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瑛（1903—1973年），湖北咸宁人。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到1931年在苏联留学。回国以后，她历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工会常委兼秘书长，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书记，省委巡视员等职。1933年4月，因叛徒出卖被捕。1937年9月，经周恩来、叶剑英营救出狱。
抗日战争期间，钱瑛历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代理省委书记，鄂中区党委书记，湘鄂西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驻川康代表、西南工委书记、南方局党务研究室主任等职。1943年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解放战争期间，她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重庆局、南京局和上海局组织部部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中局组织部部长、中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兼妇委书记、妇联主任、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人事部部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兼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监察部部长，内务部部长，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职。先后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届代表，第三届常务委员会委员，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四名女性委员之一。
钱瑛还是电影《洪湖赤卫队》里赤卫队队长韩英的原型之一，是党的秘密工作的杰出领导人，党和国家纪检监察工作的杰出领导人，其革命生涯极富传奇色彩，在党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被干部群众尊称为“钱大姐”和“女包公”。
一
1903年5月14日，钱瑛出生在湖北省咸宁县马桥镇肖桥村力稼庄的一个富商之家，乳名有生，学名钱瑛，号镜霞，又号寒松。后因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先后化名钱秀英、彭友姑、陈萍、钱季瑛等。
钱瑛出生前，由于其父钱训臣买彩票中了头彩，全家人都认为这个孩子会给家族带来好运，所以她出生后受到特殊的宠爱。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的她，在家族中享有与男子同样的待遇，被称为“四哥”“四叔”。
后来，钱训臣将中彩票的大部分钱用来赈灾和救济贫困亲友，剩余的钱建房买地，仅分给家人数千元。兄弟等人对他的做法非常不满，整日争吵，全家不得安宁。钱训臣一气之下离家远走，先到广东，后远渡日本，在东京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最后客死他乡。
钱瑛自幼跟随祖父钱兰田居住在潜江，成长在“道德守旧，学问唯新”的家庭里，深受传统伦理道德的熏陶。她8岁入私塾念书，熟读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酷爱吟诗作文，深得塾师称赞。祖父和父亲多年经商，见多识广，使她也有更多的机会接受外界的新事物和新思想。个性倔强的钱瑛对封建陋习深恶痛绝，渴望有独立的人格，向往自食其力的生活，说服父母不再给自己缠足裹脚。
1922年，钱瑛考入潜江县职业女校，由于学习成绩优秀，毕业后留校任教。这时钱瑛渐渐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慕名到钱家提亲的人络绎不绝。母亲彭正元经过挑选，收下了一个大户人家的聘礼，为女儿订下亲事。
