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国内学术界有关日常生活审美化观点的争论，文章认为应以冷静的态度，由现象深入到理论内部，从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实用主义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进行批判与超越入手，论述实用主义哲学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形成的重要影响，从而说明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出现的理论必然性与现实合理性，以寻找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对我国理论界的影响。
关键词：现代西方哲学；实用主义；日常生活审美化
作者简介：韩德信（1964—），男，山东淄博人，文学博士，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从事文艺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83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5-0104-06收稿日期：2008-01-10
作为社会学概念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进入中国知识界后，已超越其原有范围而成为美学等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介入将深深影响美学学科的稳定，以及长期以来建立起的许多理论问题的持续性。于是乎，国内美学界出现一阵骚乱。学者们从各自学术立场出发，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理论主张。但笔者认为：这些争论大多停留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的表面而未能深入到其内部，未能深入探讨理论形成的主要原因。换言之，这些理论主张多以西方大众文化表现出的一些外在感性形式为基础，加以同意式发挥与反对式拒绝。而问题在于，西方现代社会中大众文化是如何出现并呈现出迅猛势头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观点是如何出现的？作为一种理论，它对说明社会现实有什么作用？
一、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主要内容
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就明确提出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最早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观点的是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他在1988年4月新奥尔良的“大众文化协会”的大会上作了题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迈克·费瑟斯通从三种意义上分析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的含义。“首先，我们指的是那些艺术的亚文化，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本世纪20年代出现的达达主义、历史先锋派及超现实主义运动。在这些流派的作品、著作及其活生生的生活事件中，他们追求的就是消解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1]（P95）这种方式消解了艺术的神圣性与独立性，使艺术从精英式的精神殿堂转入日常生活。“第二，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还指的是将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的谋划。”[1]（P96）这种方式追求人们现实生活的艺术化。“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的第三层意思，是指充斥于当代社会日常生活之经纬的迅捷的符号与影像之流”[1]（P98）。
除迈克·费瑟斯通之外，德国后现代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也持相近的观点。他指出：“毫无疑问，当前我们正经历一场美学勃兴。它从个人风格、都市规划和经济一直延伸到理论。现实中，越来越多的要素正在披上美学的外衣，现实作为一个整体，也愈益被我们视为一种美学的建构。”[2]（P3）接着他又从浅层与深层两个层面描绘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现状。“审美化意味着用审美因素来装扮现实，用审美眼光来给现实裹上一层糖衣。”“审美化最明显地见之于都市空间中，过去的几年里，城市空间中的几乎一切都在整容翻新。购物场所被装点得格调不凡，时髦又充满生气。这股潮流长久以来不仅改变了城市的中心，而且也影响到市郊和乡野。差不多每一块铺路石，所有的门户把手和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没有逃过这场审美化的大勃兴。甚至生态很大程度上也成了美化的一门分支学科。事实上，倘若发达的西方社会真能够随心所欲、心想事成的话，他们会把都市的、工业的和自然的环境整个儿造成一个超级的审美世界。”[2]（P8）浅层上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还具有新享乐主义的文化基因和一种经济策略。日常生活审美化还表现在生产过程的美化与通过传媒对现实的美化这一深层的表现。
