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6年中长期科技规划是转型期特定政治经济背景下综合形成的国家行动，首次在科技规划中提出第一生产力和“面向、依靠”方针，突出阐述了科技体制改革，但是基础研究布局薄弱。1986年中长期科技规划取得重大成果，最重要的是在科学技术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突破，其次是科学技术规模进一步提升，科研人员和科技论文数量大幅增长，在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加强了“科技规划一科技计划”体系。对1986年中长期科技规划的研究会对今后科技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有益的参照。
[关键词]1986年中长期科技规划
转型期
经济发展 基础研究
[中图分类号]K27；G322.1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9)06－0070－09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按照规划模式发展科学技术，一共制定了十次中长期科技规划，但实施了九次。这十次中长期科技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大大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科学技术整体水平。科技规划在中国科学技术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对于科技规划的历史研究可以从一个比较好的角度认识和理解当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
科学史界和科技政策学界一般认为十次中长期科技规划中有三次比较成功，一次是《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奠定了我国科学技术和教育体制的基础，形成了我国科学事业的很多传统；第二次就是《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1986～2000年)》(以下简称1986年中长期科技规划)，是转型期比较成功的一次科技规划；第三次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规划纲要(2006～2020年)》，这次被看作新世纪非常重要的一次科技规划。学界对于1956年科技规划的研究比较充分，本文拟从科技规划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对1986年中长期科技规划做一些探讨。
一、1986年中长期科技规划的背景
我国的科技规划是在具体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国际关系等等复杂的背景中综合形成的政府文件，也是各种力量和利益平衡与博弈的合成结果，所以研究科技规划需要分析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政治背景
改革开放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很多新问题，中国共产党对其不断尝试给出答案。邓小平作为总设计师，深入思考了中国发展的很多根本问题。1985年4月15日，他在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时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这一年中国政府做出关于军队减少员额一百万的战略决策，这表明中国对于世界局势总的看法已经开始转变。同一时期，随着《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向全国发行，邓小平关于发展科学技术的思想对以后的科技规划产生了直接影响。
这一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为其他领域尤其是科技领域的体制改革带来活力。掌握科学技术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也越来越高。1983年3月，胡耀邦强调指出，正确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问题，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问题。198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大量吸收优秀知识分子入党的报告》，要求各级党委把决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优秀知识分子大量吸收到党内来。吸收优秀知识分子入党从组织程序上保证了他们的政治地位，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科学家们的关心。
1985年3月2～7日，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对科技体制的改革问题进行了讨论。会后不久，中共中央于3月13日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文件的出台具有重要的科学史意义，它构成了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起点。最为关键的是，文件要求“改革对研究机构的拨款制度，按照不同类型科学技术活动的特点，实行经费的分类管理”。对主要从事技术开发工作的科研机构逐步推行技术合同制，争取在三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减少乃至停止国家的财政拨款；而对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工作，通过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和其他科学技术基金会，逐步试行科学基金制，而基金来源则主要靠国家预算拨款。科技体制改革作为国家整个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成为1986年中长期科技规划和以后历次规划的一个重点内容。
