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光勋教授简介：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档案学系教授。主要从事档案文献编纂学、简牍学、档案学基础理论和电子政务等方面的研究。主要承担了上海市科委和上海市档案局招标项目——《科技创新与档案利用理论研究》（获上海市档案局档案科研成果三等奖）、上海市教委项目——《政务信息组织与开发利用研究》（通过了由上海师范大学科研处组织的鉴定）。著有《历史与档案》、《长江文明的起源与开发》。主编《中国古代史教程》、《中国通史史论词典》、《信息时代档案学理论研究与实践》、《数字时代档案学理论建设与功能研究》等学术著作。参与《北朝五史辞典》、《中国文化史词典》等工具书的撰写。先后在《学术月刊》、《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档案学研究》、《档案学通讯》、《图书情报知识》、《档案管理》、《上海档案》、《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等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崔海莉（以下简称“崔”）：丁老师好！大家好！
丁光勋（以下简称“丁”）：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同大家一起，聊聊我与档案结缘的那些事儿和人。
崔：丁老师，前几天，我在新华书店看到您的一本新书——《长江文明的起源与开发》，如没记错的话，这是老师您自2008年卸任以来完成的一部专著。
丁：是的，《长江文明的起源与开发》于2011年1月由上海格致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参与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资助的一个项目。书中阐述了这一观点：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都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该书运用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论证了长江文明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方面的发展情况，长江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在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崔：我在学校也工作了几年，但对档案学系发展的历史并不清楚，老师能讲讲这方面的情况吗？
丁：上海师范大学档案专业是1995年在上海市档案局科教处支持下建立的。我是1995年因讲述《中国档案史》与档案结的缘。1998年，历史系领导任命我为档案专业教研室主任，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意外，特别对个人业务的发展来说是种损失，要放下十多年的中国古代史、秦汉经济文化史研究，另起炉灶，从头学习研究档案学。但对档案事业来说是种奉献，不讲条件的，我也没想太多，愉快地接受了任命。
崔：老师接受任务之后首先做了哪件事？
丁：首先，是制定上海师范大学档案专业发展规划。记得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写下了《可持续发展理论与上海档案高等教育建设》一文。文章分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档案事业跨越式发展的形势。当时，全国已有28所高校建立了档案系或档案专业，一些重点大学还建立了档案学的硕士和博士点。相比较而言，上海的档案专业教育略显薄弱。
崔：如何改变这种弱势？我校采取了什么行动？
丁：一是调整档案专业的结构，提高办学层次，为档案事业培养和输送专业人才，使档案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工作面貌有明显提高，给档案事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二是新世纪档案教育课程设置，一定要以人为本，注重素质教育、能力培养和个性的发展，让更多有才华的青年学生早日成才；三是从全国档案名校引进人才，加快本校师资队伍的培养，构建一支学历结构、年龄层次合理的师资队伍。
崔：实施过程中，有无参考其他高校的经验？
丁：当年，在历史系副主任周春生的带领下，我们曾前往苏州大学、南京大学和安徽大学的档案系学习。苏州大学档案系的教学基础设施完整，有一整套的教学管理方法，特别是他们的档案实验室，对我们影响深刻。南京大学的教师凭借手中主持科研项目多的优势，让学生较早地参与到研究中去，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在安徽大学，窦晓光院长热情接待了我们，安徽大学档案系在“宽口径，厚基础”的教学思想指导下，较早地设置了“图情档一体化”的课程体系。其经验对我们拓展思路、办好档案系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上海师范大学档案学系有今天，离不开三所高校、档案界同仁们的帮助和支持，非常感谢他们。
崔：之后的大动作就是“专升本”了？
丁：学习回来后，我们就动手起草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设置档案学本科的论证报告。上海师范大学增设档案学本科是档案教育发展的需要。原因一是上海地区本科以上学历的专职档案管理人员数量明显偏少，二是人才市场需要本科以上学历专门人才，我们还阐述了上海师大提出专升本所具备的条件，报告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几易其稿，直接报上海市教委审批。
崔：我校档案专业从专科升到本科的过程并不顺利吧！当时，上海大学设立本科、上海师范大学设立专科、上海行政管理学校设立中专，形成了“一本、一专、一中专”教育的发展格局，我系为何执意升本？
丁：在申报的过程中，我们一开始就得到了上海市档案局的大力支持和科教处邹伟农处长的帮助。在论证报告中，我们认真分析了上海档案教育的形势，提出了与其他高校错位发展的思想，突出了对学生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的培养。市档案局对我们的办学目的、培养目标给予了充分肯定。为了申报的成功，历史系原主任苏智良教授和我亲自前往上海市教委汇报。由于我们论证充分，2001年10月，上海市教委批准了我们的报告，同意我们2002年7月招收本科。