透过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和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述，不难看出：目前西方出现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现象与理论观点中，高雅艺术自身的神圣与日常生活的粗俗结合在一起，反映出日常生活与高雅艺术之间的界限在日益缩小，甚至是两者融为一体，大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之盛景。伴随着与经济的联姻，高雅艺术的独立性与终极性日益消失；高雅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双方互动，导致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日常生活化的现象；图像世界一方面将现实生活艺术化与梦境化，另一方面又使艺术化处理的日常生活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物质欲望。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认同，使审美经验与生活经验趋于一致，精英文化在商品经验冲击下表现出无奈的宽容。
总之，西方学者提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论，从其产生的客观基础而论，它是伴随科技的飞速发展、物质生活质量逐渐提高、人们日益从物质需求向精神需求过渡的前提下出现的一种理论对现实的回应。从其产生的理论内在要求而论，这种回应的出现，一方面是客观现实对理论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实用主义哲学批判地改造近代西方哲学的结果。
二、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批判
近代西方哲学通常指从笛卡儿到黑格尔这一时期的哲学。这一时期哲学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哲学本体论向哲学的认识论过渡，哲学的研究领域由对外面世界的探讨转向对主体人的研究。进言之，哲学家普遍认为，要对客观世界作出说明，首先必须研究人的认识能力。于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被提到哲学的首位。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其对象的世界被明确区分开来。强调主客两分的形而上学成为西方近代哲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应该说，西方近代哲学的出现一方面是反对宗教神学，提高人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是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但同时，伴随着人中心地位的确立，主体与客体对立也就成为西方近代哲学的主线。在如何认识客体问题上，由于方法的差异，而出现了经验论与唯理论之分。经验论强调感官经验中的东西，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对世界认识的知识体系，并把经验与观念是否一致作为真理的标准。唯理论将天赋观念作为知识的开始，把知识是否符合内在的或者说预定的观念作为真理的标准，强调思维独立于感性经验，思维能把握外在的一切。尽管经验论与唯理论在如何获取知识并建立知识体系上所采取的方法不同、方向不同，但两者在强调“理性”这一问题上，却是完全相同的。“经验论的对立面不是理性主义，唯理论亦承认经验的作用。不论唯理论所说的理性（rationality），还是经验论所说的经验(experience)，都属于‘理性’(reason)或‘知性’(understanding)的范畴，只是他们对理性有不同的解释而已……都从简单的、无可置疑的命题出发，使用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对整体与部分、原因与结果的关系进行探讨。”[3]（P198）近代西方哲学为科学的发展，人类认识的拓展，社会的进步，人性主体地位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保障。但由于时代的局限，近代西方哲学本身也暴露出一些理论缺陷，进而阻碍了人类思想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西方近代哲学暴露出的深刻矛盾性首先表现在“理性”的霸权地位的奇特建立。从笛卡儿、康德为代表的哲学家对人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培根等人对理性的崇尚开始，人的主体性、理性成为近代社会两大主要问题。自然科学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要，对人主体性地位的巩固起了巨大作用。这也使人们深刻认识到幸福不在彼岸而在此岸，人无须外力就有能力掌握自身的命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自然科学所产生的功效过度相信，人们对理性过分张扬，特别是当黑格尔将理性推向终极标准的高度后，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的终极标准。它已经由原先的手段变成了最终的目的。换言之，当人类刚刚战胜神性，人类刚把自己的精神主宰——上帝从前门清除出去，却又从后门热情地将理性这一新的人类主宰迎了进来。我们知道，人自身的发展、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包括人的现实生存和人生价值两个方面，只有这两个方面协调共进，人本身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主体性地位才能确立。