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群体对主体记忆延续、自身价值认同的强烈诉求，促使国内外对于记忆范式和社群范式下的档案管理与实践研究日渐活跃。文章从社群档案与城乡记忆在建构过程中的内在关联出发，结合本土社会文化语境，明确我国社群档案构建城乡记忆的路径必然经历从边缘拒斥、选择融入到社会融合的博弈与相适过程。进而使其区别于西方社群档案建设路径，依靠多维度资源整合、多层面中介联合、多主体参与共建实现我国社群档案的创造性发展。
关键词：社群档案；城乡记忆；路径博弈；多元融合
分类号：G275.9
From Rejection， Choosing Integration to Convergence：A Path Game of Community Archives Building Urban and Rural Memory
Chen Ming，Liu Yinghong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150080）
Abstract：The strong appeal of social groups to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subject’s memory and their own value recognition has prompted the active research on archives management and practice under the memory paradigm and community paradigm at home and abroad. Starting from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archives and urban and rural memory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combined with the local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path of building social memory in China’s community archives which must undergo a series of games and adaptive processes，from marginal rejection， choosing integration to social convergence. Furthermore，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community archives construction path， relying on multi- dimensional resource integration， multi-layer intermediary， and multi-agent participation to achieve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mmunity archives.
Keywords：Community Archives； Urban and Rural Memory； Path Game； Multi-Integration
社群檔案是指具有共同的身份特征及自我认知的群体，在参与社会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材料集合。从社会学角度而言，社群并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工具化单位，而是一种价值性的意识存在，其整体发展进程中并无明确、系统的政策规范，因而社群档案带有明显的被边缘化色彩。伴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迅速转型与发展，城乡记忆呈现出“断代”“隔离”现象，迫切需要档案这一历史记录来对城乡记忆进行有效延续和管控。相较于当前西方社群档案在建构城乡边缘记忆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果，我国社群档案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发展之路任重而道远。因而深入解读西方社群档案建设根基、发展模式，对于探索本土社群档案工作路径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1社群·档案·记忆
