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纪录片的“真人扮演”、“3D还原”等技术手段是否影响纪录片的真实性这一问题始终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本文试图从社会发展的宏观层面来探讨新技术的运用对纪录片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新技术 纪录片 真实性 娱乐化
近年来,我国纪录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大国崛起》、《故宫》、《圆明园》、《复活的军团》、《新丝绸之路》等一系列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热播之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纪录片无一例外地都采用了先进的数字技术,多处利用“真人扮演”、“三维动画”来还原历史,给观众送上了华美的视觉盛宴。那么,新技术将给纪录片带来怎样的影响?以这样的手段来呈现历史,是否会影响纪录片的“真实性”?本文试图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宏观层面上来作考察。
技术的琼浆:带来人对自身的全面占有
3D等新技术可以在极短时间和极小空间里将历史图景重新模拟还原,其信息量之巨大,画面之触动力,内容之丰富性,超越了以往任何一种媒介形式,给纪录片带来了一次全新变革。尽管这种变革尚处在探索时期,且由于学界对纪录片的定义至今争论不休,对其本质属性与核心价值也未达成共识,因而对“情景再现”、“三维动画”等新技术手段的运用有着种种忧虑,但是,它的新鲜血液已植入纪录片之中,并将引领纪录片未来发展走向。
实际上,任何一种科学技术手段的发明和应用,总会引来种种争议。关于纪录片创作,很多学者认为不必过于追求画面质量和审美效果,而应追求尽可能的真实性,任何手段都应为“真实性”服务。如今,纪录片越来越频繁的采用“3D”数字技术、“真人扮演”等手段来展现严肃的历史,给人们带来享受之后,是否会使其本身所承载的历史理性减弱?在笔者看来,倘若仅从一两部纪录片来看,确实存在这种隐患。唯美而有冲击力的画面,转瞬即逝,几乎不留任何思考的空间,震撼而富有感染力的背景音乐令人沉醉,几乎无暇关注解说词想要传达的核心内容,人们似乎带着娱乐化的心态像看历史剧一样来观看纪录片。
然而,从宏观来看,纪录片的理性并未减弱。首先,面对社会的浮躁,纪录片选取历史、文化等严肃题材,本身就是对理性的一种坚守,像《大国崛起》、《故宫》等,就是对世界大国强国之路的探索以及对民族文化的反思;其次,面对信息爆炸时代,书籍、广播、电视、杂志像潮水般涌来,阅读所需要的注意力、精力、时间都是这个时代受众眼中的奢侈品。因此,新技术的运用为纪录片在严肃与娱乐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将历史以唯美的形式展现,既可以弥补娱乐型快餐文化的理性缺陷,又可以使严肃的枯燥的历史资料通俗化、大众化,节约了时间,又达到了启迪目的;第三,技术带来的感官延伸为理性发挥创造了某种前提。有时候,思考是痛苦的,且阅读严肃的东西会容易使人困倦,厌烦,不仅时间缓慢,效果也常常是潜移默化的长期过程,而用这种迅速的直观凝练的方式所展现的历史,往往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技术改变了人的大脑和思维方式,而遗传了改变之后的基因的新大脑也必然需要另一种新技术手段来适应它,纪录片作为大众传播工具,必须实现技术革新。正如《故宫》总编导周兵所说:“《故宫》创作是用影像技术对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一次有选择地梳理和展示;我们试图用新影像技术来完成我们这一代人所能完成的文化创作和影像创作所能达到的水准。”①
技术的突围:市场与权力的博弈
有关“真实性”的探讨是纪录片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进行,同时也是新技术在纪录片中运用后引发争议的原因所在。中国电视纪录片的演进,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是解放后到80年代后期的格林尔逊式即画面加解说式纪录片;二是90年代的真实电影式即观察式纪录片;目前这个阶段,在钟大年看来,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价值取向多元化、表现形式多元化、创作方法多元化。②纪录片创作者已经很少关注“真实性”等概念性的东西,市场和受众需求才是他们的准绳。
事实上,“真实”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正如吕新雨教授指出的,“真实首先是一种哲学上的形而上学的假设,是人们观念的产物,是人类的理性为了达到对世界的理解而凭空创造出来的。它指的是一种绝对状态,是无法由人的实验或观察来证明的,科学也只是用某种假设近似地去描述世界。其次,在我们日常经验中所使用的‘真实’的概念,是依附于一定条件之下的,没有这个条件,也就无所谓真实。任何一种所谓真实,都是某种方法的产物,方法决定结果,个体的经验决定着他们对真实的判断。”③
然而,目前还是有很多学者担心“三维动画”、“真人扮演”等手段所造就的“历史情景再现”是对纪录片“真实性”的一种颠覆。在笔者看来,新技术为真正意义上的“真实性”开辟了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讲,用市场手段拍摄的纪录片更容易达到真实。