然而，近代社会发展表明，在高扬技术理性，大力发展自然科学以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的过程中，人的现实生存问题得到了解决，而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这是因为，以自然科学为主的技术理性所产生的结果更多的是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却很难真正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及说明人生的真正意义。而且，伴随着理性成为一切的主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却变为虚无。近代哲学家们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哲学体系，却成了与现实生活及人的生存相脱节的抽象形而上学体系。并且，由于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以及经验论与唯理论的过分推动，近代哲学家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二元论。
由于西方近代哲学存在的片面性和矛盾性，从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现代哲学中出现了越来越强大的反对近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反对从笛卡儿到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浪潮。从20世纪初开始，伴着分析哲学对黑格尔主义的反驳，各种现代哲学思想与流派以不同于近代西方哲学主要思想的姿态登上哲学舞台。逻辑分析学派和日常语言分析学派高举反对形而上学的旗帜，取消了哲学对世界观和认识论的研究，将一切哲学问题都归结为语言学问题。
三、实用主义与日常生活审美化
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批判，从本质上击中了近代西方哲学存在的理论缺陷，并取得了许多积极的理论成果。其中他们对形而上学哲学体系窒息人类知识形成中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批判，对主体与客观两分而造成统一世界的分裂的批判，以及高度抽象与逻辑化哲学体系阻隔理论与现实统一的批判，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但也应看到任何理论都有其产生的不同客观基础，也有其不同的运用范围。如果超越这一基础与范围，真理将转变为谬误。西方近代哲学犯了这样的错误，而现代西方哲学在批判了西方近代哲学以后，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例如他们在批判了形而上学哲学体系之后，也想建立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只是与近代西方哲学相比，程度有所不同罢了）。
实用主义作为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同其他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一样，也是在批判近代西方哲学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实用主义哲学首先从批判形而上学开始自己哲学理论的建构。“皮尔士认为，在哲学工作中，人们之所以对形而上学问题争论不休，是因为形而上学哲学使用了许多在本质上不清楚的观念。所谓本质上不清楚的观念，就是指那些无法用效果来确定其意义的纯粹抽象的观念。”[4]（P21）詹姆斯也同样认为：“哲学体系总是伪装成一幅上帝的伟大宇宙的描述图，其实不过是某个创造者个人的古怪趣味的倾泄，这一点是明显的。”[5]（P27）为此，他进一步说道：这种哲学体系就是人们乐意追求的一元论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而这种以“绝对”、“精神”等为终极元素的一元论，只是哲学家个人专断的结果，是与现实相违背的。它伤害了人们的感情，同时也是不道德的。实用主义重要代表人物杜威也表达了一样的思想观点。他讲到，哲学要发挥真正的现实作用，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批判形而上学。哲学家为了证明自己理论的永恒性与普遍性，就任意将现实世界分割为两个不同的世界，并要求自然的世界向超验的世界的过渡。于是，形而上学将哲学变成了纯粹的文字游戏与烦琐的论证。
其次，实用主义哲学在批判形而上学的同时，强调了现实生活与实践行动在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实用主义往往从“有用就是真理”这一层面加以理解与把握。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没有错。因为古典实用主义哲学家，如皮尔士、詹姆斯和杜威等人，对实用主义的表述很不一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对此，人们往往难以精确地把握其理论主线，而出现以偏概全的情况。实际上，实用主义哲学家承认真理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在于，古典实用主义哲学家是将真理作为行为的工具加以把握的。进言之，真理与人们的行为、实践是不可分割的。任何离开人的行为与实践，谈论真理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也是无意义的。究其原因，就在于前面提到的：实用主义反对近代西方哲学建立哲学体系的企图，反对单独将理性或经验提升到越验境界。他们特别是杜威注重人的行为与实践如何处理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真理等问题只在人们处理这个关系的行动之中才显现出意义。因此“杜威一生在哲学上所关注的不是去建构庞大的体系，也不是去从事语言和逻辑的意义分析，而是满腔热情地从哲学上去探究人类在现实生活和实践各个领域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及其解决办法”[6]。
