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在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游击队总队，有一个能文能武的红军女战士——她，就是甘棠。
春芽出土
据《宜宾地区党史人物传》（第四卷）一书记载，甘棠原名阚思颖，又名阚世英、阚士英。1910年9月22日出生于四川省南溪县城一士绅家庭。甘棠7岁进入县城小学读书时，其兄阚思焌（后化名刘鼎）在外读书，每逢节假回家，都要过问妹妹的学业，关心她的思想进步，并给她讲救国救民的道理。甘棠在哥哥的帮助下，思想受到启发，不仅努力学习，成绩优良，而且遇事肯动脑筋，有自己的见解。
1924年，甘棠考入叙府女子中学读书。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地处川南重镇的宜宾，革命运动不断高涨，女中的学习风气好，政治空气也较浓。甘棠进校后，在进步教师的启发教育和学运洪流的影响下，积极追求进步。她除了钻研功课外，课余还阅读《共产主义A、B、C》《新社会观》《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这些书刊所讲的革命道理，像磁铁似地吸引着她，她总是爱不释手，常常读至深夜。
在革命新思潮的影响下，甘棠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特别是“五卅惨案”发生后，在“叙府外交后援会”的统一领导下，她更加坚定地投入到反帝爱国斗争中。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上街宣传，她没少一次;游行示威，手举旗帜，高呼口號，她昂首挺胸走在队伍前列;演讲时，口齿清晰，表情生动，博得群众欢迎。1926年，一次她上街宣传，正到列数帝国主义侵华罪行时，突降暴雨，群情激愤，她面对义愤填膺的群众，心潮澎湃，举手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听者无不为之感动。结束后，她才发现自己的头发和衣衫全被淋湿。
甘棠在党团组织的培养教育下，通过革命理论的学习和政治斗争的考验，于1926年5月，由同学郑蜀雄、郑琇石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经中共宜宾特支批准转党。
殊死搏斗
据中共宜宾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的资料显示，甘棠去宜宾上中学不久，父亲将她许配给本城一个恶霸地主的儿子，待她读几年书后，便为她办婚事。甘棠听说后，奋起抗婚，一时弄得满城风雨，父亲为了维护其士绅面子，竟呈文县公署，宣布与甘棠断绝父女关系。
为了使甘棠彻底摆脱封建婚姻的羁绊，1926年底，宜宾特支向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请示汇报，经取得同意并资助路费的情况下，甘棠奔往重庆。
甘棠到了重庆，由党组织推荐，进入中法大学，就读于政治二班。她进入这所由共产党人创办的学校，在吴玉章、杨道融等革命前辈的直接教诲下，眼界更为开阔，表现尤为积极。当时在中法大学求学的许多人都是叙府同学，仅南溪籍就有20人左右。甘棠在校成立的“在渝叙府同乡会”里，竭力协助任副会长的党员胡明鑫工作，按照党的指示，写信联络了县里一些有志青年去校学习;组织南溪在校的同学阅读进步书刊，学习党的知识，开展座谈讨论，培养和发展党员，参加社会活动。
1927年春，国民党右派日趋猖獗。为了坚持革命，在我党领导下，中法大学的师生，几乎是半天学习，半天做群众工作，并组织许多宣传小组，分赴大街小巷，城市近郊，发动群众同反动势力开展斗争。甘棠带领宣传队到街头，进工厂，下农村，向工人、农民、市民演讲，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派横行霸道的罪行;列举劳苦大众所受的痛苦，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奋斗，把革命进行到底。她经常深入群众中了解情况，考察社会，抓典型事例，作宣传准备。时时处处以身作则、遇到困难带头上。还常同大家研讨演讲方式和效果，相互鼓励，共同搞好宣传工作。
随着反帝、反军阀斗争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重庆地方军阀和封建势力为之惊恐，他们秉承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旨意，经过周密策划，乘3月31日重庆数万城乡群众集结打枪坝，举行抗议英美炮击南京罪行的大会之机，出动大批便衣特务和军警，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疯狂屠杀群众，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