钱瑛既痛恨包办婚姻导致的种种悲剧，同时又为求知求学的前途即将被断送而感到痛苦不堪，她坚决要求退掉这门婚事，结果遭到长辈们的严厉训斥。她再三向母亲苦苦哀求仍然得不到理解，便下决心以死抗争。一天晚上，她写好遗书后，摸起一把剪刀，朝着自己的颈部猛刺下去，顿时血流如注。母亲听到异响后赶来，从女儿手中夺下剪刀，将她及时送到医院抢救，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钱瑛用鲜血换来了母亲为她退婚，但从此在颈部留下一道深深的疤痕。
这件事使钱瑛认识到，要真正摆脱封建包办婚姻的枷锁，必须掌握独立生活的本领。1923年，她负笈远行，到武汉求学。母亲不放心，将她托付给在武汉的钱瑛族叔钱亦石。
钱亦石，1889年12月21日出生于世代书香家庭。1915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博物科，1920年毕业后，历任湖北省教育厅科员，武昌高师附小教导主任，武汉中学、共进中学、湖北女师教師。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钱亦石与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人一直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
1920年，董必武创办武汉中学，邀请钱亦石担任生理卫生课教员。1921年，陈潭秋与钱亦石等人组织湖北新教育社，出版《湖北新教育》。同年，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钱亦石等成立“湖北教育研究社”“湖北平民教育促进会”，董必武任董事长，陈潭秋、恽代英、钱亦石为董事。1924年，经董必武、陈潭秋介绍，钱亦石加入中国共产党，人称“红色教授”。
钱亦石对这位富有反抗精神的侄女非常喜爱和器重，鼓励钱瑛报考湖北女子师范学校。他除了提供食宿和补习条件外，还帮助钱瑛补习外语、地理、历史和自然科目。在钱亦石的教育和支持下，钱瑛参加了湖北女师的入学考试，成绩名列前茅。但在入学体检时，学校发现钱瑛曾缠足，便以其不便参加体育锻炼为由将她拒之门外。钱瑛既失望又焦急，一时处于痛苦之中。
为了让钱瑛入学，钱亦石出面与学校进行交涉，据理力争，最终说服了校方，使钱瑛如愿以偿地跨进了湖北女师的大门。
此时的武汉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这里风云际会、英豪云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武汉的经历与活动，影响和改变着一代青年精英们的命运。湖北女师是一所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潭秋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到该校组织发动学生反对封建式的管教，主张剪发、读新书。在钱瑛入校的前一年，该校爆发了著名的“女师学潮”，震惊武汉三镇，涌现出徐全直、夏之栩（赵世炎夫人）、杨子烈（张国焘夫人）、庄有义、陈媲兰、袁溥之、袁震之等7名学潮领袖，并培养出黄杰（徐向前夫人）、唐义贞（陆定一夫人）、张茜（陈毅夫人）等一批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的杰出女性。
二
进入女师读书后，钱瑛通过钱亦石先后认识了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人，深受他们革命思想的熏陶，思想渐渐趋向革命，逐渐从一名反抗包办婚姻的叛逆者成长为一名革命者。
从1925年起，钱瑛积极参加支援上海五卅运动和反对吴佩孚的学生运动。1927年3月，钱瑛在湖北女师由吴瑞芝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个月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浸入血泊之中，年幼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在这大浪淘沙的历史关头，入团才两个月的钱瑛毅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钱瑛革命道路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从此她矢志不移，几十年如一日，把整个身心都奉献给了伟大的革命事业。
不久，钱瑛从湖北女师毕业，在劳动代表训练班受训后，被派往江西九江市总工会组织部担任干事，负责纱厂及火柴厂工会工作。1925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公开叛变革命，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九江的秘密党组织也危在旦夕。留恋工作的钱瑛一直坚持到最后，才在工友们的掩护下安全转移。