(二)经济背景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总任务：到2000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80年的7100亿元翻两番，达到28000亿元。改革开放到1986年已取得很多成就。“六五”国民经济计划(1980～1985年)取得了重大成就，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0％，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取得长足发展。“七五”国民经济计划(1986～1990年)特别强调“坚持把科技进步和智力开发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更好地发展科学、教育事业”。“六五”计划的成就和“七五”计划的目标就是1986年科技规划所处总的经济形势。
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向深入。1984年中国政府确定大连等14个沿海城市为开放城市。同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此外，1986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关于改革职称评定、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报告》，这是我国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科学技术工作者开始打破“大锅饭”。同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科技人员合理流动的通知》，要求各地领导机关为人才合理流动创造条件。这一切都表明市场因素开始被引入到知识分子和科学界中。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重要科技事件。1986年3月3日，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上书中共中央，提出发展高技术的建议。邓小平在这份建议上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以下简称“八六三计划”)。“八六三计划”提出了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先进防御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等七个领域中的15个主题项目，作为我国今后发展高技术的重点。
此外，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计划管理体制、价格体制、财政体制、投资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使得1986年中长期科技规划面临与前几次科技规划很多不一样的新情况。
二、制定过程与文本分析
(一)制定过程
1980年12月，国家科委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集中力量研究讨论了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问题，并于1981年2月23日形成了《国家科委党组关于我国科技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提纲中对1986年科技规划的编制提出设想和安排。1981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
准并转发了国家科委党组《关于我国科技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并责成国家科委会同有关部门准备起草10年、20年的科技发展规划。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在报告中重申了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并且第一次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国民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今后必须有计划地推进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推广各种已有的经济效益好的技术成果。这样，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更加明确了。10月，全国科技奖励大会召开，会上国务院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做了题为《经济振兴的一个战略问题》的重要讲话，深刻地阐述了“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简称“面向、依靠”)的科技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直接影响了1986年中长期科技规划的制定。
1982年底，国务院批准了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关于编制十五年(1986～2000年)科技发展规划的报告》。1983年1月18日，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全国编制科技长远规划动员会议，邀请了1000多位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参加。随后，成立了由国家科委、计委、经委等共同领导的“科技长期规划办公室”，成立了19个专业规划组，组织了200多名专家集中在北京开展工作。全国实际参与这项工作的有3000多人。规划办还邀请了联邦德国、日本、欧共体、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人士与工程技术专家座谈，从中了解国际科学发展趋势和一些国家发展中的经验。这次中长期科技规划的编制工作分两个阶段进行：1983年2～9月，完成了近30个行业的资料调查汇总和初步轮廓设计；1984年3～10月，先后编制了《“七五”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计划》(以下简称“七五”科技计划)、1986年中长期科技规划和重点传统产业以及六个新兴技术领域的发展计划纲要。
(二)规划特点与文本分析
这次规划没有太多涉及科学技术本身的详细规划，较多讲到科学技术发展外围的东西，如体制改革、国际交流、政策措施等。科学技术本身的规划大约1／4，体现了市场因素的渗透和直接微观管理转向间接宏观管理科学技术的趋势。
1986年中长期科技规划共分六个方面：形势与抉择；战略与方针；发展重点；深化改革，建立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新体制；坚持对外开放，积极推进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政策与措施。通对这次科技规划的文本分析，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
