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末民初上海都市文化的多元性和异质性是近代小说书写的不尽源泉。陆士谔的上海书写与想象因其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广度,揭露都市阴暗的犀利以及憧憬理想城邦的热烈而具有一定代表性。陆氏小说对城市化进程中东西方异质文明的冲突、传统与现代价值观念的磨擦及城市恶之花的蔓延作了尽力摹写甚至夸张处理,充分折射出近代文人对上海都市文化的“非本土化”、非理想化所共有的屈辱与焦虑,以及对传统价值观和乡村文明如影随形的依恋。
关键词:陆士谔;上海书写;焦虑与憧憬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09-0170-10
作者简介:施 晔,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上海 200234)
陆士谔是清末民初一位多产的作家,早年即离开故乡青浦旅居沪渎,悬壶行医兼写小说。长达43年的上海生活经历,使他自觉地将这座城市作为其小说书写的不二背景,描绘出20世纪初叶上海光怪陆离、新旧杂陈、中西交汇的社会生活画卷。他不仅“于上海之社会,上海之风俗,上海之新事业,上海之新人物,以及大人先生之种种举动” (注:陆士谔:《新上海》李友琴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竭力摹写,淋漓尽致,并以近似漫画的夸张手法将“魑魅罔两毕现尺幅” (注:陆士谔:《新上海》李友琴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以期“开智觉民” (注:陆士谔:《新上海》自序,第2页。),醒世救邦。与此同时,陆士谔又在极端的现世困惑及失望中升腾出对富国强兵、昌明发达、开放文明的理想城邦的想象。与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陆士谔用复杂矛盾的心态凝视上海的当下,想象上海的未来,前者充满了焦虑、憎恶与嘲谑,后者洋溢着期待、赞美与憧憬。不同的书写心态幻化为丰富的上海城市表情,为我们留下了认识那个时代和社会的珍贵感性材料。
一、欧风美雨中的城市变迁与时代焦虑
“欧风美雨卷地来,世界顷刻翻新。”(注:陆士谔:《新三国》第30回,转引自田若虹《陆士谔小说考论》,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74页。)作为近代改良主义小说家的代表,陆士谔敏感地觉察到了世纪之交上海在西方城市管理及经济运行模式带动下的快速城市变迁,也切身感受到了城市化进程中上海的律动与阵痛,他用新闻杂锦式的小说书写,忠实记录下城市变迁迟疑而又趔趄的脚步,表达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及上海城市命运的热切关注。因“实事足以警人” (注:陆士谔:《最近社会秘密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84页。),所以陆士谔将城市生活的大背景化解为一个个零散片断,通过不同叙述者之口,演化为奇形怪状、烙上陆氏风格的上海浮世绘。他的小说“实同札记一般。本系小说里头的变格,可断可续,可短可长……”(注:陆士谔:《最近社会秘密史》,第606页。)。然而陆氏的上海书写并非皆是一地鸡毛,亦有城市转型中的大事件、大场面穿插其间,从而使其社会小说具备了记录历史、反映现实、抨击时弊的价值。
强烈的反帝爱国、变革社会情结是陆士谔小说的一个亮点。西方诸国的强大催生了中国部分先进知识分子的立宪梦,陆士谔就是一个坚定的立宪主义者。他在《十尾龟》中用“黄乡绅连遭横逆,梅侠士一怒挥拳”来喻指中华民族对西方列强的反抗,大力宣扬立宪的益处:“我族的坏坏在族长一个儿办事,没人帮他的忙,现在我们当立一个族会,各房里公举出聪明才智的子弟,充当会员,一应事务,由会里议定了,呈请族长核定施行。家法也重行改过,黄姓子孙,务须破除房界,一意为公,万不可稍存自私自利的意见。”(注:陆士谔:《十尾龟》,载侯忠义等编《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第1册,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755页。)