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廉昌,男,云南省昭通市人,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曾在中学任教多年,后任教于昭通教院(与昭通师专合并),现为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副教授,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美学和写作学研究。曾在《边疆文学》和《滇池》上发表过小说和散文,在《边疆文学•云南文艺评论》发表文学评论多篇。多年来致力昭通文学创作研究,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专著《走进昭通文学——昭通文学创作研究》一书。文学评论曾获第二、三届昭通市政府文学艺术成果奖。近几年重拾小说和散文创作。
前 言
这是发生在“文革”时期的一个爱情故事。也许它没有大波大澜大起大伏,但是故事的主人公却在用他的整个心灵去感受时代的风雨,人间的冷暖,于是他懂得了在这坎坷的人生旅途上什么才是最宝贵的,最值得珍惜的。他将自己感悟生活而收获的珍珠藏在心里,深深地,深深地……
一
进入电机厂,我们被分配在冲压车间劳动,我们的工作叫做“打毛刺”。这个车间就是负责用大冲床将大块大块的砂钢板冲压成制造电机的转子和定子用的圆盘。工人师傅把矽钢板送进大冲床的模具中间,用脚踩一下开关,只听见“咣当”一声,一个圆盘便冲压出来,然后再冲压分成转子和定子两部分。接着再用小冲床给这些圆盘打孔,以便穿过漆包线的线束。那时冲床模具的工艺不高,冲压出来的圆盘周边常有毛刺,工人师傅就让我们用一块锯片的背往圆盘周围一刮,就把那些毛刺刮干净了。这是个不需要劳动技术的粗活,做活时我们可以和那些干同样工作的女工们聊天摆龙门阵。因此下厂只一个多星期,厂里的轶闻趣事花边新闻便知道不少。同时,我们的工作单位、年龄籍贯、家庭出身、文化程度、结婚与否,也被工人们一一作了调查盘问。大概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填表式的政治审查非常普遍,无论是升学、招工、参军、居委会的基本情况调查,乃至单位的年终鉴定,都有这个形式,它无形中形成了人们的一种思维定势,所以工人师傅们在和我们的闲谈中也就不知不觉地把这些政审的项目贯穿进去了。而这种不是政审的“政审”,多年来是令我头痛的一件事,或者说是令我感到尴尬的一件事,就好像要我对着这些闲聊的人把自己的衣服脱光了展览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在填写政审表时,其中最重要的栏目就是家庭出身、本人成份、政治面貌以及直属系亲属的政治面貌,这些栏目的内容如实填写上去,基本上就能决定一个人的前途命运。面对这种调查式的闲聊虽然不是政审,但却是让周围的人审视你,不允许你有隐私。
我最怕别人盘问我的家庭情况,对于组织上我是不敢隐瞒的,但是人们在闲谈中又要把我揪出来亮个相,当了解了情况之后又用一种玩味和轻蔑的眼光来审视我,从我的窘迫中感到几分类似于在日光下玩弄小老鼠的快慰。正因为如此,在许多这样的场合,问到我的家庭出身和家庭成员的情况,我只好含糊其词。我是绝对不敢撒谎去拉件红外套来穿的,绝对不敢冒充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后代的,绝对不敢说我爹是叫化子光屁股,因为冒充革命后代,一旦真相大白,我就会被视为极端狡猾而危险的人物,在那积极分子打小报告盛行的年代,即使是闲聊也会有人把我的“撒谎”通到宣传部去,运动到来我就会成为“典型”了。所以在经历过多次这样的闲聊审查之后,我想出了一招:在闲聊中别人问到我的家庭情况,我就含糊其词,说:“做生意的。”我这是拉了一件灰外套来穿,即说了点实话,又隐瞒了点实情。因为资本家是做生意的,小商小贩也是做生意的。别人要再追问是小商吗?我“唔,唔”;或追问是民族资本家吗?我“唔,唔”;甚至追问是商兼地吗?我仍是“唔,唔”,表示他们猜得对。就是猜想我家是商人兼地主的阶级成分,也没有我的真实的家庭情况那么“黑”,那么“反动”。我就这样多次逃过了这种尴尬的局面。其实我对我的出身既不感到高贵也不感到低贱,只不过因为我生活在这样的现实之中,我需要适应社会。因为别人那种轻蔑和玩味的眼光并不是无缘无故地产生的。