此后，党组织安排钱瑛赶赴南昌参加八一起义，未及启程，起义军已南下。钱瑛旋即转赴广州，找到叶剑英领导的教导团，接上了组织关系。11月，教导团派一批干部到黄埔军校工作，钱瑛被调到黄埔军校任图书馆馆长。12月11日凌晨，钱瑛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她急奔白云山脚下追赶队伍，但因为曾经缠足行走不便，没能追赶上队伍。
此后一个多月，钱瑛在寻找党组织的路上险象环生，四次历险。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她借宿在一位寡妇家的柴楼上，寡妇见她年轻貌美，欲把她嫁给当地民团团长做小老婆，遭到钱瑛的强烈反抗。最后，钱瑛恳求寡妇看在都是女人的份上，放自己一条生路，并把仅有的一枚金戒指送给她。寡妇这才给钱瑛换了一套衣服，送了她一包蕃粉，让她扮作乞丐赶紧离开。
几天后，钱瑛来到了广州街上，这里天空乌云密布，地上血迹斑斑。钱瑛遭到警察的驱赶，到哪里去呢？钱瑛决定到香港去找党组织，不料在广九车站检查时，士兵发现她额头上有戴军帽的痕迹，马上严加盘查。钱瑛谎称自己给一位国民党太太当丫头，这位太太到香港去了，把她丢下来不管了。士兵们听后表示同情，凑了十几元钱给她，又请连长给她开了一张路条，劝她赶快回家。
钱瑛慌不择路，来到江边，看到一条民船停泊在岸边，便急忙跳了上去，船老板热情地招呼她进入船舱。当她看见舱内都是女人，一个个低头不语，愁眉苦脸，马上警惕起来。她悄悄询问身边的女人，这才明白自己上了人贩子的贼船。钱瑛心里暗暗叫苦，于是她不动声色，慢慢走到船边，一头扎入波涛汹涌的江水里。由于水性不佳，在水中挣扎一阵子后，她慢慢失去了知觉。等她醒来后，发现自己已在另外一条渔船上。原来，是好心的渔民救了她，并劝她年纪轻轻的不要寻短见。
天黑后，钱瑛投宿到一家小旅店，隔壁房间的两个男人见她容貌出众，先是心生邪念，继而又怀疑她是赤色分子，想拿她去报官请赏。为了逃脱险境，钱瑛急中生智，连夜在手帕上写了一首仿《木兰辞》，大意是未婚夫夭亡，立志守节，和父亲外出投亲，路遇土匪，父亲被打死，随身财物也被抢光，虽然处境艰难，其志不移。
第二天，钱瑛混上火车后，发现那两个男人一直尾随跟踪。车上的乘警发现她无票乘车，特别是看到她前额有戴过军帽的痕迹，怀疑她是共产党，对她搜身检查，并发现了那块写有仿《木兰辞》的手帕。他们把钱瑛带下火车，来到站长室，车站站长和印花税局局长对这首仿《木兰辞》赞赏有加，认为这样一位“节孝双全”的女子不会是共产党，就放她走了。
钱瑛脱险后，又几经周折，终于在香港找到了党组织，随后被分配到广东省委恽代英领导下的宣传部工作。一个月后，党组织将她派往上海。
三
1928年7月，钱瑛第一次来到上海，被分配到全国总工会秘书处担任秘书及内部交通，在秘书长谭寿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谭寿林，1896年出生于广西贵县一个农民家庭。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积极传播马列主义，成为第二批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之一。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参加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共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工作，与王尽美等人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6年，谭寿林担任梧州地委书记，领导成立广西省委筹备小组。同年12月被捕，被敌人关入死牢，百般折磨，毫不屈服，坚持斗争。出狱后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再次被捕。1928年春出狱后到上海，任全国海员工会秘书长、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等职。
钱瑛聪颖过人，工作勤快，认真负责，很快受到谭寿林的信任。谭寿林才华横溢，阅历丰富，平易近人，让钱瑛心生敬佩，两个年轻人在工作中逐渐产生了感情。这一年钱瑛25岁，谭寿林33岁。在大家的热心撮合下，1928年12月，钱瑛和谭寿林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在严峻的白色恐怖下，中共中央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决定选拔一部分干部到苏联学习。钱瑛与谭寿林结婚不到3个月，就接到中央组织部送她到苏联学习的通知。谭寿林积极支持妻子到苏联学习。为了能让钱瑛集中精力学习，他俩商定一般由谭寿林定期给钱瑛写信，没有重要的事情钱瑛不要回信。离别之际，为表思念之情，钱瑛买了两支同样的钢笔，每人保管一支。
