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美军作战条令和军事思想中所体现出的直觉决策理念，总结美军在探索培养指挥员直觉决策能力过程中的研究发现和实践结果，进而指出未来探索更为有效的培养方法的研究方向。
2 美军的军事决心制定程序
美军较为成熟的军事决策程序主要遵循整合模型（integrative model.对该模型的介绍见Birnbaum&LaCroix，2008；汪祚军，李纾，2012；汪祚军，欧创巍，李纾，2010）的思想。整合模型基于人的无限理性观，假定人们能够对各种信息进行整合，最后选择总体期望值或效用最大化的选项。整合模型包括后悔理论（Bell，1982）、失望理论（Bell，1985）、前景理论（Kahneman&Tversky，1979）以及累积前景理论（Schimidt，Starmer，&Sugden，2008）等一系列决策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彼此之间存在差异，但均保留着整合模型的理论内核，即无论是将客观价值用主观效用来取代，或是将客观概率转换为主观概率，抑或引入更为复杂的函数，最后都是通过赋予权重和相加求和的过程分别计算每个决策方案的总体期望值或效用值，然后比较每个方案总体值的大小，从而选择总体值最大的选项（汪祚军等，2010）。
以整合模型思想为基础的军事决策模型，强调决策过程的逻辑化、标准化和规范化。例如，美军制定作战计划的主要程序——军事决心制定程序（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program，简称MDMP）要求指挥员在决策时应遵循以下7个步骤（U.S.Department of the Army，2005，2010）：接受任务（receipt of mission）、任务分析（mission analysis）、拟定己方行动方案（course of action development）、行动方案分析（cOA analysis）、行动方案比较（cOAcomparison）、行动方案批准（COA approval）和生成命令（order production）。MDMP是合理的决心制定程序，它建立在分析性的推理和判断之上。当指挥员掌握完备的战场信息时，MDMP可以帮助指挥员以一种符合逻辑的、有序的步骤对问题进行处理。例如，在程序的开始阶段，指挥员必须清楚地阐述他想取得的作战目标，参谋人员随后制定多个可以达成目标的行动方案，并分析和比较各方案之间的优缺点，最后由指挥员从这些方案中选择出能够实现目标的最佳方案。这种决策程序为解决定义良好的战场问题提供了有序的方法（Davison，2008）。
MDMP秉承了整合模型的比较多个选项，选择最优选项的核心思想。例如，在MDMP的行动方案比较阶段，美军野战手册要求参谋人员使用决策矩阵（decision matrix）技术对每个行动方案的有效性和效率进行量化，通过计算和比较选出价值最大的方案（U.S.Department of the Army，2010）。如图1，参谋人员从简明性等五个评价标准对方案1和方案2进行评估和量化比较。权重表示参谋人员对标准相对重要性的等级赋值，数值越小，等级越高。每个方案在每个标准之下有两个数值：未加括号的数值反映的是该方案的等级值，同样数值越小，等级越高。例如，在简明性标准下，方案2比方案1更简单易行，因此方案2为1，方案1为2。括号内的数值等于权重和对应方案等级值的乘积。方案2的总值和加权总值均小于方案1，因为数值越小，表明该方案的价值越大（最小=最大），所以方案2优于方案1被选择。
MDMP是以分析思维为主的军事决策模型（CojOCar，2011；Davison，2008，），它可以帮助“指挥员运用严谨的方法、清晰的思路、合理的判断、缜密的逻辑以及自身的专业知识来理解情境、制定方案、解决问题并最终定下决心”（U.S.Department of the Army，2010，p.B-1）。因此，MDMP适用于目标状态清晰，决策信息完备、决策时间充裕的问题情境。然而，信息化作战中的军事决策却很难完全满足MDMP的适用条件。例如，Stiehem和Nicholas（2002）认为现代战争充满着动态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这些特性可能会使得MDMP在真实的作战情境中失去效用，甚至造成危害。在两伊战争期间的Vincennes号事件中，美军Vincennes号战舰指挥员下达指令击毁了向着战舰飞来，却对美军呼叫没有回应的民航飞机，导致290名乘客全部遇难（Wise，2007）。在上述事件中，指挥员的决策符合贝叶斯概率计算出的最优决策结果，但是研究者指出，在信息不完备、时间紧迫、责任重大情况下的决策，是无法用整合模型来描述的（郎淳刚，刘树林，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