再次，实用主义哲学反对近代西方哲学将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人与自然等分割对立的做法，而主张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强调在现实生活与实践行动中两者的统一性。按照杜威的说法，就是一元论。但这一元论本质上不同于近代西方哲学中的一元论。因为前者是要求上述对立元素在交互作用中的统一，而统一的领域是在现实生活领域。与此相反，近代西方哲学中的一元论是在承认上述元素对立的前提下，将其引向预先设定的抽象世界。实用主义哲学在反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过程中，反对体系化的哲学。因此，这种哲学中的不同哲学家不讲求体系的建立，更多是谈论人的现实问题。又加以他们对诸多现实问题的关注，不注重语言的严谨与逻辑的严密，所以，实用主义哲学往往容易造成在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极游离的假象，从而导致人们对实用主义哲学的错误判断。实际上，实用主义哲学在反对近代西方哲学的基础上，采取了“中道”的立场。
最后，实用主义哲学反对近代西方哲学将哲学变为纯粹的文字游戏与烦琐的论证的同时，强调了哲学是一种生活哲学。哲学就是要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关注人在现实中如何生存的问题。因此，从另一个角度讲，实用主义就是一种生活哲学。西方哲学史中，有两个哲学家认为自己在哲学上进行了“哥白尼式的革命”。一个是康德，另一个是杜威。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曾提到：哥白尼将“地心说”转向了“日心说”，完成了由天文学向神学开战的一场革命。而他的“先天综合判断”则是哲学领域中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他提出：“到现在为止，大家都是认定我们的知识必须依照对象，在这个前提下进行试验，想通过概念建立某种关于对象的先天判断，从而扩大我们的知识，可是这些试验统统失败了。那么我们不妨换个前提试一试，看看是不是把形而上学的问题解决得好一些。这就是假定对象必须依照我们的知识。”[7]（P243）杜威在《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中认为：“真正可与哥白尼革命相媲美的哲学变革在于：放弃本质主义并诉诸经验实在，不再试图通过把握本质而获得绝对的确定性，转而运用主动控制调节的方法寻求高概率的安全性，即把判断的标准从依据条件转变为依据后果，从无生气地依赖过去转变为有意识地创造未来。”[8]综上所述，康德“哥白尼式的革命”将近代西方哲学推向了主体论哲学高度；杜威“哥白尼式的革命”是将“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来取代客体中心论和主体中心论”[6]。
实用主义在哲学上的革命，特别是杜威“哥白尼式的革命”带来了美学与艺术观念的变化。
实用主义艺术概念的新观点。“什么是艺术”是学者与思想家一直思考并争论颇多的问题。受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大多数人从本质主义角度对艺术加以界定，如“模仿说”、“表现说”等。但由于艺术形式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导致本质主义的艺术定义难以以偏概全。与他们不同，杜威认为“艺术即经验”。而这里的“经验”既不同于物质的存在，也不同于精神的存在，而是生物有机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经验的性质是由基本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尽管人不同于鸟兽，人与鸟兽却同样具有基本的生命功能，同样在生命过程的持续中作出基本的调节……生命是在一个环境中进行的；不仅仅是在其中，而且是由于它，并与它相互作用。生物的生命活动并不只是以它的皮肤为界；它皮下的器官是与处于它身体之外的东西联系的手段，并且，它为了生存，要通过调节、防卫以及征服来使自身适应这些外在的东西……一个生命体的经历与宿命就注定是要与其周围的环境，不是以外在的，而是以最为内在的方式作交换。”[9]（P22-23）从其关于艺术的表述中，不难看出：杜威强调艺术是生命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艺术的生活力也就在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艺术产生与发展是受生命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条件决定的。
实用主义关于艺术价值问题。康德在其《判断力批判》中对美进行分析并提出：美是无利害的，超功利的；同时美又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将此观点运用于艺术研究，艺术不同于现实，且高于现实是其必然结论。进言之，艺术是精神性的，无功利的；现实生活是世俗的、物质的、低俗的。艺术世界和现实世界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杜威一方面反对这种二元论的做法，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不利于艺术自身的发展。他说：“所有心灵与身体，灵魂与物质，精神与肉体的对立，从根本上讲，都源于对生活会产生什么的恐惧。它们是收缩与退却的标志。因此，对人这种生物的器官、需要和本能冲动与其动物祖先间边疆性的完全认识，并非必然意味着将人降到野兽的水平。相反，这使得为人的经验勾画了一个基本的大纲，并在此基础上树立人美好而独特的经验的上层结构成为可能。”[9]（P12）从“艺术即经验”的观点出发，杜威将美学建立在人的有机体的自然需要、构造和行动的基础上，强调生命有机体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换言之，他从审美经验与生命有机体在正常过程中的连续性上，说明了艺术与现实生活的一致性。他特别认为，这种一致性并不能影响到艺术本身审美品位的降低。他指出：“将艺术和审美知觉与经验的联系说成是降低它们的重要与高贵的说法，只是无知而已。经验在处于它是经验的程度之时，生命力得到了提高。不是表示封闭在个人自己的感受与感觉之中，而是表示积极而活跃的与世界的交流；其极致是表示自我与客体和事件的世界的完全相互渗透。”[9]（P19）
