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创造效应及贸易潜力

计划”开始顺利实施，有效促进了农产品贸易;2004年11月，双方签署自贸区《货物贸易协议》，于2005年7月开始相互实施全面降税;2007年1月，双方签署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于当年7月顺利实施;2009年8月，双方签署《投资协议》。在一系列精心准备的基础上，2010年1月1日起，一个涵盖近19亿人口、6万亿美元GDP、4.5万亿美元贸易额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建成②，目前区内国家经济总量已超过10万亿美元。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作为我国与其他国家建设的第一个自贸区，是目前我国参与建成的最大自由贸易区，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是继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之后的世界三大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一。在当今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深化升级中国—东盟跨境区域经济合作已经成为积极应对全球经济变革的重要途径，对我国和东盟国家乃至全球经济而言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自2000年11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概念提出至今，双方贸易发展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双方贸易规模扩大迅猛，从2001年的415亿美元快速增长到2013年的4 436.57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20%，超出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复合增长率2.5个百分点。二是双方贸易增长阶段性特征明显，2001～2003年双方贸易处于提速阶段，超出我国对外贸易总体增速5个百分点，2004～2008年双方贸易步入稳行阶段，与我国对外贸易总体增速基本持平，2009～2013年双方贸易进入提升阶段，增速高于我国对外贸易总体增速近3个百分点。三是我国与东盟国家贸易额个体差异明显，2013年，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越南分列我国与东盟贸易伙伴国前五位，占到中国—东盟双方贸易额的87.25%，其余5国仅占到12.75%。四是双方贸易差额形势由我国逆差转为我国顺差，2001～2011年，我国在双方贸易中始终处于逆差地位，2012年后转为顺差地位，2013年顺差达到443.83亿美元，占2013年双方贸易总额的10.03%。五是东盟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截至2013年底，东盟已经成为我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市场（见图1）。

（二）文献综述

关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大多认为贸易创造效应十分明显。自由贸易区对双方区域发展和产业发展的影响是贸易创造效应的基础，龙云安（2013）应用空间经济学理论模型证明CAFTA加速了成员国之间的产业间贸易，通过自由竞争机制和成员国政策协调机制减少冲突、避免产业畸形，从而促进成员国经济发展趋向平衡。陶岸君和孙威（2010）认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我国广西、云南等西南地区经济发展有利。徐婧（2008）指出CAFTA对中国从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泰国等东盟五国的进口比出口具有更大的扩大效应，CAFTA对不同东盟国家影响不同，菲律宾和泰国向中国出口的增幅较大，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向中国出口的增幅较小。陈雯（2009）运用2002～2006年的贸易数据分析中国和133个贸易伙伴国数据发现CAFTA有很大的贸易创造效应。戴卓（2012）通过分析国际贸易网络结构的决定因素，计算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国际贸易网络密度得出整体结构较松散的结论，其中中国、新加坡和越南是核心国家，其余国家为边缘国家。程伟晶和冯帆（2014）基于1995～2001、2002～2009、2010～2011三个时段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显著促进了中国与东盟进出口贸易，具有比较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对中国与非东盟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影响有限，贸易转移效应不明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具有显著为正的贸易效应，对东盟国家更加有利，中国具有相当比较优势的部门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部门，东盟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是自然资源密集型的产业部门。

关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潜力是当前的研究热点，尤其是2010年1月1日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以来及未来潜力预测问题。对双方贸易流量影响因素的研究方面，谢娟娟和岳静（2011）认为以口岸效率、海关环境、国内规制环境、电子商务应用等为代表的贸易便利化程度对中国与东盟贸易流量影响显著，关税税率差异也会影响贸易便利化;沈铭辉（2013）基于微观层面自贸区利用率问卷调查却显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利用水平较低，原因包括缺乏FTA信息、取得原产地证书太慢或涉及费用过大、FTA提供的降税优惠幅度太小、提供原产地证明文件很难、对方非关税壁垒太多等，影响了企业利用自贸区优惠关税的积极性，而扩大宣传和行政便利措施可以释放贸易潜力;李红和方冬莉（2010）指出人民币汇率变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等为中国—东盟贸易发展提供空间。对双方贸易潜力的研究方面，张彬和汪占熬（2011）基于1995～2008年HS92商品分类研究表明中国—东盟自贸区组建之后，整体上各成员国贸易效应系数为负值，产业内贸易水平下降，各成员国获取长期经济动力来自于深化分工以充分利用自身禀赋优势，同时也意味着不对称需求冲击出现的概率较大;赵雨霖和林光华（2008）对中国与东盟双边农产品贸易流量和贸易潜力的分析表明东盟各国存在差异但总体上潜力巨大;程伟晶和冯帆（2014）证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过程和建成之后对中国与东盟的进出口都有贸易创造效应，没有发现贸易转移效应，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过程中和建成之后对双方贸易总额的促进作用分别为0.82%和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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