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
30. 国民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共的幼稚和不成熟，误以为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和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力量大大超过了革命力量。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和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是大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中共的幼稚和不成熟，是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它才是根本原因。
31. 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是南昌起义，误以为是秋收起义。南昌起义虽然仍然保留了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旗号和形式，但实质上已由中共独立领导，所以它才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建军纪念日。
32. 文家市决策是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的关键，误以为其关键是中共“八七会议”。尽管“八七会议”已制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这一时期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仍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而毛泽东在浏阳文家市作出的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进军的决策，才真正使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走向了农村、并扎根农村，它才是这一时期中国革命由城市转向农村的关键。
33. 中共领导下第一支坚强有力的人民军队是井冈山会师后建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误以为是南昌起义部队。南昌起义部队尽管是由中共独立领导的，但南下广东途中遭遇敌人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很快即被打散。而井冈山会师后建立起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土地革命战争中越战越勇、不断壮大，它才是中共领导下的第一支坚强有力的英雄的人民军队。
34. 土地革命中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的是农民的土地私有制，误以为此时已建立起公有制。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土地革命总路线明确规定，土地革命的目标是“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与土地革命仍属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一致的。即使在建国以后的土地改革中，建立起来的也仍然是农民的小土地私有制，否则后来就不需要再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了。
35. 毛泽东开辟井冈山道路的斗争，是枪杆子和笔杆子的完美结合的过程，误以为仅靠枪杆子就杀开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就作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精辟论断。但毛泽东领导开辟井冈山道路的斗争，是在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的理性思考中，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经历了由理论到实践、再由实践到理论的不断反复，才杀开了一条血路。火热的革命实践和冷静的理论思考，是开辟井冈山道路的两个重要途径。
36. 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仍然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误以为其胜利与毛泽东根本无关。第四次反“围剿”开始时，毛泽东尽管已经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剥夺了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但领导红军进行反“围剿”斗争的周恩来、朱德仍采用了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展开斗争，才得以打退了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取得反“围剿”的胜利。
37.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误以为毛泽东此后就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尽管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事实上已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但此时党的负责人是张闻天，直到1945年春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才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
38. 参加长征的红军部队中，只有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走过了二万五千里，误以为所有参加长征的红军部队的行程均为二万五千里。习惯上把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统称为二万五千里长征，但实际上参加长征的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团，只有红一方面军行程达二万五千里，其他红军部队的行程都不足这一里程。
39. 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的标志是华北事变，误以为是九一八事变或卢沟桥事变。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中，国内阶级矛盾的地位开始下降，而中日民族矛盾的地位开始上升。到华北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肆侵略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而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则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也是中国全面抗战开始的标志。
40. 瓦窑堡会议上确定的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误以为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方针。瓦窑堡会议是在华北事变爆发，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召开的。但此时蒋介石尚未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所以瓦窑堡会议后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政策，经历了由“反蒋抗日”、“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由“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较长时间的调整过程，当时就提出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条件还远未成熟。
41. 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的标志是《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公布，误以为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扭转时局的关键，此后，国共两党结束了大规模的内战，进入为合作抗日进行准备的阶段。而《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发表，则标志着这一准备工作的结束，国共正式开始了近代史上的第二次合作。
42. 抗战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政府军队消极抗战的含义是不主动收复失地、寻机歼敌，误以为是国民政府军队的将领和士兵不再英勇抗战。战略相持阶段开始后，从尊重历史的态度出发，国民政府爱国官兵浴血抗战的人与事并不少见，如被誉为“全国军人楷模”的张自忠将军在“枣宜会战”中壮烈殉国，三次长沙会战和中国远征军的入缅作战，都可以说是气吞山河、彪炳史册。但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抗战战略，是消极应战而不是积极求战，是满足于守住现有控制区域而不去主动反攻收复失地，这些都是其消极抗日心态的真实反映。
43. 国共第二次合作得以维持八年之久，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帝国主义始终没有放弃灭亡中国的野心，中日民族矛盾始终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误以为只是由于中共方针政策的正确。长达八年的时间内，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中日民族矛盾始终处于最主要的地位，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始终不得消解，这才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八年中始终得以维持的根本原因。
