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30多年来，发展哲学研究在中国兴起，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得到了较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包括两大层次：一是本质、规律层次上的，如唯物史观，它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二是实证、决策层次上的，它要研究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具体条件、方法和途径，研究如何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加速社会的发展等问题，为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提供具体理论指导。学界认为，作为建设中的发展理论，它还有很多基本问题需要探讨。例如，发展的含义及其合理性，发展与现代化，发展与代价等。
[关键词]发展哲学；发展理论；兴起和演进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10-0008-011
发展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西方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复杂化，工业化造成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的匮乏，使发展问题成为各领域、各学科学者视点的聚集。1972年，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提出了首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报告公开发表后，先后被译成30余种文字出版，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产生强烈反响。继之，不少学者纷纷著文撰书，谈论发展与变革，提出了许多新的发展论点。上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和出版界，选译发达国家学者的一些哲学与社会科学名著传播国内。例如，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走向未来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汝信作序的“面向世界”丛书，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钱伟长作序的“现代化探索”丛书。同时，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等亦出版了不少国外著作。在选译的一批有关发展的名著中，影响较大的有塞尔旺-施赖贝尔的《世界面临挑战》（人民出版社1982年）、《增长的极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奈斯比特的《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甘哈曼的《第四次浪潮》（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商务印书馆，1984年）等。以《增长的极限》为例，它一经出版后立即引起国内广泛的关注。译者李宝恒在序言中指出：“为了同青年同志们一起把我们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引向深入”，“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研究《增长的极限》所提出的‘全球性问题’及其方法，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渗透，有机结合，是十分必要的。”[1]他还指出：“近年来，罗马俱乐部提出的新的研究报告，已经开始认识到，西方的社会制度过时了，需要政治革新，需要新的哲学、伦理和信仰的精神力量。”[2]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在中国影响也很大。该书提出，工业社会是建立在彼此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的6条原则基础上的，即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巨型化和集权化。这些原则构成指导千百万人行动的模式。如果说，在建立工业社会的技术物质基础的初期，这些原则促成了生产力发展的空前飞跃，那么随着上述模式的在全球推广，特别是随着这些原则的实施走向极端，某些没有预料到的消极后果开始出现，经济发展同自然环境产生尖锐矛盾。今天世界经济的困境恰恰是这种世界观和发展观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种产物乃是世界观和发展观危机的反映。
此外，新创刊的一些刊物，如《国外社会科学》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介绍国外的发展理论。1976年创刊的《环境科学动态》（后易名为《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亦介绍国内外环境科研成果、环保工作经验，国内外有关环境科学的信息与动态。
由于学界、出版界的努力，以《增长的极限》等为代表的译作的引进，为人们思考发展问题起了催化作用。这些著作围绕着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并针对世界发展面临的新问题，提出了比较客观的判断、对策和预测。更重要的是，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邓小平等领导人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尤其注重经济发展，这在实际上把发展问题推上了前台。因之，从上世纪80年代起，国内学界开始讨论发展问题。迄今为止，学界有关发展的著作众多，涉及发展哲学的340余种，涉及发展论的2085种，涉及包括科学发展观及其他发展观的18033种。论文中有关发展哲学论的713篇，有关发展论的2836篇，有关发展观尤其是科学发展观的262833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中有关发展哲学的42篇，发展论的138篇，发展观的2169篇。另外，还有相关的会议论文7000余篇。本文重点对30余年来国内发展哲学研究的兴起和演进作一概述。
一、20世纪80年代：对发展哲学进行译介、传播与思考
从相关资料看，1979年台湾学者罗光在《新儒家论丛》中较早涉及发展哲学。作者提出：“‘发展’（Develop）这个名词，现在已经成了社会，经济，政治，哲学和神学上学术名词，在社会学里有社会发展论，在经济学里有经济发展论，在政治学上有发展的国家，在哲学上有发展哲学，在神学上有发展神学。——‘发展哲学’讲论整体发展的意义，从哲学方面研究发展的原则。社会的整体发展，在于追求社会各方面的发展；社会乃是人的社会，社会发展便是人的发展。讲论人的发展，就走入哲学的范围，于是兴起了‘发展哲学’，——儒家的哲学以尽人性去尽物性，去参天地的化育；这不又是‘发展哲学’吗？”[3]不过，罗光的著作在大陆图书馆虽然有收藏，但并未引起学界注意。
国内学界较早引进、传播和阐发国外发展哲学的是学者陆象淦，他写了两本书，一本是《走向22世纪卡恩的大过渡理论》（1986年），一本是《发展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全球问题》（1988年）。在《走向22世纪卡恩的大过渡理论》一书中，陆象淦提出了发展问题与全球模式问题，并具体述及未来的发展、罗马俱乐部发表的第一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重点介绍了美国学者赫尔曼·卡恩（1922-1983）的大过渡理论，还对比了D·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以及阿尔温·托夫勒的论点。陆象淦写道：“卡恩认为，人类文明史迄今有两大分水岭：第一个分水岭是大约一万年以前开始的农业革命，第二个分水岭则是大约二百年前开始的工业革命。如果说农业革命在世界各地扩展的过程持续了一万年，那么工业革命的扩展过程只需四百年，即从1776年或1800年开始，到2276年或22世纪末。他把这个过程称为大过渡或者“现代化”时期。[4]这个为期四百年的大过渡又可分为三个阶段：工业经济社会——超工业经济社会——后工业经济社会。后工业社会是大过渡的终点，但不是人类未来的终结，‘而是一个开始——一个基点，从这里开始新的长征，跨越人类发展的另一个伟大时代。’”[5]届时经济、社会、文化都得到大的发展，全球收入差距也开始接近。陆象淦认为，卡恩的模式与D·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以及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理论极其相似。他们都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归结为前工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或者农业文明浪潮——工业文明浪潮——第三次浪潮这样一个基本的模式。陆象淦亦指出，国外有学者认为“第二次产业革命所产生的新的生产力，创造了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