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这的确是至理名言。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这种“黑五类”受到的歧视与不公平待遇是不胜枚举的。那时阶级斗争的弦时松时紧。这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较松的时候,我们好像还感受不出“黑五类”处境的艰难来。要是阶级斗争的弦一绷紧,那我们的处境之艰难便立马表现出来。所以我这个黑五类的牌子只要一亮明了,招来的不仅是轻蔑与玩味的眼光,更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到了文革初期则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把血统论发展到了极至,这个时期红类子女都要命令黑五类子女接受监督劳动。你说,在这样的情势覆盖下,我们能不谨小慎微地过日子吗?所以,那时对于生活中的闲话聊天,我也会不由自主地在脑海里警惕起来,告诫自己把好关,不要说错话,不要轻易暴露自己的家庭出身。因此对于工人师傅们在闲聊中的“政审”,我也只好如法炮制,在“唔,唔”中敷衍过去。我们和他们很快就熟悉起来了。于是我知道了这个车间有两名漂亮的女工,皮肤一白一黑,被工人们称之为白黑二珍珠。他们都悄悄地指给我们看了。她俩都是开小冲床的技术工。工人们都称他们白珍和黑珍倒把真实姓名抛在一边了。其实白珍名叫秦琼,黑珍名叫吴蘅。他们说,全厂打单身的小伙子都想要摘取这两颗珍珠,只是被铸造车间的两个彪形大汉号上了。这两名大汉是退伍军人,身体强壮,长得帅气,在部队上练过武,又是铁哥们,被工人们称为大帅和二帅,谁也不敢招惹他们,厂里的许多小伙子眼看这两颗珍珠就要被他俩摘取也只好望洋兴叹了。
那天傍晚下班后,我打了饭菜便端到食堂的一个僻静角落坐下,一边慢条斯里地吃着,一边打量着进进出出的人群。我顺着许多人的视线望过去,正好看到铸造车间的那两位帅哥和我们车间的这两颗珍珠坐在同一张饭桌旁边吃饭边谈话。大帅满面笑容地和白珍谈话。由于他身材高大,腰微微弯着,没有了平时那种什么都不屑一顾的神色,白珍却侧着身子对着他,倒理不理的,眼睛似笑非笑地斜瞟着大帅。他用一把条羹一勺一勺地往嘴里送着饭菜,似乎很少说话。二帅和黑珍对坐着,二帅憨厚地笑着,节节巴巴地和黑珍谈话,黑珍也没怎么答话,只是温和地看着他。许多工人都认为他们两对是厂里的绝配。看到这种情景,我心里又有了一些感慨,我说不清是羡慕还是嫉妒,我说不清在我今后的人生旅程中还会不会恋爱?因为我已经遭遇过一次失恋的打击。我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人来爱我这个“黑五类”?大帅和白珍谈着谈着脸一下沉了下来,压着声音但却很重很急迫地问:“你到底去不去?”“不去!”白珍斜了他一眼很干脆地回答,脸也拉长了。这一下可把大帅惹急了。他的脸一下子憋得很难看,但又不好发着,他们俩就这么僵在那儿谁也不说话,连饭也不吃了,正在这时冲压车间的女技术员刁师傅走过来,一看这情景便开了句玩笑:“哎哟!怎么,电压不足了?电机都不转了?两个电灯泡也不亮了?”刁师傅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妇女,体态丰盈,两个丰满的乳房把的确良衬衫高高地顶起来,连乳头都看得清楚。大帅正找不到发泄之处,转过身抬起头看了一眼,说:“哟!刁师傅嘛!你那两只电灯泡倒是又大又亮,借来用用嘛!”他说着并且伸手去她胸前晃了一下。“庸俗!”刁师傅随口说了一句,但她仍然边笑着边吃饭,不料这一下激怒了大帅,他板起面孔骂:“臭知识分子!有啥了不起?”刁师傅一听收敛了她笑容,她没有料到大帅会如此出言不逊,她稍微停了一下,便冷冷地回了一声:“是呀,我们就是臭,什么知识分子?其实没知没识,没文化教养,出口成‘脏’!”她把‘脏’字说得很重。 刁师傅当着白珍的面说这么一句,大帅的脸色一下子变青了,停了片刻便开始破口大骂起来。刁师傅眼里噙满了泪水,别的工人们见此情景,赶快把刁师傅劝走了。我感到很奇怪:一方面骂别人“臭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又怕别人说自己没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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