44. 抗战结束后，内战的爆发具有必然性，误以为内战完全可以避免。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抗战结束后始终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这势必使中国重新回复到抗战前的黑暗局面之中；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全中国人民的利益，要为中国人民尽可能争取一个光明的前途，争取民主是中共的基本要求。而此时的国共双方尽管不能说是势均力敌，但实力相差也不十分悬殊。而对中共来讲，民主是和平的先决条件。可见内战的爆发并非偶然。
45. 解放战争胜利的标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误以为是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或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起全国性的人民政权，表明三座大山在中国的统治基本结束，是民主革命即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标志。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则是反动的国民政府在祖国大陆统治垮台的标志。而西藏的和平解放，则是人民政权基本控制大陆全部领土的标志。
46. 新中国建立后的首要任务是巩固人民政权，误以为是恢复经济或向社会主义过渡。建国之初，人民政权立足未稳，巩固政权、站稳脚跟，是首当其冲的任务。站稳脚跟后，才有可能去实现更为的远大目标。而恢复经济的工作从属于巩固政权这一目的。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工作尽管说为后来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了重要条件，但目的却不是为了在此时向社会主义过渡，仍然是为巩固人民政权来奠定经济基础。
47. 三大改造的实质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误以为凡是革命都要采用暴力并付出流血的代价。三大改造顺利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这种转变尽管是和平实现的，但带来的巨变却和以暴力、流血方式进行的革命一样深刻。可见，并不是所有的革命都要采用暴力并付出流血的代价。
48. 三大改造的最大失误不在于后期速度过快、工作过粗，而在于过分强调公有制的高比例。当时的中国，客观上存在着不同层次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因此，必须有不同层次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而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纯而又纯，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与生产力水平一致的原则。
49. 一五计划的工业建设成就的最大意义是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误以为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工业落后的状态。事实上，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工业整体落后的现状，但却为中国工业改变落后状态，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50. 三年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左”倾错误的泛滥和蔓延，误以为是自然灾害或苏联的背信弃义。正如毛泽东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所作总结的那样，三年经济困难出现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这“七分人祸”，主要就是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反右倾”运动等“左”倾错误的泛滥和蔓延。
51.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人为制造阶级斗争，误以为仍是将阶级斗争扩大化。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是十分必要的，其错误在于党的领导人过高地估计了阶级斗争严重的程度，导致了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而“文化大革命”则与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相似，凭空制造了根本就不存在的阶级斗争，从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灾难性后果。
52. “文革”理论和实践破产的标志是“九一三事件”，误以为是粉碎“四人帮”。“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依据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现实面前碰了壁；这也表明了完全摆脱他认为已经变质变修的中共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放手由群众自发进行所谓“革命”的那一套政治实践是行不通的。而粉碎“四人帮”则是“文革”动乱最终结束的标志。
53. “文革”中党的指导思想方面的“左”倾错误被彻底纠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误以为是粉碎“四人帮”。粉碎“四人帮”使“文革”长达十年的全局性的政治动乱基本结束。但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继续坚持“左”倾错误，进而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才彻底纠正了“左”倾错误。
54. 拨乱反正工作的完成的标志是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误以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但“文革”动乱长达十年之久，历史上的冤假错案的纠正、平反工作任务十分艰巨，组织工作上的拨乱反正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任务绝非短期就能完成。所以，直到1981年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拨乱反正的工作才基本完成。
55.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误以为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其根本目的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环节，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则是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党逐渐明确的改革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是解放生产力的根本措施。前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即已明确，而后者则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上才提出。
56. 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误以为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57. 香港顺利回归的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误以为仅仅是由于“一国两制”方针的正确。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一国两制”构想的正确性和可行性功不可没。但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几乎是与此同时，英国在处理与阿根廷之间马尔维纳斯群岛领土争端时所采用的方式，从反面说明了这一问题。
58.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误以为其与港澳问题一样属于外交领域的国际事务。台湾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1949年国民党因在内战中惨败而退守台湾，造成了海峡两岸相互隔绝的状态。这与近代史上英国强占香港，和葡萄牙利用清朝国力衰落乘机对澳门进行殖民统治是大不相同的。台湾问题的复杂性，是由于国际敌对势力或明或暗地干涉中国内政，但这并不能改变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性质。
59. 20世纪70年代外交僵局打破的关键是中美关系的改善，误以为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益的恢复发生在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而中国建国以来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外交僵局被打破的标志——与中国建交热潮的出现，也是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之后。
60. 美国采取主动步骤改善中美关系是出于其全球战略调整的需要，误以为是由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尽管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特别是在尖端武器的研制方面取得的突破，使美国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认识到必须采用新的方式与中国打交道，但决定其与中国改善关系的真正原因，却是由于这一时期的美国在与苏联的争霸中有些力不从心，迫切需要尽快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摆脱出来，以保住它与苏联争夺的欧洲战略重点。而这一切的突破点就是改善中美关系——因为，美国对越南的侵略，遇到了受中国人民大力援助的越南人民的顽强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