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提出的实践标准是针对一切理论与学说的，包含马克思主义自身的验证，这就是真理的验证性原则。中国共产党从“合用”的角度来信仰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就是出于对马克思本人的理论立场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中国验证，1949年前的二十八年是第一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是第二阶段，各有其特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验证问题不是一个自然科学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张施工图纸，可以去一一对照世界与中国的社会事实。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边实践边学习马克思主义，曾经发生过削足适履的错误，之后通过总结经验教训，从而悟到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是既需要坚持但又不是决定一切的。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才是可以充分验证的。
马克思主义；真理；中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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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我们要固的本，就是坚定这份信仰、坚定这份信念、坚定这份忠诚。”为此，我们必须加强党的理论教育，要特别注重回答普遍关注的问题，首要问题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对的”这样一个问题。①
为什么说“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是普遍关注而且是首要的问题呢？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已经在世界的一些国家包括中国进行了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也就有了进行客观评价和检验的可能；而且，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实践行为，其影响力几乎波及所有人口，倘要坚持这一实践，人们有理由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否对”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能避而不答。本文拟以中国问题为视角进行讨论。
一、 马克思确立了真理的验证性原则
习近平同志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②所谓“用”，那就是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实践。这一说法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特性的，即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特征——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别于一切旧哲学的革命性特征。
1845年，马克思尚处青年时期，就在“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了超越一切前人的哲学变革思想，把哲学从纯解释性学说变为与社会实践相联系的学说，其与实践有关的重要观点有如下几条：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0502页。
马克思的论断，首先讲清楚了如何检验真理的问题——真理不能自证，即不能由提出者自己宣告，必须由实践，即做的结果来证明；同时讲清楚了他自己的理论宗旨，即提出理论的目的不是构建理论自身，而是为了指导社会实践，因此，无助于社会变革实践的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应该说，马克思所提出之原理是针对一切理论与学说的，当然也包含马克思主义自身的验证，这就是真理的验证性原则。因此，马克思主义敢于用实践标准来检验自身的正确性，完全符合科学思想的要求。
这一点，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一脉相承的。“十月革命”前，列宁在《致伊·费·阿尔曼德》的信中提出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基本原则，即“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a）历史地，（b）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c）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所谓“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那就是指通过历史实践来加以理解的意思。正是依据这样一个原则，列宁成功地领导了“十月革命”，使马克思主义第一次进入国家层面的实践。
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毛泽东在1930年解释了中共为什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他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绝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112页。
由于“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意义必须通过实践来体现，毛泽东在1942年的《整顿党的作风》中，用了一个生动而贴切的比喻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实践之间的关系，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9、820页。
建国后，毛泽东念念不忘的事还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实践性准则，他在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我这篇文章（《关于调查工作》）里头也讲了的。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別的工具不合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66页。所谓合用和不合用，都是从实践效果来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