1、首次在科技规划中提出第一生产力和“面向、依靠”方针
在第一部分形势与抉择中，首次在科技规划中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伟大革命力量。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将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而且第一次在科技规划中明确提出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把经济建设进一步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必将保证我国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胜利实现，同时将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规划中对我国过去科学技术的成就、经验和教训做了总结，实事求是分析了现代化建设的资源约束条件，对于科学技术对现代化建设的作用有了更加深刻清晰的认识。
在第二部分战略与方针中，对于未来15年乃至更长的时期内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指导思想做出阐述。明确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认为“科学技术要在改革开放中发展。科技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协调”。科学技术的政治和经济功能又一次得到体现和加强。从后来的实践看，科技体制有时受制于政治体制改革，有时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冒进的科技规划相比，这次规划比较务实。比如提出到2000年我国工业主要领域大体达到经济发达国家70年代或80年代初的技术水平，到2020年达到经济发达国家21世纪初的技术水平，在总体上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对于发展重点，规划有明确的目标，就是利用科学技术推进产业发展，如传统农业转变到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集约农业上来。
对于工业，同样赋予科学技术特殊使命：促进工业更新换代，提高效益。工业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任务，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对我国各主要工业领域进行技术改造，提高效益。科学技术被当作提高经济效率的有力工具。
1986年中长期科技规划还专门对高技术发展做出布局，指出高新技术研究从一开始就要注意与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密切结合，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促进高新技术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力争在微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航空航天、自动化、新能源、激光和海洋等领域有所突破，使我国在世界高新技术领域占有一定的地位。这和“八六三计划”的出台是互为因果的。促进高新技术发展，一方面可以有力地促进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延续和加强了科技规划突出技术和“技术先行”的规划理念。值得注意的是提出干线飞机计划，“发展国产干线飞机的设计制造与批量生产技术，加强飞行安全技术研究”。
规划的第五部分阐述坚持对外开放，积极推进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规划明确提出通过国际交流促进企业对新技术的消化吸收。“切实做好技术引进及其消化、吸收与创新的工作，是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的一项长远战略措施……国家要制定技术引进的法规、序列和标准，加强宏观控制与管理，防止盲目引进和重复引进，注重保护知识产权……国家要通过立法，确保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创新的资金渠道，确保科研机构参与技术引进及其消化、吸收和创新工作的全过程。”但是实施中由于企业对于技术引进积极，对于消化、吸收和创新则不够积极，导致重复引进多，创新能力差。所以到了21世纪后，在《2006～2020年中长期科技规划》中专门对促进企业创新能力建设做出规划。
2、基础研究布局薄弱，涉及国防科技布局
对于基础研究，规划与以前三次科技规划相比，无论在内容分量和文字表述上都要弱得多。对应用基础研究的规划多于纯粹基础研究。强调基础科学需要围绕国家目标展开，“在对前沿学科做出总体部署的同时，紧紧围绕农业、能源、交通运输、信息、材料等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领域，及人口、医药卫生、资源、生态等重大问题，开展多学科综合性研究。”要求科学与经济紧密结合导致矫枉过正，使得需要很长时间投入而且经济产出不明显的基础科学受到忽视。这或许是我国基础科学长期得不到大幅度提升的国家层面的原因之一。进入21世纪的最高国家科技大奖很多授予的是1986年科技规划以前取得的科学成果，可以说明1986年科技规划在基础科学方面是个失误。
与以前科技规划对于国防科学技术在民用科技规划中只字不提情况不同，这次规划对于国防领域也有所安排，希望科学技术在经济能力许可的情况下，对国防技术提升起关键作用。重点发展对提高我军作战能力有重大作用、对国防科学技术乃至整个国家科学技术水平提高有较大带动作用的武器装备系统。为此，要加强对这些武器装备系统研制有重大作用的关键技术的
研究。由于国防的特殊性，从第一次科技规划(即1956年科技规划)开始，就分为民用科技规划和国防科技规划，尽管存在交叉和重复，但在改革开放和转型前，两方面的科技规划都得以顺利实施。在改革开放后，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民用科技规划和国防科技规划分别制定和实施已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形势，双方争抢资源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所以军口和民口的科技规划在1986年科技规划中出现融合的倾向。
3、突出阐述了科技体制改革
