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因爱读书而终以出书为业的朋友总说“阅读即存在”，这或许是他出于职业热爱的一己之见，但一个时代的“阅读史”确实见证了一个时代知识、心灵和思想的“存在”。摆脱“文革”那种几可说“阅读即犯罪”的年代已近三十年，这是一代人的时光。三十年阅读史，即一代人的精神发育、成长史。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丛书与《短缺经济学》。
从1978秋到整个80年代，虽有重重阻力，但“时代最强音”确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由多家出版社共同推出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丛书格外值得一提。其中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影响整个80年代中国经济学的当属匈牙利经济学科尔内，他的“短缺经济学”几乎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口头禅(《短缺经济学》，科尔内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随着对海外经济学的了解更多、研究更加深入，以美国经济学家科思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奥尔森教授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从90年代中后期则取代科尔内成为“显学”。他们的影响甚至超越经济学范围，对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都有相当影响。因此，他们的译著及相关研究著作一直“长销”不衰。
韦伯、哈耶克与亨廷顿：《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通往奴役之路》、《文明的冲突》、《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有关社会思想著作开始受到重视。80年代的“韦伯热”使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著作成为阅读热点。“法兰克福”学派也于此时在中国大规模“登陆”，《单向度的人》、《爱欲与文明》、《逃避自由》等等都畅销一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自90年代末开始、至今仍在出版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尤引人注目，迄今已出《秩序自由主义》、《道德的市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15种。而在80年代很少被提起、甚至鲜为人知的哈耶克在90年代后期开始受到关注，其主要著作《法律、立法与自由》、《自由秩序原理》、《通往奴役之路》等全都翻译出版。无论赞同还是反对，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文明的冲突》、《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本本都引起激烈争论却也十分难得。
了解现代派：《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
对西方文学艺术中“现代派”，我国长期以来是只有批判而鲜有译介，时至80年代初仍属批判对像，几乎没有完整的作品译介。但现在想来颇难以理解的是，当时大学生却偏偏对自己无缘多读的“现代派”分外着迷，想方设法从零星的批评、译介文章中略窥一二，以至谁能谈几句“现代派”就被同学“另眼相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掌握了“话语霸权”。要说对一代人起过重要启蒙作用的，则首推1981年出版的陈焜著《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当时市面上很难买到，一些大学图书馆规定因教学需要，甚至规定只有外文系、中文系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才能借阅，当然要提前预约。
外国现代哲学：萨特、弗洛伊德、尼采、福柯等等
外国现代哲学也是如此，80年代初完整的译介并不多，但大家就是着迷，尤其是萨特，在一夜之间风靡校园，对青年的影响之大曾令有关部门担心不已。他对“人”是“存在先于本质”的阐发，把人的个性张扬到极致，引起了曾经个性完全泯灭的那一代青年深深的共鸣。在80年代青年的心路历程中，萨特抹下了最为浓重的一笔。在萨特之后，弗洛伊德、尼采迅速联袂登场，由于几十年来对这二位实在没有研究，所以仓促问一些出版社或将港台出版的弗氏著作拿来印行(好在当时对“版权”并不重视)、或将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尼采著作重新出版，以应急需。不久，没有多少人读得懂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又成为读书人的案上必备。虽然真懂海德格尔的委实不多(也不可能多)，但海氏“人，诗意地栖居”这句名言到现在已成为“小资”的符号，足见其“经久不衰”与影响广大。而与海氏完全不同的维特根斯坦却也大行其道，他的《哲学研究》在不长的时间内居然出现多个译本。宾克莱谈伦理学的《理想的冲突》不知摆在多少人的案边床头，至今仍不断再版。社会转型期也是利益调整期，社会公正必然成为社会焦点，有关书籍也成为阅读热点，罗尔斯的《正义论》在90年代引起广泛讨论，使学术界关于公平、公正的思考更加深入。从90年代到现在，福柯横跨几个学科的《知识考古学》、《性史》、《规训与惩戒》赢得不同学科的大量读者。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爿》、《美的历程》、《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而中国学者，在整个80年代影响最大者莫过李泽厚，确可用“独领风骚”形容，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美的历程》、《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对一代人的影响之深，后人恐难以想象。
三套丛书：“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二十世纪文库”
在80年代引进新知的大潮中，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三联书店的“文化：中国与世界”、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这三套丛书厥功至伟，同时标志中国新一代学人开始登上学术舞台。
新方法论：《第三次浪潮》
在求新求变的氛围中，以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为主要内容的“新方法论”红极一时，一时竟有“开口不谈新三论，纵读诗书亦枉然”之势。托夫勒的未来学著作《第三次浪潮》发行竟达数百万册。
海外华人学者的着作：《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意识的危机》、《万历十五年》等
在近三十年阅读中，海外华人学者占据了重要位置。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唐德刚的中国近代史系列都名重一时。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海外“新儒学”的著作一版再版，直接催生了大陆“新儒学”，渐已蔚为一时之盛。
“国学热”：各种传统典籍曲热销
80年代几乎是“一边倒”地呼唤“输入新知”，爱国主义成为“主旋律”。传统文化成为爱国主义重要资源，从90年代起，“传统文化”的热潮持续不断，各种传统典籍一直热销。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用整整一版发表报道“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提出“国学的再次兴起……将成为我国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础”；两天以后又在头版登出“久违了，‘国学’!”其他各媒体等也发表了类似的报道和文章，中央电视台专门作了题为“北大‘国学热’的启示”的专题报道。“国学”被纳入爱国主义话语后，有关图书越来越多。
对“现代性”进行批爿：《后现代知识状况》、《东方学》
如果说传统文化本位论者从“传统”“前现代”角度对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现代性”观念进行批判的话，从90年代起，随着西方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引入，其论者则从“学术前沿”、“后现代”角度对“现代性”进行批判，对启蒙、理性、自由、民主都提出质疑。利奥塔的《后现代知识状况》、萨义德的《东方学》殊为中国的“后学家”看重。
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探讨：《陈寅恪的量后二十年》等
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许多人发现此时争论不休的问题，大都在数十年前引起过当时知识界激烈争论，由此开始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探讨，在90年代渐成热点之一。有关胡适、徐志摩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著作及他们本人的旧作“层出不穷”，尤应一提的是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陈氏为“教授中的教授”，乃象牙塔中的人物，他的“最后二十年”竟引起广泛“社会关注”，恐为外人难以理解。
三十年“阅读史”在某种程度上即三十年社会的“心路历程”，若“有心人”将这三十年图书的发行量、图书馆借书单、书店排行榜详加统计、分析、研究，对这段“心路历程”的“记录”将更精确，对我们理解自己、对后人理解我们，均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