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逻辑
一
纵观世界近现代的一百多年历史，没有哪个民族如同中华民族一样，在动荡与战火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在所有不堪回首的历史往事中，没有哪个事件比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日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创伤更为惨重。
那场战争，中国战史称之为“抗日战争”，日本战史称之为“中国事变”。
一九二一年，几名被派往欧洲的日本少壮派军官，依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在莱茵河畔的巴登温泉订立盟约，约定回国后在军界“消除派阀、刷新人事、改革军制、建立总动员态势”，全力推进日本的军国主义国家改造，史称“巴登巴登密约”。参加订立“巴登巴登密约”的军官们，均毕业于日本帝国陆军士官学校，有时任日本驻瑞士武官永田铁山、日本驻德国武官东条英机、日本驻俄罗斯武官小畑敏四郎，还有专程赴欧洲考察的冈村宁次少佐。一年或两年后，他们先后归国，日本名目繁多的法西斯团体随之纷纷成立，这些团体逐渐控制了陆军省、航空部、资源局等要害部门。而那些带头发起组织法西斯团体的青年军官，后来绝大多数成为日本军政首脑人物以及侵华战争中的军事将领：石原莞尔、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等。
也是一九二一年，日本在企图扶持中国东北军阀张作霖的同时，明确表示：“满蒙地区与我国领土相接，对我国防及国民经济生存，关系极为密切。以此两个利益为主，在满蒙地区扶植我之势力，此乃我对满蒙政策之根本。”
还是一九二一年，在中国的上海，一个新的政党出现了。这个名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在后来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中，成为抱有最不妥协态度并拥有最顽强意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同怀拯救衰弱中国的梦想。尽管两党在政治上存在巨大差异，但在拼死抵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上不存在分歧——过去是这样，现在依然是这样。
可是，一九二一年的中国已深陷军阀混战中。自一九一六年袁世凯去世后，各路军阀为争当统治者接连开战，整个中国在你来我往的厮杀中四分五裂。一九二〇年，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下，通过大战取得对皖系军阀段祺瑞的胜利，北洋政府权落直系与奉系手中。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系战败的结果导致张作霖退守山海关。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这一次奉系军队战胜直系军阀吴佩孚，张作霖推戴段祺瑞再掌北京政权。此时，在中国的南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于一九二四年成立黄埔军校，一九二五年开始北伐战争，孙中山希图通过北伐结束军阀混战，将中国引向统一和强盛。一九二六年初，为防止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入侵，张作霖通电全国宣布东三省独立，并随之开始全力扩充军队。
无论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从战场距离上看与中国的东北地区相距多么遥远，对日本人来说，他们与张作霖一样，依旧认为北伐将对其在东北的“特殊利益”构成威胁。一九二三年日本关东发生大地震，不但造成二十四万人伤亡，还给日本经济造成极大重创。经济危机使得执政内阁倒台，新任首相是曾在日俄战争中出任满洲军总司令部作战部参谋的田中义一。这位军人出身的首相上台伊始，便否定西方列强坚持的满洲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他的强硬立场立即得到因在中国辽东半岛南部设置“关东州”而得名的关东军的支持。以至于日本军部把能够动员的三十二个师团中的十六个师团，直接针对着中国的东北、京津、山东、华北、上海和福建方向，甚至还策划了对中国心脏地区汉口的作战蓝本。
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军仍在北伐期间，蒋介石以国民党武汉政府受共产党控制为由，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武汉政府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并准备出兵征伐南京，史称“宁汉分裂”。无论国民党内部矛盾纷争如何激烈，但双方很快在一个政治目标上达成了一致，那就是必须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清除共产党。国民党开始了对共产党人的杀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彻底决裂。
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分道扬镳，令日本人再次幻想可以趁机从国民党人那里获得对其在东北地区权益的承认。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在田中义一的主持下，日本内阁召开专门讨论中国局势的东方会议，宣称中国目前的混乱局面使得日本的在华权益受到威胁，特别是中国的东北地区关乎日本生命线的安全，因此日本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自卫措施”。会后，田中义一起草奏折，于七月二十五日呈送天皇，明确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侵略国策。这就是最为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当世无其匹敌。我国欲开拓其富源，以培养帝国恒久之荣华，特设南满洲铁道会社，藉日支共存荣之美名，而投资于其地之铁道、海运、矿山、森林、钢铁、农业、畜产等业达四亿四千余万元。此诚我国同业中最雄大之组织也。
《田中奏折》首先说明，自明治维新以来，凭借与中国“共存共荣”之名，日本已成功地在物产丰富的中国东北地区建立起庞大的殖民机构，南满洲铁道会社便是其中“最雄大”者。接着，《田中奏折》阐述了日本应对中国东北地区实施的基本策略，这一政策概括起来就是：占领中国的东北地区，进而以发展贸易的“假面具”将日本势力推至全中国，然后利用中国丰厚的资源进军亚洲乃至世界：
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我对满蒙之权利如可真实地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而风靡支那四百余洲;再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为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权利乃其第一大关键也。况最后之胜利者赖食粮，工业之隆盛者赖原料也，国力之充实者赖广大之中国国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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