崔：之后，您就将主要精力放在学科建设上了？
丁：取经回来，我们达成一个共识：上海师大档案学系的发展，一定要走与上海大学、南京政治学院错位发展的道路，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上下工夫，为上海档案事业培养复合型、应用性人才。
我们在三个方面下工夫：第一，转变教学观念。要以学生为中心，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第二，加强专业基础教育。不管其他高校的档案专业“姓什么”，我们必须“姓档”。只有加强档案基础课程建设，才能在档案高等教育中有立足之地。第三，更新课程体系，给学生更多的思维空间和实践机会。教师指导学生参与一些课题研究和项目的开发，让他们自己去研究，提高学习积极性，培养科学研究的能力。
崔：当时，丁老师在课程设置方面的考虑是？
丁：在教学过程中，我们逐渐构建了我校的档案学科课程模块，分为基础知识板块课程、人文知识板块课程、专业实践板块课程以及专业拓展板块课程四部分。这四个板块的课程体系，有效地完善了学生的知识结构，以能力和技能培养为主线，把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融合为一个整体，多层次、全方位地整合课程资源，促进了各门学科知识的融通。实践证明，课程模块设计是正确的，学生毕业后，能适应上海档案事业发展需要，胜任各级档案部门各个岗位的工作。
崔：教学之余，您还做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工作，在档案文献编纂、简牍学研究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
丁：我公开发表了30多篇文章，内容涉及档案文献编研、简牍档案研究、档案文化研究、司马迁经济思想等方面的研究。
崔：简牍学研究听上去像门比较深奥的学问，档案专业的本科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一定会涉及吧？
丁：“简牍”是指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写有文字的竹简和木牍。在我国古代，当纸张还没有发明的时候，从皇帝的诏令，到普通人的书信、账簿，都记录在竹片和木板上。这些竹片和木板比起缣帛来，质地要坚固得多，所以，就有可能长时间流传和保存下来。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出土了大量战国、秦汉时期的简牍。其中，较为重要的是“云梦秦简”、“张家山汉墓竹简”和“尹湾汉墓简牍”。研究内容，可以涉及行政文书档案、历史文化、经济法律等方面。
崔：文献的编纂、简牍研究，您对哪些更感兴趣？
丁：首先，我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研究比较感兴趣。如，我写的《司马迁的“与时俯仰”经济观》、《论司马迁、桑弘羊经济思想》，探讨了司马迁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商品经济。他提出了“与时俯仰，获其赢利”的经济观，主张“随时而逐利”，赞扬士农工商的致富方式，并根据他们致富的情况，将其区分为“本富”、“末富”和“奸富”，这是司马迁的首创。司马迁还将西汉的经济政策分为五等，认为最好的政策是“善者因之”，这在经济思想史上有积极意义。这些文章的发表，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先后收到了许多经济学方面的书刊的来信，纷纷要求收入到他们的专刊和论文集。其次，对秦汉简牍研究的关注。如，我写的《西汉“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研究》，是根据《尹湾汉墓简牍》所载《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它属东海郡的地方行政文书档案，简牍记载了西汉东海郡长吏升迁的途径和原因，对研究西汉时期地方长官仕进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我还分析了西汉傅籍的年龄及始役、终役的年龄，写成《西汉时期傅籍、始役、终役的年龄探析》一文。还写了《简析〈二年律令〉的史料价值》，认为《二年律令》为研究西汉时期的赋税制度提供了新的资料，研究的意义在于：一是《二年律令》弥补了秦汉文献记载的不足；二是《二年律令》修正了秦汉文献记载的缺失；三是《二年律令》完善了秦汉文献的记载。
崔：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真多啊！
丁：文章发表的数量占到我所写的论文的一半左右。这主要得益于我在上大学时学习的历史专业，发挥了我的学科优势。我也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老师，教会我治学的方法，使我终身受益。其次，出于对档案学术研究的责任，想在这方面多做点研究，为青年学者们做个榜样，用以推动档案文献编纂和简牍档案的研究。自1998年入行以来，我就觉得学界对档案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很感兴趣，这同档案馆的实际工作联系比较密切，与各级档案局（馆）的领导的重视有关；档案文献编纂和简牍档案的研究，是“慢工出细活”，需要积累才能出成果。这些年来，各高校课程改革，几乎把古代汉语的课程都砍掉了。年轻人古文功底本来就较弱，短期内，想在档案史研究方面取得成果难度相当大。我曾在2004年“成都档案学通讯联通会议”上、2009年“上海大学暑期研究生班”等场合，多次提出要加强对档案文献编纂和简牍档案的研究，呼吁档案界的专家学者都来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其实，档案文献编纂和简牍档案的研究，只要具备一定的古汉语基础，肯下工夫，认真去读些档案资料（我国的档案资料非常丰富），还有许多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要不了多长时间，准能出成果。
崔：档案教育和人才培养，您也有不少论著？
丁：我当系主任时，在工作学习上遇到了许多问题，我认真阅读了许多关于档案教育的论著，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与档案系的实践相结合，随着对这些问题认识的深入和解决，成果自然就不少。对档案教育问题的研究，是我进入档案学术殿堂的第一步。