档案在记忆建构、控制、重现中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但不可否认权力依附下的档案工作带有明显的受控选择倾向，这也使得“沉默”群体的自我抗争诉求呼之欲出。
1.1社群——社群档案：行为意识的觉醒
社群这一“共同体”概念的出现是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批判反思，是具有共同身份特征的群体对权利、正义、平等的自我表达。“换言之，社群即指所有成员具有对某种特殊文化的共同信念，即对共享的价值、规范意义以及对共享的历史和认同的信念。”[1]这也使社群这种非政治性联结群体对于社会公正和群体认可的感知更为敏感，迫切需要一种“沟通系统”来扭转其在整个社会体系中所处的“隐性”状态。档案以其真实、可靠的原生内容记录完整诠释了社群主体社会活动、记忆延续的脉络。在社会记忆建构意识觉醒的初期，社群成员生产活动中所凝结的物化记录往往被贴上了“文化遗产”“文物资料”的标签，并受制于主流记忆的建构，在证据留存及文化续写层面不断呈现出边缘化倾向。由此档案界及社群成员开始将自身目光转向社群档案建构实践层面，自发留存并有序开展社群档案相关实践工作，社群档案才出现于主流档案视线之中。
1.2社群档案——城乡记忆：情感与功能的认知实践
“城市记忆工程”的实施最早可以追溯到2002年青岛市档案局进行的历史遗存记录活动，在取得了一系列良好成效的辐射带动下，乡村档案记忆建设应运而生。纵观城乡记忆工程建设过程，地域性的档案记忆开发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民众认同感及区域文化底蕴。但其记录内容往往停留在政绩献礼或变革宣传上，未能切实深入到城乡根源记忆层面，同时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城镇及传统村落存在记忆传承危机。社群档案作为边缘记忆的重要组成形式，是群体自身社会活动的完整呈现，其参与城乡记忆建设不单单填补了历史记录空白，更是社群主体争取自身社会“话语权”的契机，是少数族群及弱势群体维护族群记忆的能动解放，强化了边缘族群的社会归属感和认同感。社群建档工作以其“广来源”“多形式”的历史记录方法，通过口述档案、歌舞、传统工艺制品等颠覆了传统档案认知形态，能够重新对过去进行形塑，打破主流叙述的垄断和霸权，对历史进行补充和纠正，进而促进社会公正“修复—补偿—转变”的演化进程[2]。
1.3记忆范式、社群范式的联动共生
社会治理中个体意识的差异需求，将档案记录触角延伸至权益保护及文化续存层面上，正如特里·库克所言：档案学科已由基础的证据范式向记忆范式、认同范式、社群范式转变，其突破了既有的传统档案概念，并促成了档案叙事体系的补充与修正。档案是塑造和分享记忆的，借助记忆，社会群体找到认同并由此获得力量。档案也从支撑学术精英的文化遗产转变为服务于认同和正义的社会资源[3]。在记忆范式和社群范式的共同作用下，档案的工具价值，诸如凭证价值，同旨在传递文化、陈述身份的衍生价值不断深化扩展，使得以权力中心为代表的优势集体及去权力化的非精英异质群体的利益得到有效保障，增强社会的整体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
2社群档案参与城乡记忆建设的现实路径演变
社群档案的出现打破了国家叙述系统主导下的主流记忆壁垒，暗含着国家权力、政治阶层同公共权利的和解，赋予非权力核心群体更多建构城乡整体性记忆的权利。从社会整体视阈来看，这种记忆掌控主体的变化是社会学及人类政治学所探讨的政治符号、权利符号在档案领域的作用结果。社群档案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的附属产物，无论植根于何种社会环境中都要经历一个由排斥到缓慢接受的路径演变。
2.1边缘拒斥：档案部门主导的城乡记忆聚合模式
“社群”所维系的“共同体”具有隐性的归属色彩及复杂的社会因素，正是这种自我维系使其无法完全从属或附着于国家权力体系，由此逐渐脱离于主流叙事体系建设。而档案作为国家政治治理的必要手段之一，具有明显的官方倾向。档案部门在建构城乡记忆之时，主要专注于反映城乡面貌变迁及发展规划的体制内档案的收集、保管、利用工作，甚至以一种选择性疏远及非客观性排斥的态度对待社群档案，致使社群档案始终游离于城乡记忆建设边缘。这类现象在西方国家更为明显，因身份差异而遭遇社会不公的黑人、移民及土著族群等，其传达自身记忆的声音始终无法获得表达空间。致使一些社群成员为留存群体记忆自发组建社群档案馆以示反抗，诸如美籍日本人档案馆，美籍犹太人历史协会，但却始终未得到美国主流档案机构的认可和支持，精英群体的档案记录资源仍然作为记忆的中心被政府優待。由此反而加剧了社群成员同社会间的潜在矛盾，强化了档案机构对社群档案的偏见与排斥。
