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考古学学科发展的历史、现状和前景
作为有独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的近现代考古学诞生于19世纪。其前身在西方为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古物学，在中国为宋代开始兴盛的金石学。19世纪由于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出现，对民族历史的研究成为确立民族国家合法性的必要手段，而欧洲有文字记载的民族历史非常之短，于是不得不借助于古代遗存进行追溯，考古学遂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相互激荡之下，近代自然科学体系逐渐确立和完善，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等自然科学方法融入考古学中，田野考古学和考古年代学的方法有了革命性变革。1825年丹麦考古学家汤姆森提出的石器、铜器和铁器时代“三期说”奠定了考古学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成为C.R.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源泉（《物种起源》发表于1859年），进而成为近现代人类社会发展普遍的历史观，为两百年来人类思想的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近代考古学的学科体系也就此建立起来。
近代考古学在欧洲的发展异常迅速，不久就建立了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完整的史前历史体系，并在其他大陆也相继发现了史前遗存。同时，由于欧洲的历史与古代埃及和西亚的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考古学开创的埃及学、亚述学、东方学等新的学科由于考古的不断发现而成为近代历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一些失落的古代文明如印度河流域和古代中美洲文明也在这个时期被重新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对自己历史的认识，也改变了世界各民族对本民族历史的认识。因此可以说，没有近代考古学就没有近代的史学体系和近代人类的历史观。
随着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地区民族国家的纷纷建立，考古学成为世界各民族国家论证国家合法性的重要工具，进而演变为研究和保护民族遗产，弘扬民族文化的重要学科。同时，人文和社会科学飞速发展，各种理论不断涌现，各学科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科际界限日益模糊，边缘学科纷纷成为学科发展的前沿和生长点。作为人文科学唯一能够提供新资料的考古学遂成为各学科索取资料、扩大研究领域、拓展研究视野的前沿。更为重要的是，战后自然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化学、物理、生物、地质、环境、数学、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分子生物学、医学、农学等科技方法广泛成为考古调查、发掘、断代以及提取各方面信息的基本手段。考古学也在同其他学科的互动中不断完善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成为人文科学中发展最迅速的一个学科。
考古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中唯一一个以物质遗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这就决定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技术和手段必然来自同样以自然物质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考古学在近代学术体系中的确立和在现代学科中的发展都是在自然科学带动下完成的。而自然科学的发展在现在看来是没有尽头的，因此考古学不断利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就能够在发展中一方面不断拓展它的研究范围，另一方面也能不断加深已有各个领域的研究，这是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所不具备的优势。同时，由于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物质中的文化遗存，因此，在学科性质上必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而不会被自然科学所包容。考古学利用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研究人类历史，大大拓展了此前文献史学的研究空间、时间和内容，是推动史学研究在近现代发展的最重要的推动力。
考古学在当代的发展中产生了很多的学科分支。从研究方法上产生的分支，有田野考古、水下考古、航空考古、空间考古、科技考古、实验考古、民族考古、计量考古、考古测量、考古年代、分子生物考古学等。从研究对象时代划分，大别有史前考古、原史考古、历史考古学；还有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考古；进一步细分在西方有古典时代考古、中世纪考古、殖民时期考古、工业时期考古等；中国有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隋唐考古、宋元考古等等。依地域划分有欧洲考古、东亚考古、东南亚考古、中亚考古、西亚考古、中美洲考古、南美洲考古、北非考古、地中海考古、爱琴海考古、太平洋地区考古等。依现代国别划分有中国考古、日本考古等等。以古代文明或国家划分的有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古埃及考古、希腊考古、罗马考古、玛雅考古等。还有按专题划分的社会考古、认知考古、性别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人类体质考古、环境考古、美术考古、宗教考古、陶瓷考古、建筑考古、城市考古、庄园考古、农业考古、工业考古等。考古学的发展还促进一些新兴的边缘学科的发展，这些学科有的正逐渐成为了考古学的组成部分，有的则有独立发展的趋势，这其中最为重要是一些边缘的学科如博物馆学、公众考古学、遗产管理学、文物保护学等。
