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歌罢起风雷，立誓青春志不颓。破壁豪情诚律己，澄襟浩气乐寻梅。呕心沥血挑灯去，廉洁奉公拍案来。千古文渠兴陌上，池边翠柳燕鸣裁。
——刘晓七律《周恩来》
周恩来出生于一个破产的封建家庭。家与国的双重衰败，给了他深刻的生命感受和历史记忆。他曾回忆说：“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10岁、11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的柴米油盐，外出应酬。”
到周恩来12岁那年，他的伯父周贻赓很同情他的处境，写信要他到东北去，跟随自己生活。1910年春天，周恩来跟随伯父到东北求学。在校读书期间，他对老师提问的精彩回答，至今还在世间流传——老师问：“请问在座的为什么而读书？”同学中有的回答为光耀门庭而读书，有的说是为了帮父母记账，有的说是为了谋个人的前途。当问到周恩来时，周恩来站起来郑重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从此，这成为周恩来在心中立下的誓愿，并为之奋斗终生。
1913年，周恩来进入天津南开学校读书。中学毕业后，周恩来选择到日本继续求学。东渡日本前，周恩来回到沈阳母校看望同学，相约“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周恩来又写下“大江歌罢掉头东”的诗篇。一句赠言、一首诗篇，表明了周恩来的远大理想。
周恩来利用当时日本思想界十分活跃，介绍各种社会学说的书籍较多，自己又能够阅读英文和日文书籍的有利条件，读到了不少宣传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1919年1月，河上肇主编的《社会问题研究》创刊。该刊第1册到第3册连载了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介绍了《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第4册上登载了河上肇译的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全文。周恩来是这个刊物的热心读者，他细心阅读，认真思考，将其与其他各种学说进行比较，思想上开始越来越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到日本留学，周恩来原本是想通过亲身考察和学习，仿效日本社会的发展道路来寻求拯救中国的方案。然而，日本国内阶级压迫的严酷现实使他对日本社会越来越感到失望，加之十月革命开辟的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对他的影响，使他继续留日的打算渐渐有了改变。1919年3月，周恩来再次得知母校南开学校要创办大学部的消息，毅然下决心放弃留日深造，准备回国学习。
1919年4月，周恩来从日本回国，随即投身五四爱国运动。他受邀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并参与发起组织觉悟社，逐步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
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由于领导请愿斗争被捕，系狱170天。后来，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自己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认识时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被拘代表们的狱中斗争情况和日记，由周恩来编成《警厅拘留记》，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周恩来和狱友们学习讨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情况。正如他自己所回忆的：“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
1920年底，周恩来踏上了旅欧勤工俭学的道路。周恩来在法国补习法文的同时，开始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和对信仰的追寻。
为了团结留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中的骨干，周恩来、赵世炎于1921年底托人带信约在蒙达尼的李维汉到巴黎的一家旅馆会面，商议成立旅欧青年中的共产主义组织。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社会矛盾相当尖锐，共产主义运动日益高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报刊十分流行。周恩来如饥似渴地阅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法国、英国共产党的报刊。他在阅读的时候，认真地划重线，写眉批，记笔记。周恩来还对当时欧洲流行的各种思潮进行了研究，并与觉悟社社员以通信形式多次探讨。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张申府1920年12月27日和刘清扬一起到达法国。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
选定主义和加入共产主义小组，使周恩来的心情格外喜悦。在给天津觉悟社朋友的信中，他兴奋地写道：“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共产主义）也就够了。”“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
1922年6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一块小空场失去了平日的寂寥，一群中国青年怀着神秘而昂奋的心情在此集会——旅欧共产主义组织在这里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由周恩来报告了他起草的组织章程草案。最初，周恩来提议的组织名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但与会多数代表不赞成，主张叫少年共产党。周恩来的提议是切合实际的，可“共产党”这一称谓或许更具吸引力和感召力，周恩来服从了多数人的意见。周恩来还提议新成员加入组织时应当宣誓，也有些代表不赞成，认为宣誓是带有宗教色彩仪式。对此，他解释说：我们宣誓不是宗教信仰，是带有政治约束的。
会议共开了3天，通过了组织章程，确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3人，即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赵为书记，周負责宣传，李负责组织。会议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由周恩来负责筹办。不久，《少年》创刊，编辑部设在旅欧少共中央执委会办公处巴黎戈德弗瓦街17号的小旅馆内。周恩来是《少年》（后改刊为《赤光》）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会议正式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其“旅欧之部”，在欧名称定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会议选出周恩来任执委会书记。
《共产党宣言》宣示的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1936年，周恩来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在赴法国之前，我从译文中读过《共产党宣言》。”在德国特里尔的马克思故居纪念馆，还保存着周恩来延安时期读过的《共产党宣言》。
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见到了《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首译者陈望道，说：“当年长征的时候我就把《共产党宣言》当作‘贴身伙伴’，如果能找到第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那我真想再看一遍。”陈望道看着周恩来期待的目光，遗憾地摇了摇头。周恩来接着说：“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啊！”就在这一年的秋天，中文首译本《共产党宣言》被找到了。而此时，周恩来已经走上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再也无法翻阅这本激励他一生的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