2.2异质调节：权益公正与责任归属的博弈
“话语即权利”，每一独立个体都有表达自身诉求、留存个人记忆的权利与义务。而国家作为一个包容性的共同体，不应对弱势记忆群体存有责难和忽视，理应保护而非拒绝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城乡记忆建构中对于社群档案的从属性规制，使非权力核心群体的异质性特征不断被放大，社群主体开始以多样的社群建档活动担负起维系社群记忆的责任，并以此表达对主流记忆管控的抗争。社群建档意愿的表述迫使主流机构开始关注档案中的偏正、缺失现象，思考城乡记忆建构中对异质群体记忆的边缘拒斥现状。大部分少数群体权利诉求背后的基本推动力是整合与接纳，是少数群体维护社群文化、社群记忆公正的愿景体现。档案机构开始反思这类诉求是否应赋予少数群体特别权利，而不是分离与排斥，承认和包容“文化差异”，真正接纳少数群体记忆[4]。
2.3选择融入：社群自主参与的城乡记忆联结模式
非主流群体同主流群体的权利抗争及责任归属的互适协调，促使社群档案以一种更为“和平”的状态参与到城乡记忆建构中。其选择融入路径主要归为下列两种。其一，自下而上建设的独立型社群档案馆。由社群成员自主管理社群建档工作，档案机构通常无权干预其内部记忆资源以何种形态、何种模式参与城乡记忆建构之中。诸如我国的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英国的东伦敦地区档案馆，其馆藏建设、开发与利用工作完全由社群成员自主决定，在保证社群档案管理独立的基础上，通过这种“可见性”的自我记忆叙述宣扬回应外部质疑与轻视，渴望消除社会间、群际间文化隔阂，将社群记忆续写于城乡整体记忆内。但这种建构模式也暗示社群主体对于主流档案机构的不信任问题。其二，自上而下扶持的合作型社群档案项目。由档案部门主导、社群成员广泛参与的记忆建构模式。如反映华侨历史演进、留存侨眷记忆的梅州市华侨档案馆和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所开展的“强制收养历史项目”都将社群档案纳入区域记忆建构规划之中，调整了精英阶层同弱势阶层的对话模式，使社群档案成为历史上被排除在正式和成熟机构之外的最为强大的记忆力量。避免了城乡记忆推进过程中弱势记忆的象征性湮灭，尊重并强调社群的复杂性和群际间细微差别所彰显的情感表达，保证社群主体感受到更广泛的包容感和归属感[5]。因而无论是独立型或是合作型社群档案实践模式，都推动社群档案同主流档案机构间的双向和解，是社群档案由被动排斥向主动选择是否融入、以何种路径融入城乡主流记忆建构的重大节点。
3社群档案发展路径的博弈趋向——社会融合
社会融合作为一个目标和过程导向的复合概念[6]，起源于欧洲学者对社会排斥的研究。由于被社会排斥群体通常是脆弱群体，常常表现为不同阶层之间的疏离与责难，以及存在于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7]，这同社群及社群档案建设初衷不谋而合。我国现阶段对社群档案问题的探讨多倾向于西方实践成果介绍，鲜少关注其本土适应性建构。关于社群档案发展路径的探讨既不能脱离“档案”，也不可脱离“社群”所依存的不同政治体制、社会情境架构。这种不可抗拒的客观因素使得中西方社群档案参与城乡记忆建构的路径趋向有很大不同。
3.1原生社会环境的架构指引
阶级、权利、文化作为社会体系主要构成要素，把控着社会各层次主体的发展走向。资产阶级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使资源、权利、文化纷纷向资本管控者聚集，加之公民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个人主义及自由主义色彩倾向，致使对性别的偏见、种族的偏见、民族的偏见和阶级的偏见尤为突出，弱势群体企图以社群档案作为“抗争性”武器来控诉他们所遭受的经济和仪式上的边缘化[8]，以求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及社会地位。因而以强调异质群体权利平等、价值平等、机会平等进而达到相适共生状态下的融合概念，很难在西方社群档案建设中得到有效实现。西方社群档案参与城乡记忆建构更多的是一种“融入型”建构，以“反抗性”公正诉求来弱化资本主体、主流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偏见，其实质仍是一种主从关系。