这些分支学科已经都是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在高等学校中可以设立为招生方向的研究领域，代表了目前考古学学科发展的趋势。首先，作为人文科学的考古学正在和越来越多的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发生交叉，不断地拓展研究的领域，就连过去被认为考古几乎无法涉足的哲学意识形态领域也开始进入考古学的研究领域。其次，考古学的分支学科日益专门化，以至于考古从业人员不但要有很多的自然科学知识，甚至还需要有其专门研究领域的自然、工程或农医的专业技术和专业技能，比如各种专门考古就必须有相关的专业训练才能够从事研究，同时也意味着会有不同学科出身的研究人员参与到考古学研究当中，考古学研究中正在消除文理的科际界限。再次，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和不少的工程、农医学科的技术和手段都被应用到了考古学的研究当中，特别是在调查、发掘、分析和提取相关信息方面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而且越是先进的技术就越能得到利用，比如分子生物学在人类起源和农业起源这类重大课题的研究中已经被广泛地运用。考古学越来越多的分支学科将不断地被造就出来。还有就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国家意识的不断增强，各国文化遗产的管理、保护、规划、展示和利用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这类正在发展中的新型应用学科是在考古学的发展中产生的，必须要有考古学研究作为其基础，这也是考古学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将催化出新的研究方向乃至分支学科。
二、国外考古学学科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近代考古学是在欧洲最早发展起来的，国外现代考古学也是在西方最发达。但西方各个国家的历史和国情不同，考古学学科的发展也不尽相同。例如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建国的历史比较短，文化传统则基本来自欧洲。美国本土考古学是北美洲土著考古和与之密切相关的美洲考古，开始出现的时候属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学科分支。因此美国的考古学一直有人类学传统，考古学的理论与人类学密不可分，研究的目标和学科体系也都是人类学取向的。但美国同样也有东方学传统，近东考古和东亚考古也一直是世界同类研究中的重镇。在这种传统之下，美国高校中的考古学专业大多设在人类学系中，但在古代近东研究和东亚研究学术机构中也有很强的考古学研究和教学力量。目前只有波士顿一所大学设立了独立的考古学系。
欧洲则有很大不同，这里是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术体系最早建立的大本营，其中也包括近代考古学体系。其中考古学最早受到重视并最早完善自己理论和方法的地方是在西欧和北欧诸国。这是因为西欧和北欧距离埃及、西亚、甚至希腊罗马等古代文明中心最远，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最短。要研究自己民族的历史不得不借助于考古学。因此，成为18和19世纪考古学发展最快的地方。可以说近代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就是最先在西欧和北欧地区建立起来的。考古学是这些国家历史研究的重要手段，一开始就是作为独立的学科出现的。同时，欧洲文化的传统始自希腊罗马，而希腊罗马文明又来自埃及和西亚，因此欧洲考古学也不得不面对这些古老文明的研究，最先创立埃及学和亚述学以及古典考古。因此欧洲考古的传统一直都是史学取向的。在这种传统之下，欧洲诸国的高校大多都设立独立的考古学系，另外在近东研究和古典研究的系所中也有比较强的考古学研究力量。
美国人类学体系下的考古学在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发展中独树一帜，在近代考古学的发展中虽无太多建树，但在战后却率先出现了反传统的“新考古学”（又称过程主义考古学）派，倡导以科学考古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法则。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美国考古学研究的主流，极大地影响了当代世界考古学的发展方向，其流风余韵至今绵延不绝。但考古学从本质上说仍然以研究历史为鹄的，因此上世纪80年代从欧洲史学传统中生发出来的“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弥补了美国“新考古学”的缺陷，成为了上世纪后二十年考古学的新潮流。目前，这两个学派实际上呈现一种合流之势，科学考古学大行其道，考古学学科独立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欧洲本来就有独立的考古学体系，考古学发展的前沿一直都在各独立考古研究机构和高校的考古学院系，近年来这趋势更有所增强。大学中东方考古和古典时期考古也正在逐渐并入考古院系，原来的埃及学、亚述学和汉学已经成为以文献研究为主的文献史学。新兴的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几乎全部都产生于独立的考古机构和大学院系。美国考古学在近年来的发展也是这样的趋势，一些独立的考古学研究机构成为研究方向拓展最多和研究能力提高最快的地方，如芝加哥大学东方学研究所、芝加哥田野博物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研究所等，即便是一些传统的大学人类学系，也同样在致力于大力发展科学考古，以保持各自的传统优势或开辟新的研究方向。美国考古学界目前是提倡科学考古学和考古学学科独立最为积极的势力。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在西方国家出现很早，保护和展示的理念与技术也遥遥领先。而且无一不是建立在考古学基本理论和考古学课题研究的发展基础之上的。同时，由于遗产保护理念的不断发展，反过来也推动了考古学学科的建设。多数的西方国家特别是在欧洲，遗产保护学科都是镶嵌于考古学学科之中的，在大学教育和研究中也是如此。