这次规划与前三次科技规划最大的不同是专门用大量篇幅讨论科技体制改革的问题，这与当时体制改革大潮汹涌的大背景相关。科技规划关于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总目标的表述是：建立和完善符合科学技术发展客观规律的、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科技同经济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新体制；促使科技工作积极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服务，推动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对于基础性、公益性、重大技术攻关方面的研究，由国家提供稳定支持，而市场开发类、应用类科研机构被推向市场，与经济主战场结合。
规划中专门用一章阐述科技体制改革，这是以前科技规划没有的。国家重点支持一部分研究开发机构，承担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公益型科学技术工作和重大的综合性、长远性科学研究任务，或承担全行业的通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任务。其余大部分全民所有制科研单位，尤其是大批技术开发型的中小型科研机构，将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按照市场调节的机制，逐步分流重组。从规划执行的实践情况来看，走向市场的科研机构经过痛苦的蜕变之后，大部分存活下来，效益逐渐提升，对社会经济建设确实起到积极的作用，研究人员的个人收入也比改革前大幅提升。但是基础类、公益类研究则受到较大影响。许多优秀科研人员得不到稳定支持，使得我国基础科学整体质量在20世纪80～90年代提升较慢。
1986年中长期科技规划与以前的科技规划相比，更加重视把科技发展规划同技术改造规划和经济发展规划紧密结合，将国家经济发展目标作为科技规划的约束条件。规划强调，“本纲领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十三大以来历届中央全会的精神制定的，目的是阐明我国中长期自然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方针、政策和发展重点，指导我国到二〇〇〇年以至二〇二〇年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是转型期科技规划尤其是1986年中长期科技规划的一个主要参照量。
规划最后一部分阐述政策与措施。提出到20世纪末，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经费达到研究开发经费总额的10％左右。但这个目标实际上并没有达到，1986年中长期科技规划部分地方存在“目标高、实践低”的问题。
三、1986年中长期科技规划效果分析
由于国家在1990年又制定并实施了第五个中长期科技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1991～1995～2000)》，所以到1990年后，1986年中长期科技规划的效果如何只能考查以后的科技规划。从后来中长期科技规划与五年计划的关系来看，10～15年以上中长期科技规划都分阶段落实在每个五年科技规划中，而且根据情况变化，动态调整五年科技规划。实际上，1986年规划主要落实在“七五”科技计划上。为落实1986中长期科技规划的设想，安排“七五”期间的科技工作，规划办公室组织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编制了“七五”科技计划，包含5个部分：重点科技项目计划168项，其中重中之重有40项；重点工业性试验项目计划47项；重点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项目计划98项；科技事业重点建设项目计划45项；重点基础研究项目计划43项。
最后正式形成的“七五”科技计划中的《“七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以下简称“七五”攻关计划)包括：200项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项目；76项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其中种子和粮食转化、技术的消化吸收项目等34项，轻工、金属和化工原料的深度加工等16项，新兴技术领域等11项，社会发展等15项。到1990年底，上述计划项目已基本完成。
1986年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和“七五”科技计划在很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最重要的是在科学技术体制改革方面。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使我国科技战线进入了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科技拨款制度改革改变并增强了科研开发机构的活力，通过技术合同、技术作价入股、成果有偿转让、联办企业、申请科技基金以及科技贷款等多种形式，改变了以前科研机构单纯依靠政府拨款的运行机制，开辟了科技经费不同渠道的多元化来源。1985年以后，通过实施《技术合同法》和《专利法》，确立了技术成果的商品地位，我国技术市场逐步确立并壮大，科学技术逐渐“长进”经济体内。
其次，科学技术规模进一步提升，科研人员数量大幅增长。1990年，全国共有60多万人从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活动，与同期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从事研究与开发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绝对数仅次于苏联、美国和日本，位居世界第四位，取得较大进步。但每百万人口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在科技成果方面，“七五”期间，我国共取得省部级和国家级重大科学成果11万多项。1988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这是我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又一重大突破。在科技论文方面，“七五”期间，国际著名的四大论文检索系统，既科学引文索引(SCI)、科学评论索引(ISR)、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STP)、美国工程索引(EI)收录的我国科技论文总数为近5万篇。从论文数量看，我国排名有所上升。