1929年初，根据中央组织部的安排，钱瑛和孔原等4人赴苏学习。从上海来到哈尔滨后，他们到事先约定的秘密联络点接头时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中央组织部交代，这个秘密联络点在哈尔滨正阳大街，他们在道外正阳大街找了两天，都没有找到这个联络点。钱瑛建议扩大查找范围，两天后终于在道里中央大街找到这个秘密联络点——东紫阳果品店。原来是因为口音问题，他们把中央大街误听为正阳大街。
在东紫阳果品店，苏联方面派人与钱瑛等人接上关系，并指定专人带他们从满洲里穿越国境。时值隆冬时节，漫天大雪，国境线上尽管有奉系军阀的“边防军”站岗，但哨兵因为怕冷，不愿走出哨所，对钱瑛等人未加认真盘查就放行了。
到苏联后不久，钱瑛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担心孩子出生后会影响学习，便千方百计想人工流产，一时间找不到别的良策，就拼命地蹦跳，甚至站在桌子上往下跳，结果反而造成孩子早产。这是她和谭寿林的爱情结晶，但是为了不影响学习，她不得已将早产的女儿交给苏联保育院代为抚养。
在苏联学习的两年中，谭寿林先后给她写了130多封信，都是通过中苏两党秘密交通员传送的，除了介绍国内的情况外，更多的是充满关心和鼓励之情，钱瑛也日夜思念着自己的爱人。
此时的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内部派别斗争复杂，既有王明“左”倾路线的活动，又有托洛茨基派的活动。钱瑛坚决反对“托派”，表现出了政治上的敏锐性和坚定性。同时，她也明确反对王明等人的空洞教条，积极参加反对王明错误倾向的斗争。因此，王明当权的支部给了她党内处分，命令她到工厂和农村劳动。虽然无辜挨整，受到打擊，钱瑛却毫不气馁，仍然满怀信心地抓紧学习。晚上熄灯后，为了不影响别人，她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反复阅读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两个策略》等著作，主要章节都能够背下来。
1930年夏，周恩来到了莫斯科。当时正值红军打下长沙，国内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周恩来号召大家回国去参加革命。当时，有一部分早期到苏联学习的同学害怕艰苦不愿意回国，受到大家的鄙视。钱瑛虽然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但想到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毅然报名要求回国。但令钱瑛愁肠百结的是女儿怎么办呢？回国路途遥远，国内斗争形势异常严峻，思忖再三，她最后只好狠心将女儿留在苏联保育院。
1931年春天，钱瑛由苏联回到国内，与谭寿林在上海久别重逢。不久，党组织决定派他们夫妇到湘鄂西根据地工作，正要启程时，总工会遭到敌人的破坏。谭寿林主动留下来处理善后，让钱瑛先去洪湖，并约定谭寿林事毕后再赶赴洪湖，但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两人的永诀。
1950年7月7日，钱瑛撰文记述了谭寿林被捕牺牲的经过：1931年4月22日，由于全国总工会黄大霖被捕叛变，国民党上海公安局会同老闸巡捕房将谭寿林逮捕，先欺骗利诱，继而施用严刑，“反上吊”两小时直至痛极昏死过去方解下，一小时后始得回生。第二次改用“老虎凳”刑具，谭寿林又是死而复生。5月23日，敌人将谭寿林解赴首都宪兵司令部严刑审讯，谭寿林始终坚贞不屈。1931年5月30日，谭寿林在雨花台慷慨就义。
钱瑛与谭寿林婚后聚少离多，共同生活的日子只有8个月，但是夫妇俩的感情真挚深厚。在得知谭寿林牺牲的消息后，钱瑛悲痛欲绝，立志完成丈夫未竟的事业。新中国成立后，钱瑛在自己的房间里一直悬挂着谭寿林的遗像，她孑然一身，终身没有再嫁。
196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谭寿林遗作《俘虏的生还》，董必武为该书题写了书名，并赋诗一首：
热情如火吼如雷，
俘虏生还气不聩。
恨病折磨难杀敌，
回家探问亦招灾。
穗城喋血乌云堕，
沪渎逢春旧雨来。
两卷遗编容我读，
怅然怀念惜英才。
钱瑛也赋诗一首，题为《再读<俘虏的生还>》：
“生还”何处寄萍踪，
骤雨狂风肆逞凶。
几度铁窗坚壮志，
千番苦战表精忠。
丹心贯日情如海，
碧血“雨花”气若虹。
三十一年生死别，
遗篇再读忆初逢。
四