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院（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近年调整后的研究结构和整合学术资源情况，可以反映国外考古学发展的一般趋势。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院成立于1937年，目前是欧洲考古学教学和研究的中心之一，也是欧洲规模最大的高校考古研究机构。有70余名教员，将近500名学生（本科300，研究生200）。院内共设有五个研究室，一个大型综合实验室和数个专业实验室。其中“环境与文化研究室”把研究各类人与环境互动关系的环境考古学家组织在一起，讨论人类利用自然资源对人与周围环境造成的长程影响与变迁过程。该研究室在考古学、植物学、地理学、人类生物学、土壤学、沉积学、动物学和统计学方面都有跨学科的专门学家。“遗产研究室”则致力于有关保护、解释与展示文化遗产方面研究。相对集中的学科领域为博物馆管理、统计学、地理学、文物保护、材料科学、化学、生物等方面，学术研究则由具体的文物保护、遗址管理等扩展到艺术品交易法规、公众影响等较为宽泛的范畴。“复杂与有文字社会研究室”研究涉及古代近东、埃及、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欧洲。“社会与文化动力学研究室”关注各种物质文化系统的变迁过程，从技术体系到礼仪性或艺术性的表现形式，发展考古学理论和关于物质文化研究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理论。“物质文化与科学数据研究室”研究主旨是要相对独立于获取信息的各种传统考古学方法，应用自然科学技术与方法产生数据来解答同样的或更多的考古学问题。“综合实验室”（沃富森考古学科学实验室）为各类不同材质考古学资料的不同分析提供了各种可能，是英国乃至欧洲门类最为齐全的科学考古学实验室。各类有机、无机物的实验都可以在这里完成从制样、测试到数据分析等不同阶段的工作。从不同方式的取样、到样品制备、到不同类型的测试和分析（光学与电子显微镜、大型或微量的X荧光衍射分析、扫描电镜、X光、离子色谱分析、红外光谱分析等等），各种有损、无损分析都可以实现。在世界范围内，考古学院系直接拥有扫描电镜室是非常少见的，UCL考古学研究所的扫描电镜室由三套不同类型的电镜组成（SEM-EDS, WD-EPMA, FTIR），可以完成不同类型样品、不同相位和区域的各类电镜观察和化学分析，并且都配备了电子显微摄影设备。其他考古学科学实验室还包括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地理考古实验室和文物保护实验室。其中植物考古实验室在欧洲拥有最为系统和丰富的欧洲及近东植物样本库。此外，考古学院为辅助研究而设的GIS（地理信息系统）实验室，提供从图片、影像、数据库、数字化、遥感和航空图片释读、三维建模到景观可视化处理等各方面的设备与技术支持。
三、中国国情和现状
同其他近代学术一样，中国近代考古学也是来自西方。是在上个世纪初中国国家、民族和历史三重危机下出现的。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疑古思潮彻底摧毁了中国上古的古史体系，使得商代晚期以前的中国历史成为了传说时代。要重建中国古史，必然要仰赖已经在西方发展起来的近代考古。1920年前后，北洋政府聘用的地质调查顾问瑞典人安特生发现并发掘了周口店和仰韶遗址，使得国人了解到中国也有与其他地方一样的史前远古文化。从西方学成归来的中国本土第一批考古学家在中央研究院建立了考古机构，于1928年首次发掘殷墟，开始了利用考古学重建中国古史的历程。由于最早在中国开始合法发掘的考古学家都是当时西方最著名的学者，从西方学成归来的本土考古学家也都毕业于哈佛大学和伦敦大学，因此，近代中国考古学一开始就是比较成熟的形态，很快就能与当时世界最高水平接轨。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有高水平的史学和金石学传统，考古学直接进行的就是重建早期历史的工作，自然能够将研究课题引向深入，同时也就能迅速完善自己的学科体系。这样的背景也就注定了中国考古学必然是历史取向的。
解放以前中国战乱频仍，考古工作时断时续，工作的地区也十分有限。解放后由于中央政府采取文物保护的基本国策，迅速在中央和地方建立了文物保护管理机构。从大规模的生产建设之初就开始了旨在保护遗产的抢救发掘，因此急需大量的考古人才。科学院设立了考古研究所（后归社科院），并于1952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开设考古专业。由于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取向，考古专业也就自然设在了历史系。此后按照全国规划，各大区也仿照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办学模式，先后在西北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历史系设立了考古专业，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考古人才。改革开放以来，各省市纷纷成立考古研究所和博物馆，设立有考古专业的高校已经将近20所。以北京大学为首的一批规模比较大的考古专业纷纷脱离原来的历史系，独立建系或建院，专业和专业方向也增加了很多。比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目前就有考古学和文化遗产学两个系，下设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学和古代建筑4个专业，还有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6个研究中心，科技考古、文物保护2个综合实验室，一个博物馆（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6个专业教学标本室(旧石器、人体骨骼、动物考古、植物考古、陶瓷考古和考古通论)，以及8个常设的田野考古和古代建筑教学和科研一体化基地。