第三，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在高技术产品出口方面，“七五”期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为70多亿美元。全国主要科技力量转向为经济建设主战场服务，培养了各类专业人才和科技管理人才。在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和技术引进工作方面有了突破。但是从实践来看，企业重引进、轻消化以及重复引进的情况比较普遍，企业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和熟练技术工人也很缺乏。
总的来看，1986年中长期科技规划对于促进经济建设确实起到很大推动作用，远比以前的科技规划对经济促进作用更大。但在实践中，过于把科学技术当作促进经济的手段或工具则带来负面影响，功利性的规划理念比较突出。
四、加强“科技规划－科技计划”体系
1986年中长期科技规划实施后另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加强了“科技规划一科技计划”的科技体系。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在改革开放后逐步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形成了一批与科技规划相应的科技发展计划。原先靠单一的科技规划发展科学技术的体制逐渐化解，“科技规划一科技计划”的科技体系开始逐渐形成并加强。1986年中长期科技规划中，对具体的科学计划进行了阐述与布置，积极推进“八六三计划”、“火炬计划”等具体的科技计划，以保证科技规划的实施。
从1982年我国第一个国家科技计划——《“六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出台以来，在改
革开放30多年里，国家陆续出台了30多个科技计划，形成了具有多方面功能、多个层次的国家科技计划体系。“科技规划一科技计划”体系至今趋于完善。20世纪80年代出台的科技计划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为推动我国中长期科技规划的实施，国家出台了很多具体的科技计划，科技规划处于核心地位，这些科技计划把科技规划的项目和原则落到实处，从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技计划体系。从这些具体的科技计划来看，大部分以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为目的，体现了“面向、依靠”的指导思想。
五、对1986年中长期科技规划的反思
(一)技术先行取得巨大成效
1986年中长期科技规划比较成熟，论证也很充分。这次科技规划，无论从文本分析还是具体实施来看，技术规划在整个科技规划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从追求经济效益和GDP增长速度的愿望看，技术比基础科学作用更大，也更直接。所以1986年中长期科技规划中，贯彻了技术先行的思想。“发展高技术，实现产业化”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在某些时段，技术先行几近成为“技术独行”。技术先行和技术优先保证了我国科技总体规模的迅速提升，我国被称作“世界工厂”与重视技术发展有一定关联。
技术高速发展使我国在很多领域实现了跨越，大大促进了经济效率提升，对于国家整体实力的提高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必须指出，我国的技术先行有很多不足之处，在20世纪80～90年代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基础科学呈现整体下降的趋势。除了造成基础科学发展地位与技术不相称外，就是技术本身也存在重视引进、轻视消化吸收的问题。所以在21世纪科技规划中才会特别强调自主创新。
(二)“面向、依靠”重于“攀高峰”
进入转型期后，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得科学技术从支撑巩固政权转变到支撑经济发展，并逐渐凝练出“面向、依靠、攀高峰”的发展方针。在“面向、依靠”和“攀高峰”中，“面向、依靠”重于“攀高峰”。这对后面的几次中长期科技规划有一定的影响，如“九五”科技规划论述和“八五”科技规划一样，对基础科学布局的内容不多，在1万字的文本中，论述基础科学不到500字。即便布局基础科学，也是要体现对支撑经济发展这个核心目标服务。
1986年中长期科技规划中“面向、依靠”的成分明显多于“攀高峰”。前面两者使科学技术在促进经济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后者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忽视。这一方面使得我国的基础科学整体实力在20世纪90年代不如技术门类的增长快，另一方面功利性的科技规划理念被进一步发展，并且延伸到整个中国科学技术体系中，对我国的学术环境也造成一些直接的负面影响。
(三)强化经济功能
1986年中长期科技规划围绕着如何具体服务于经济建设展开，因此反映出规划的一个特点就是“强化经济功能”。我国的科技规划是政治活动的延伸，并不是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协议。在改革前，科技规划中政治上的因素大于科学技术的因素。进入转型期后，科学技术被当作生产力继而成为第一生产力，科技规划的经济功能被大大突出。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为了发展科学技术本身，更在于发展经济。科学技术对社会有促进作用，这是科学社会学的基本原理。促进作用包括经济功能、文化功能、政治功能、教育功能等和其他一些社会功能。在转型期，经济功能被专门突出，高于一切。
“强化经济功能”不只是1986年中长期科技规划的特点，也是转型期其他几次中长期科技规划的特点，使得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被刻意倾向于经济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国家实力大幅提升，同时科学技术自身的规模和条件也得到很大改善。但是必须认识到过于追求经济效益和短期成果，使得基础科学发展受到有意无意的忽视，科学自身的发展受到限制，我国科学技术长远发展的后劲不足与此相关，这对于我国长久的民族利益也是不利的。目前，“十二五”科技规划正在预先研究中，对1986年中长期科技规划的研究会对今后科技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有益的参照。
[责任编辑：张 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