如《故宫》、《复活的军团》这样的新纪录片,尽管使用了故事化的叙事方式,真人扮演,电脑特技等表现手段,却都是经过了专家学者们的精心考证。例如《复活的军团》中出现的那个叫“喜”的秦国普通士兵,他从20岁到30岁的十年当中从战士到文官的生活展示,绝不是凭空想象。湖北云梦出土的古代竹简记载了这一史实。
从某种意义上说,纪录片作为传播历史文化的载体,必然受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中世纪教会控制着文字的出版,印刷术将这一时代终结,而电视的发明也宣告了从前贵族化小众化的电影时代的结束。数千年来,文字对文化的垄断地位使得那些无力接受识字教育的人们难以享受到文明的成果,而影像符号本身所散发的民主性与开放性气息,则使受众面越来越广了。如今,以互联网、IPTV、3D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手段正一步步打破权力对信息的垄断与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这些技术本身存在先天缺陷,但也无法掩盖它给社会变革带来的巨大推动力。
新技术所造就的“历史还原”,尽管形式上是虚拟的,但在内容上有了实现“真实”的可能性,拿《故宫》来说,很多画面可能是1925年有故宫博物院以来第一次被拍摄的,这使得那些没有能力去故宫的电视观众可以一饱眼福,也使得一部分去了故宫却没法留影的观众加深印象。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任何一点史实错误都可能在受众的对比分析中漏出马脚,因此,纪录片创作对电视工作者是巨大的挑战。
技术的使命:推动又一次新的理性革命
今天,人类从文字审美时代转入了图像审美时代。平面化、感性化、碎片化作为影视审美的特征,真的如学者们担心的那样,会导致人类理性、高雅、思辩性的沦丧吗?实际上,且不论图像审美的利弊,文字审美本身崛起的时代条件已经不存在了。当前消费主义的兴起必须有一套与之相对应的新语体出现。正如美国先锋派电影理论家扬布拉德所说:“‘后工业社会’,即控制论和信息论时代的‘新人’,需要一种适合新时代的新艺术与新语言,电影和其他电子影视工具已经使人类交流方式发生了根本革命。视觉图像的交流功能在人类社会中将变得空前重要。科技创造的新视觉语言理应大幅度得取代旧的文字语言,这不仅是通讯方式的革命,也是生活方式的革命。”
以我国电视纪录片的创作理念的变化为例:上世纪60到80年代,以“教化和指导”为主,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倡导“客观与再现”、21世纪初,又开始以“主观与表现”为主④,如今,对“虚拟真实”的尝试与探索,可以说又将“客观真实”的内涵与外延进一步拓展。
新技术本身作为一种生产力,是社会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但它并非唯一的因素。电子媒介的确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但它绝非唯一力量。按照“社会发展的平行四边形理论”,人类历史受到社会状况、意识以及生产力状况等合力的影响。而“就精神交往而言,一定历史时期的人们的精神需要与满足这种需要的手段的发展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这些手段本身又是社会的生产和生产结构决定的”。⑤目前受众的娱乐化倾向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合力作用,不能无限放大媒介的作用。即使纪录片的表现手段有娱乐化的倾向,也决非导致受众丧失理性的决定性因素。
弗洛伊德认为,人性遵循“快乐原则”(主要由某种性本质的希望和欲望所构成,统治着无意识)和“现实原则”(由更有逻辑的、有组织的思想所组成,主要在意识层面发挥作用)。因此,感性和理性必然是交替作用的,二者相互制约,维持着动态的平衡。现代社会的浮躁已经引起了很多清醒之士的重视,纪录片创作者们同样能体会到,但不能因此就放弃使用新技术。从电视本身的特性来讲,它有强化影像和推进视觉思维的功能。⑥技术带来的感官享受与艺术的审美理性,恰恰是互补的,相互促进的,绝非像很多学者所说的那样势不两立。一些学者把技术带来的“娱乐化”称作大众的“集体狂欢”。金丹元在《电视与审美》中写道:“狂欢既是一种释放,又是一种集体的叛逆与再生,在狂欢中,身体和心理都得以彻底放松,人们寻找快乐,寻找认同也找回对自我的肯定,在极度的情感张扬中获得短暂的新生。”⑦
在笔者看来,纪录片创作究竟该不该使用“情景再现”、“三维动画”等新技术不是问题的关键,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将新技术与当前要传承的人文精神最佳融合在一起。在此,笔者提出两点探讨的方向:其一、人才革新:需要培养一批优秀的纪录片创作者,这些人必须具有专业知识和人文素养,懂得历史,不仅仅只是电视技工;其次,体制革新:制播分离,借鉴外国discovery等的商业运作模式,以市场为导向。这样,纪录片才能更好地利用新技术,获得长足的进步。■
参考文献
①刘效礼:《2006中国电视纪录片前沿报告》,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P137
②同①,P125
③吕新雨:《《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7月版
④同①,P186
⑤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开明出版社,1993年版
⑥金丹元:《电视与审美:电视审美文化新论》,学林出版社,2005年3月,P27
⑦同⑥,P304
(作者: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07级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