由于中国考古学在“文革”期间是受到冲击最小的人文学科，虽然与世界考古界缺乏交流，但一直处于稳步发展之中。所以在改革开放以后，能够比较迅速地重新与世界考古学的发展接轨，继续保持在中国考古学等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并稳步开拓一些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西方已经发展比较成熟的前沿领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完善了田野考古数字化、科技考古、动植物考古实验室，吉林大学边疆考古学中心建立DNA实验室，山东大学建立动物考古和植物考古实验室，西北大学最早建立文物保护专业，最近又建立文物管理专业方向。这些都是突出的例子。国内一些相关学科单位特别是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也看到了考古学发展的前沿趋势，纷纷介入考古学的研究领域。如科学院研究生院新建了科技考古专业，上海分子生物学研究所以人类起源为重点研究课题之一，第四纪环境学会下设环境考古学专业委员会，北京大学环境学院主要的研究人员从事环境考古，研究课题和项目基本都是与考古文博学院合作进行的。这些举措都表明21世纪考古学科的主要发展趋势是通过文理交叉、学科重组探寻新的学科增长点，以考古学为核心的文理交叉学科是学术发展的必然方向。近年来由科技部支持的考古项目力度也越来越大，“夏商周断代工程”和“文明探源工程”已经成为考古学科研机构和高校的最大资金来源。但由于我国考古学本来起步就比较晚，与世界考古学毕竟隔绝了一段时间，长期以来的综合国力仍很落后，资金投入不够，学科管理制度也不够完善，考古学学科的发展建设还难以全面赶上西方发达国家。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未曾中断的国家，也是一个古代文化遗产的大国。虽然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加大了遗产保护的力度，最近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的古代遗址已有33处，名列世界第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获国务院批准的也已有2349处，但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这些虽然与综合国力有关，但也与作为文物保护基础的考古学学科基础建设不够有关。目前国家正面临基础建设的一个大的发展时期，这样的历史性发展的机遇在历史上并不多见，由基础建设带来的遗产保护问题也面临空前的危机，因此国家必然会进一步加大文物保护的投入，这也是考古学发展面临的一次少有的机遇。由于国家制度不同，文物保护的体制不同，我们没有西方国家已经成型的利用“合同考古”（开发单位与有资质的考古公司签定抢救考古合同）的方式处理和抢救建设性文物破坏的制度。我国的文物保护和抢救发掘完全依赖国家各级考古文博单位，高校也是其中的重要力量，或者承担为国家培训业务人员的任务，或者直接承担抢救发掘任务。所有这些都需要高校迅速提高遗产保护技术和理论研究水平，加强考古学学科的基础建设，培养出新型的多学科交叉的高水平复合人才。
在这种形势下，由于中国教育系统学科分类的不合理，严重制约了我国考古学科的发展，尤其是考古学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前考古学科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特点已经不可能为历史学所涵盖。国内高校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的许多硕士生、博士生研究方向，如科技考古、文物保护、分子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空间考古学等，学生的来源已经不可能仅局限于历史学中的考古专业，他们通常具有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自然科学本科学术背景（国外大学亦然）。如果按照目前教育部的研究生按一级学科命题组织入学考试的主导思想，缺乏可操作性。这些领域的学位论文由历史学学位委员会组织评审时也会遇到一系列的困难，评审结果也缺乏权威性。在教学体系的建设、科研课题的申请以及教学成果、科研成果的评价方面也同样存在极大的不合理情况，阻碍了中国考古学学科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建设和教学。
鉴于上述原因，国家社科基金的评审中，多年来一直采用由国家技术监督局于1992年11月1日发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中的学科分类（国标），将考古学按与历史学并列的一级学科看待，充分说明了国标分类的合理性。
在此，我们建议我国教育系统必须采用国标分类的总体框架，并结合我国考古学科目前的现状及国际化发展趋势做出新的调整。增设考古学为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为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中国考古、外国考古、田野考古、科技考古、专门考古、文物（遗产）管理与保护、博物馆学。
致谢：吉林大学边疆考古学研究中心朱泓教授参与通信讨论。并蒙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陈洪海教授审阅。
执笔：张 弛
（责任编辑：周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