与西方世界国家形成鲜明对比，我国社会治理运作机制对异质文化、异质群体始终持有包容共建的态度，国家有意识地从上层建筑层面调整并增强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度，弱化官民间、群体间的异质隔阂。从文化语境来讲，传统儒学“克己”“复礼”及“家本位”的思想潜移默化地将中华民族联结为一个稳固的群体，加之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思想指引，不同群落间形成一种内生的文化拉力。综合来说，我国社群主体依靠社群建档同主流权力、记忆、历史的“抗争”，多出自于对自身社群文化的保护责任，是争取社会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的能动表现，同其他国家致力于缓和社会冲突的矛盾有着明显区别。因而，我国的社群建档路径更趋向于一种包容性的社会融合，其目的是实现边缘社群的社会认同及社群成员自身归属感的满足。
3.2多元主体需求的双向选择
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思潮推动了多元论对一元论、整体论等教条主义的解构，强调在尊重差异特质的基础上构建普遍的平等。社会本身就是异质形态的结合产物，既存在主流、精英群体，也存在少数、非核心群体。在城乡记忆工程推进过程中，其社会异质性表现得更为突出。现代化建设带来的留守儿童，经济快速发展催生的城乡失业群体，以及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未识别民族等，迫切需要得到城乡主流记忆对弱势群体自我诉求和价值的回应。社会融合也是一种差异化、多元化的融合，实现不同群体、不同文化、不同价值间的相互适应、相互作用，接受不同群体的不同表达。因而社群档案走向融合建档之路是一种社会必然，也是一种责任应然。城乡档案记忆工程是一个涉及面广、任务艰巨的大型社会工程，单靠档案部门有限的力量，很难满足处于弥散状态的乡村记忆保护传承的需求，很难推进城乡档案记忆工程的持续开展[9]。必须依靠多元主体的联合共建来实现多种叙事方式的并存，弥补记忆的缺失。借助罗蒂所提出的多主体间的反思平衡，即在弥补边缘记忆缺失的基础上维系并保持不同群际间、不同主体间的权利公正与文化平等，确保社群档案在以多元融合路径参与城乡记忆建构中得到普遍的认可和理解。
4多元融合：社群档案参与城乡记忆建设路径归宿
目前我国社群档案参与城乡记忆建构工作还停留在由边缘拒斥向社会融入转移的过渡期，社群主体及相关档案机构对于社群建档实践工作的开展还在不断探索。因此，相关建构主体及机构必须保持同一基调，认识到社群发展的多元融合趋向。
4.1资源整合：树立多维度社群档案观，强化记忆区域互联
社群檔案参与城乡记忆建构，意味着国家主动向社会逆向让渡部分民主权利，是档案建构由国家模式向社会模式转变的重大突破，也是国家对弱势群体档案边缘化地位的纠正与弥补。因此，要以一种全局性的“大档案观”来看待社群档案的发展。
其一，将国家视为广来源的整体性大社群。现阶段档案部门在社群记忆传承中处于弱势、“附庸”地位。社群记录主要以文物、资料、手工制品的形式存于博物馆、图书馆之中，大众关注于社群的文化、情怀而非社群档案的记忆续写、身份凭证。这也是城乡记忆建构中社群档案记忆缺位、建设成果社会融入度不高的原因之一。因此，档案机构要正视社群记录的“档案”归属本质，以国家为整体社群的立足点，强调文化机构中现存“文字记录”“物化成果”的根源属性，积极争取并留存社群档案资源。弱化社会间群际矛盾，使弱势群体以更为“平缓”“友好”的情感倾向将社群档案主动同主流机构共享，让口述历史、歌舞艺术、传统手工艺都成为城乡档案记忆建构的有益补充。
其二，注重跨地域的社群档案建档工作。这种社群建档行为主要针对具有鲜明地域特色且其成员以一种持续、稳定的形态分布于各区域的社群群体。诸如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及未识别民族相对来说处于社会弱势地位，他们或聚居于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内，又或散居于区域性城镇之中。诸如塔塔尔族、珞巴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等。现阶段乡村记忆建构中对此类族群多以民族乡、传统村落的方式建档保护。然而其范围之广阔、内容之复杂、族群色彩之鲜明使档案机构的整体族群建档工作异常艰难。据此，档案部门应转换思路，建立少数民族社群档案馆或在城乡记忆建构过程中开展少数民族社群记忆项目，整合各区域内的文献史料、口传史料、实物史料等，实现少数民族社群档案跨区域的聚合发展。