当天早晨，甘棠同中法大学的广大师生整队出发，沿街散发大会宣言，张贴标语，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军阀！”等口号，群情激昂地进入会场。大会尚未正式开始，突然枪声四起，棍棒横飞，凶手的打杀声，群众的怒吼声、惨叫声不绝于耳。甘棠见此情景，怒火中烧，高喊“不准镇压群众！”“打倒军阀！”“打倒刽子手！”为了掩护群众，她不顾一切地冲向前去，与敌人扭打拼搏，在斗争中她的头、臂等多处受伤，血流如注，终于昏厥，倒在血泊之中。事后，同学们清理死难者遗体时，发现甘棠一息尚存，遂送入医院抢救，才幸免于死。
游击精英
据《宜宾地区党史人物传》（第四卷）一书记载，1928年初，甘棠调中央特科任交通员，通过训练，她掌握了做秘密工作的基本技能，并机智勇敢地完成党交给的专项任务。1930年底至1932年秋，甘棠赴江西苏区担任党的交通总站秘书时，在邓颖超的直接领导下，除搞好秘书工作外，还随同志们下农村做群众工作。为了向白区党组织提供活动经费，甘棠积极参加从豪绅家里没收所得金银首饰的熔化工作。由于过多地吸入有毒气体，她患上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咳嗽不停，但她仍以顽强的毅力，带病坚持工作，直至倒床被送进医院。病愈后，她到苏维埃大学国民经济训练班担任班主任，制订计划，收编教材，课堂传授，课外辅导，经常熬夜加班，费了很多心血，为党培养了三期革命急需人才。1934年夏，甘棠从瑞金党校学习结业，调苏区中央妇女部当秘书。她在李维汉的领导下，白天下乡走村串户，晚间处理公文，有时饿得心里发慌，就倒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再起来工作，常常和衣而睡，随时准备打仗。
1934年10月，甘棠调中央工作团，在董必武、徐特立领导下的红军总卫生部、总供给部工作。随中央红军长征后，调任中央政治部宣传科长。在长征途中，她抓住好人好事进行宣传，激励了战士的斗志和克服困难的勇气;沿途宣传、组织群众、开仓分粮，积极配合红军行动。1935年2月，中央红军到达云南，党中央在扎西召开会议，为了击破敌人新的围攻，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北上，决定在红军中抽调一批骨干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周恩来亲自到会作动员讲话。甘棠听后，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即被调到游击纵队司令部任秘书、党总支书记和政治部宣传队长。
在川南特委领导下，甘棠常同留在纵队里任司令部指导员的女红军李桂洪 （后名李桂英，卫生部擔架连指导员）一道行动，并肩战斗。纵队在川黔边区穿插迂回、开展游击战争，每到一地，除了完成作战任务外，就做发动群众的工作。甘棠率领宣传队更是走到哪里，便宣传到哪里。她说一口地道的四川话，不仅熟悉地方风俗，会讲能写，还能歌善舞，群众乐于听她的宣传，喜欢同她接触。她与宣传队的同志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共产党的主张，阐明游击纵队的性质和任务，揭露反动派制造的各种谣言，解除人们顾虑，激发群众的革命热忱。
当时，在纵队活动的区域里，许多革命的标语、口号就是甘棠亲手所写。甘棠遇事机警，有做秘密工作的经验，纵队领导安排她做重要的联络工作。当时贵州省工委几次派人来秘密接头，都是先由她出面办理。
1936年11月，行军途中甘棠不幸被捕，她在狱中宁死不屈。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甘棠于1937年被释放，后与优秀共产党员邹凤平结为夫妻。
新中国成立后，甘棠先后任重庆市妇委书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共四川省监委常委、四川省妇联执委等职。她十分注重调查研究，讲究实事求是，坚持依法办事。在办案时重视第一手材料，常亲自深入到基层和群众中进行调查，反复研究核实，使之做到证据充分，定性准确、处理得当。
而在“文革”期间，“四人帮”给甘棠加上“叛徒”“特嫌”等罪名，对她进行迫害，她不幸于1971年11月28日与世长辞，终年61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仍坚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
粉碎“四人帮”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给甘棠平反昭雪，并于1980年10月17日召开追悼大会，充分肯定了她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作出的贡献。甘棠为革命出生入死，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光辉事迹证明：她不愧是巾帼之英，党的优秀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