1931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组成以夏曦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6月24日，组成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治委员。在粉碎国民党军队向洪湖地区的进犯后，湘鄂西根据地有了较大的发展。
1931年初，钱瑛到达湘鄂西苏区后，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职工委员会委员、工会常委兼秘书长等职。在她的积极努力下，湘鄂西苏区的雇农工会逐渐地建立和发展起来。1931年5月6日，钱瑛、张敬之在《自湘鄂西致全总信》中汇报说：“监利已有雇农工会的组织，会员约八百余人，沔阳、汉川的雇农工会刚才开始组织。”
钱瑛担任潜江县委组织部部长和县委书记后，积极领导洪湖地区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反渔霸、抗洪水斗争，并在潜江县建立了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几百人的游击队。在当地群众紧密配合下，钱瑛领导这支游击队，消灭了穷凶极恶的反动武装“白极会”，3次阻击了敌人的进犯，配合红军4次进占潜江县城。
当时，王明“左”倾错误已影响湘鄂西苏区。如在土地改革中，平分一切土地；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远田；侵犯中农利益，没收资本家的财产等，加上国民党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和造谣，曾一度使潜江县城许多店铺关起门来不做生意，市面冷冷清清，进城的农民连食盐也买不到。
钱瑛根据贺龙的指示，专门检查研究了中、小商人的问题，提出了纠正的办法。她一方面召集干部会议，向大家进行政策观念的教育；另一方面派人做关店停业、率家逃到张港的商人吴贤仁的解释工作，动员他回潜江县继续营业。在吴贤仁回来恢复营业的影响下，其他中、小商人也陆续回城，“左”的错误影响才得以克服，市面逐渐恢复正常。
钱瑛在担任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巡视员期间，经常深入沔阳、潜江、监利等地检查工作。当时，在苏区与白区交界的地方，双方群众的对立情绪异常严重，凡是来自对方的人往往抓住就加以杀害。钱瑛针对这一情况，多次教育苏区的干部，要善于分清敌我，对捉到从白区来的群众，不能乱杀，要放回去，要设法消除交界地区群众之间的对立，这样才有利于革命工作的展开。
1932年5月，正当红三军向襄河北岸行动时，川军范绍曾部的一个旅乘虚直入，占领了老龙口，企图向新沟嘴、周老口、瞿家塆等洪湖中心地区进犯。当时红三军只有一个警卫团留守根据地，形势十分危急。钱瑛果断指挥赤卫队几百名战士，连夜赶到数十里外的直路河地区，从后面袭击敌人。敌人摸不到底细，还以为红军主力回来了，一时间惊慌失措，不敢贸然前进。钱瑛率部拖住敌人激战了2个昼夜，减轻了警卫团正面作战的压力，赢得了宝贵时间。红三军主力及时从襄北赶回，将这股敌人全部歼灭。
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兵力，“围剿”湘鄂西革命根据地。9月，红军主力被迫撤出洪湖苏区。突围时，钱瑛化装为农村妇女，身穿蓝印花布褂，头戴草帽，混在群众之中，通过敌人层层岗哨的搜查。在沔阳通海口镇，敌人发现她是外地人，便将她扣留并严加审讯。钱瑛谎称她的姐夫童勉之从汉口贩药材来此做买卖，很久未回，二姐钱轩不放心，特地要自己到这里来找姐夫。当时有位农村老大娘挺身而出为她作证，她又通过童勉之的关系，请当地王福记药铺出面作保方才获释。
钱瑛脱险后，来到二姐钱轩在汉口的童万泰药铺。为了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钱轩给她在汉阳租了一间房子，让家里人陪她同住。钱瑛参加革命后，全家人整天为她提心吊胆，在汉阳逗留期间，亲人苦苦劝她放弃革命，但钱瑛谢绝亲人的劝告，在汉阳隐蔽两个多月后，又风尘仆仆赶到上海寻找党组织。
“韩英虽死钱瑛在，赢得英雄儿女名。”钱瑛在洪湖的战斗经历一直在群众中广为传颂。1961年，著名导演谢添拍摄了电影《洪湖赤卫队》，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电影的主题曲《洪湖水，浪打浪》红遍全国。钱瑛观看《洪湖赤卫队》后，心情非常激动，当即赋诗一首：
回首湖滨三十秋，
几番风雨几多愁。
狂飙蒋匪同为敌，
鱼米家园两不留。
殺敌抗洪双苦战，
红军义士血争流。
英雄智勇贯古今，
一曲名扬震五洲。（待续）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