4.2介质优化：建立社群技术空间，着眼于城乡记忆精细化
社群范式、记忆范式的立论基础就是追求情感上的归属、身份上的认同。
然而若使社群档案项目依附于城乡记忆建设现存成果，社群的独立、异质属性极易被主流文化所掩盖。社群领域所追求的权利平等且独立的享有权，促使档案机构必须协助并承认社群所建立的专属档案空间。考虑到实体社群档案馆建设需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构建虚拟社群也不失为一个较好的思路。虚拟社群是社群信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社群成员间以一种非物理化的实体互动来实现不同个体的对话、交流。一是对社群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使利用者能够通过网络了解社群历史沿革及文化特色；二是创建社群成员记录专区，允许社群成员自主选择是否将所掌控的记忆资源上传于社群网站之中，提升社群档案成员的主观能动建档意识；三是创建群际互动专区，每一位社群个体成员都承担传播自身社群文化、续写社群历史的责任。通过社群成员与利用者间的互动、交流来实现社群文化的反向输出。这种社群建档模式不仅有利于实现社群档案内部资源的合理划分与管控，同样也避免了城乡记忆建构中供需不对等的状况，为城乡记忆建设提供了更为精细化的记忆补充。
诚然，无论借助何种中介手段，都不能违背社群的异质性本质，构建虚拟社群，要避免盲目复制已有模式。如果无法保证“一社一平台”，即使为这类社群建档，其亦必造成社群集体记忆流失或社群成员特有身份认同缺乏合理性依据[10]。
4.3文化共享：多方协同共建记忆网络，实现异质社群共生
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而言，社群虽作为一个独立的异质群体，但其文化产物、记忆资源却交织于博物馆馆藏建设与旅游资源开发之中。因此，社群建档工作必须依靠多方协同共治。再者，目前我国关于社群档案参与城乡记忆建构并无一个完整、成熟的体系，档案作为政府治理的衍生产物，其管理机构也带有明显的政治附属色彩。尽管我国档案馆正逐步向服务型馆藏机构转型，但其文化服务功能难以同博物馆等其他文化机构相抗衡。因此，以联合共建来推进社群档案更好地融入城乡记忆整体建设工程，不仅有助于维护社群成员记忆“当事人”的角色，更缩小了社群档案同主流档案之间的隔阂，增进社群主体的社会归属感。其一，在社群档案收集层面，档案馆及相关文化机构要尊重社群成员对社群档案所属问题的主导权。其二，走联合开发之路。社群档案成员应对相关文化机构给予足够信任，充分发挥有关机构的文化交流特质，创建面向公众的文化展示平台，吸引并凝聚社会公众对于社群文化、历史的认可以满足社群群体的记忆归属及认同诉求。其三，以市场机制为导向，开发社群档案文化产品。社群自身的文化异质特性既是弱势也是优势，社群文化、习俗、行为方式同主流群体的差异赋予其神秘色彩，研发基于社群文化、社群习俗的衍生产品，有助于增进公众对异质文化的理解。
4.4身份认同：以“参与式”管理为突破，构建城乡记忆共同体
社群档案建构的“参与式”模式，即指社群档案主体在对社群档案持有绝对的所属权的基础上，允许档案机构对社群档案建设工作予以技术指导、资金扶持。不同于以往档案机构为主导的档案管理模式，“参与式”档案工作模式的提出意味着档案工作者角色的转变，由档案实体的实际掌控者变为档案工作的指导人员。档案工作者角色的转变实质体现了档案工作思路的转变，即由代替国家单位和公众保管有价值档案的“替你管”思路，变为将档案专业知识和管理方法传授给社群成员的“教你管”思路[11]。这种管理思想的转变实质上是社群成员争取权利平等、身份认同成果的胜利，也是另一层面档案工作者职能的扩张。社群档案的“参与式”管理模式直接使档案工作由“聚权”向“赋权”转变，使得档案工作者能够跳脱主流记忆维护的固有模式，转而关注社会群体的记忆需求，实现由国家政治产物的管理者到国家政策制定参与者、引导者身份的认同转变，同多元社会主体共同致力于城乡记忆工程的建构。
由城市高速发展引发的历史缺失、人文生态弱化，造成了记忆的去中心化和趋同走向，而乡村记忆的复杂性、广泛性又迫切需要有效的檔案管理手段对记忆进行整合、规划。以社群为基础的档案实践活动打破了城市记忆偏正建构和乡村记忆体系鸿沟。因而，明确社群档案建构在我国的濡化多元融合发展趋向，将对社群档案填补城乡主流记忆空缺，塑造多元平衡记忆产生不可替代的作用。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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