然而这些美好的愿望只是立宪主义者的一厢情愿,虽然强敌环伺的现实和张謇、汤化龙、梁启超等立宪派的种种努力也曾触动过冥顽的清政府,如1905年政府曾派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1907年9月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然而却无任何实际行动。1911年,清廷组成皇族内阁,彻底暴露了集权皇室的阴谋,立宪运动宣告失败。这一政治风潮在陆士谔的《新中国》、《最近社会秘密史》等许多小说中得到了充分反映。他在不遗余力地鼓吹立宪的同时,还真实反映了由于立宪派知识精英严重脱离群众,致使广大上海市民对立宪只知其名不知其实的认知缺失。《最近社会秘密史》这样中描述道:
那年光绪皇帝下一道预备立宪的上谕,上海人也都发了狂一般,扯旗庆贺,热闹得要不的。棋盘街有一家钟表铺,竟把各式银表串集拢来,做成“恭贺立宪”四个大字。 ④ 陆士谔: 《最近社会秘密史》,第598页。)
然而众人对立宪的真正意义却一无所知:
现在中国人能明白“立宪”两个字意义的,一百个人里头不到一个呢。我那年还在青浦,青浦各店铺也都悬灯庆贺。有几个人问我,“立宪”究竟是个甚么官府?家家都要去贺他?抚宪、藩宪、臬宪、道宪、府宪、县宪,都没有他那么声势。④
由此,陆士谔揭示了立宪运动失败的根源不仅在于清政府的冥顽,更在于广大群众对宪政的认知缺失。在中国想要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实现统治体制的革新并进而达到富国强民的目标,这纯粹是个美梦。
立宪运动失败后,反政府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城市是革命党人的大本营,诸多针对清政府的刺杀活动,如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万福华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王金发刺杀汪公权、金琴荪等都发生在城市,其中以上海为最多,这在当时的报刊及小说中都得到了充分反映。热衷于将新闻佚事编入小说的陆士谔当然不会忽略这些重大事件,“这几年暗杀风潮,奔腾澎湃,东卷西荡,利害得无可言喻……就拿上海而论,刺王之春,刺方云卿,刺汪允生(公权),也有两三桩暗杀案了”
陆士谔:《十尾龟》,载侯忠义等编《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第1册,第568页。)。并在《最近社会秘密史》及《十尾龟》等小说中对金琴荪(注:《十尾龟》中的钱瑟公即以金琴荪为原型。)被刺案作了浓墨重彩的描写。在他的心目中,金琴荪并非革命党人眼中的密探,而是个仗义侠行、乐善好施的巨商,对金的遇害,作者颇感痛心与惋惜。而革命党人则被他描写成凶残的黑社会流氓,这恰恰说明了辛亥革命的严重脱离群众。陆士谔等辈文人没有功名且社会地位不高,所以无缘介入由知识精英统摄的维新、革命运动圈,旁观者的身份及革命党组织的机密性使他们无法洞察暗杀行动的深层原因。
在陆士谔的社会小说中,上海除了是维新、革命运动的大本营,更是中国的金融和商贸之都,西方冒险家和投机者的乐园。外国银行及西方商业资本执上海经济及金融之牛耳,毫无免疫力的本土民族资本在欧风美雨的涤荡中如履薄冰,惨淡经营。《最近社会秘密史》详叙了爆发于1910年的橡皮股票风波及由此引发的上海乃到全国的金融危机。小说首先生动描摹了1910年橡皮股市的非理性上涨:
橡皮股票价值一天天飞涨起来,从十多两涨到几十两、一百多两、几百两,现在已有一千几百两了。十多两银子的股票,隔了一夜就变成几百两;两夜就变成几千两。这几天,一天里有五六个行情呢。时时涨,刻刻涨,有着股票比了掘藏畚金还要快活。
② ③ ⑤ ⑥ 《最近社会秘密史》,第386、387、384、480、382页。)
潜意识中的投机暴发梦及从众心理使许多对橡皮业和股票一无所知的上海人风魔狂热起来:
上海地方,不论做生意人,不做生意人,男的,女的,个个抢着买。只要是橡皮股票,就以为财神、菩萨,请在家里头了。不问是老股,是新股,橡树是怎么一个样子?种在怎么一个地方?公司开在哪里?股票原值几何?都没有知道!盲奔瞎撞,你闹我嚷,真是可笑得很。②作为旁观者,陆士谔对此忧心忡忡,并于《告白报》第一号上发表评论企图唤醒疯狂的炒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