崔：具体到课堂教学方面，老师又是如何做的？
丁：我从1978年走上讲台，至今已有30多年了。一直把“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作为我的座右铭。我认为，一名优秀的教师，既要具有渊博的学识知识、高尚的师德风范、严谨的治学态度，又要有精湛的教学艺术和良好的课堂教学规范。一位好的老师，要以学生为本，成为受学生欢迎的学者和长者。
崔：难怪老师的课一直都很受学生欢迎！
丁：我始终遵循这样一条教学原则：上课要把握本课教学内容在整个教学体系中的地位，熟悉本课基础知识，抓住课堂教学的内容。课堂教学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评价的活动，课堂教学目的既是教师的教育目标，又是学生的学习目标。教学要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选用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如，对低年级同学，教学重点应放在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上。对高年级同学，讲课重点放在重要的理论问题、学术前沿、疑难问题上，上课要观点明确、论据充分，教会他们分析问题的方法。有的问题一时不能解决，要把问题的事实说清楚，留给同学去思考、分析、评判。我尝试用这些方法讲过《中国档案事业史》、《中国政治制度史》、《档案管理学》等多门课程。
崔：论文还有涉及政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
丁：是的。2005年1月，上海师范大学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研究中心成立，我担任中心主任。中心主要整合了人文与传播学院档案学系及上海市档案局的研究力量。聘请了上海市委办公厅“公务网”网管中心、上海市人民政府信息技术处研究人员为兼职研究员。“中心”是我们档案学系的教学、科研基地，也是我们同外界进行联系和沟通的桥梁。其主要任务是对上海电子政务的信息资源问题进行研究，并主动接受上海市档案局交办的亟待解决的课题，面向上海各基层单位联合有关区县档案局和企事业单位，共同探究电子政务建设中的问题，为上海电子政务的建设和发展出谋划策。我也习惯性地将遇到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整理成文。除上述这些研究外，我的学术研究比较广泛，如在档案文化、口述档案研究、私营企业档案管理和民生档案的研究等方面都有涉及。
崔：听说丁老师在任期间，为上海市的档案事业做了几件有意义的事，比如“‘3+1’档案论坛”。
丁： 2007年初，由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大学、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倡议和上海市档案局（馆）联合创办了“‘3+1’档案论坛”，每年举办一次，围绕档案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讨论和交流。第一届“‘3+1’档案论坛”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研究内容涉及电子政务环境下的档案信息化建设思考、新价值观的档案保护探索、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对策、档案学研究评析和新时期公共档案馆建设论述等方面。
崔：举办“‘3+1’档案论坛”有什么意义？
丁：对这个论坛，上海市档案局吴辰局长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大学不仅是培养人才的摇篮，也是学科研究和建设的基地，希望大学今后进一步发挥档案科技研究和学科建设的优势，更多地提出和开展贴近档案事业发展需要、理论联系实际的课题研究，以教学促进科研，以科研深化教学，为本市档案部门和档案工作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创办“‘3+1’档案论坛”形式是一种很好的尝试，是树立精品意识，打造优质品牌，体现了上海档案工作的特点和学术研究水平。要很好地总结实践经验，将实践上升为理论，努力把论坛打造成档案界的知名品牌，展示上海档案部门风采的一张名片。“‘3+1’档案论坛”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四届，对兄弟省市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武汉地区就办起了“‘2+2’档案论坛”。
崔：丁老师还为各区县培训档案兼职教师吧？
丁：自2003年以来，由上海师范大学档案学系牵头，联合上海师范大学高师培训中心，对来自上海市各区县和市局的兼职教师进行每期两个月的培训。我们设计了《档案教育教学法》、《档案学理论专题》、《多媒体制作技术》等课程。课程上完后，按高等师范院校学生实习的要求，每位兼职老师写一个教案，上讲台讲次课。由档案系的教师和档案局领导组成评分小组，按标准为每位兼职老师打分，作为培训的考核成绩。由上海市高校师资培训中心发结业证书。
崔：老师有没有留下什么遗憾？
丁：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完成带领上海师大档案系的梯队成员创建档案硕士点的建设。自身原因是没有形成一支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学术成果不显著，错失了2005年申报的最佳时机；外界客观的原因是受师范院校学科背景的影响，学校支持的力度有限，申报不成在情理之中。不过，相信我们系年轻的博士们不会放弃。经过5~10年的努力，我坚信一定能成功。
崔：我想，用上海师大徐汇校区东部门口矗立着的那块普通而又厚重的石头上“学高身正”四个大字，来总结老师的职业生涯，实在是恰当不过了！
丁：小崔，你过奖了。“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是我的座右铭，也是我做人做学问的准则。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档案馆摘自《档案界》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