实用主义关于艺术与现实的分隔与精神化问题。实用主义，特别是杜威特别强调人与环境、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在人的现实生活中的统一性问题。“杜威的连续性美学，联结的不止是艺术和生活；它还坚决主张一大群传统二分的观念……这些二分的观念有：美的艺术对应用的或实践的艺术、高级的艺术对通俗的艺术、时间艺术对空间艺术、审美的对认识的和实践的艺术家对组成其受众的‘普通’人。”[9]（P19）杜威反对将艺术与现实分隔的做法。这种做法一方面限制了艺术从现实生活中获取滋养的要求；另一方面又阻止了大众欣赏美的合法性。他指出：“当所承认的艺术被驱逐到博物馆和画廊之中时，对本身可使人快乐的经验的不可抑制的冲动就指向了这些由日常环境所提供的出路……这是由于流行的观念将艺术与普通经验的对象和景象区分开来，许多理论家和批评家以持这个观点，甚至曾对这个观点详加说明而感到自豪……而当这些物体高高在上，被有教养者承认为美的艺术品之时，人民大众就觉得它苍白无力，他们出于审美饥渴就会去寻找便宜而粗俗的物品。”[10]（P29）
实用主义关于当代通俗艺术的观点。如上所述，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导致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分离。艺术成为独立于现实生活，并高高在上的一种高级精神活动。实用主义美学观与艺术观则反对这种做法。正如理查德·舒斯特曼在评价杜威反对艺术向精神化退隐时所说：“艺术的分隔和精神化，作为一种高高在上的、奉为‘一个远不可及的偶像’的、脱离物质和其他人类成就的‘单独领域’，这已经将艺术从我们绝大多数人中间撤走，从而使我们生活的审美质量变得贫乏。艺术被有效地封锁在博物馆、音乐厅、教室和剧院里，远离自由和随便的日常使用。将艺术与高级艺术精英主义等同，不仅使许多人们远离和害怕在美的艺术中寻求满足，而且会否认他们对其所享受的所谓‘低级’艺术或娱乐——‘电影、爵士音乐、连环漫画’——的艺术合法性和潜力的认可。他们因此被迫对培养艺术敏感感到绝望，转而在愈加‘低劣和……粗俗’的东西寻求满足。”[10]（P36）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就是在实用主义哲学的基础上为通俗艺术辩护的重要理论著作。他通过对通俗音乐拉谱的分析，提出了“我的杜威式的实用主义，使我不仅批判高级艺术那种疏远的深奥主义和总体性主张，而且尖锐地怀疑任何高级艺术产品和通俗文化产物之间本质的、不可逾越的区分。而且，历史自身明白地告诉我们，一种文化的通俗娱乐（如古希腊甚至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可以变成随后时代的高级经典”[10]（P169）。
综上所述，实用主义哲学对美学与艺术的影响，特别是对20世纪中叶以后的理论影响与社会影响是深远的。它那艺术与现实统一的观点，反对艺术过度精神化的观点，强调艺术与人们生活相一致的观点，艺术与美的根源来源于人的生命力的观点，特别是精英艺术与通俗艺术的一致性的观点等，都对当代西方社会中日常生活日益趋于审美过程构成了巨大影响。因此，深入研究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实用主义美学，对我们理解当代西方社会中美学理论逐渐现实化，现实生活日益审美化都有着重要帮助作用，同时对于正在走向现代化的我国社会现实也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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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杜桂萍］
Pragmatism and Everyday Aesthetics
HAN De-xi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Dissemin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Shandong 255049, China)
Abstract:A calm attitude should be maintained when facing the controversial issue of everyday aesthetics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This article expounds the significant influnece of pragmatism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theory of everyday aesthetics by analyzing phenomenon and theory, criticizing and transcending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especially pragmatism in order to point out the necessity and rationality of the theory and its influence in our theoretical circle.
Key words: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 pragmatism; everyday aesthe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