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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征镒——中国植物“活字典”

时间:2022-12-04 14:35:05 来源:网友投稿

2008年1月8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大礼堂内鲜花似锦、灯火辉煌。此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正在这里隆重举行。

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首先向获得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闵恩泽和吴征镒二位院士颁发奖励证书,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吴征镒,我国著名植物分类学、植物区系地理学、植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植物资源研究的权威学者,为现代植物学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植物学走向世界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位一生与草木打交道的科学家,在92岁高龄之际登上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

潜心植物学研究70年,提出一系列创新观点

吴征镒1916年出生于江西九江一个书香家庭。小时候,他常常一个人在家里的大花园里玩耍,被园中各种各样不知名的花草树木所深深吸引。花园里有一片竹林,每当春天雨后,他就在竹林里看春笋,从刚露尖头到拔节放箨簌簌有声,也就半天的工夫,便长得和他一样高了,这让年幼的吴征镒感到十分惊奇。

上初中时,吴征镒最喜欢自然课。生物老师讲第一堂课时,拿着一种紫红色的小花,教他们认识什么是花的茎和花瓣、花蕊等,由此他对植物有了初步的认识和兴趣。上高中时,生物老师为鼓励吴征镒喜爱植物的热情,专门为他采集的标本举办了一个展览。

1933年,17岁的吴征镒考取了清华大学生物系,正式开始了他的植物学生涯。

抗战开始后,吴征镒随校南迁至昆明,之后长期在西南联大任助教。这期间,他根据所能收集到的模式标本照片、植物学文献,写了近3万张植物卡片。

1958年,吴征镒怀着对云南这个“植物王国”的向往和热爱,举家从北京迁至昆明。从此,他扎根在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开始了“立志立题、殚精竭虑、上下求索”的科研生涯。

在中国植物学家中,吴征镒是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发表和参与发表的植物新分类群(新种和新属)达1766个。他的学术生涯也被认为是现代植物学在中国本土化和中国植物学走向世界的一个缩影。

历时45年编纂完成的鸿篇巨制《中国植物志》80卷126册,是三代植物学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三分之二卷册是吴征镒1987年担任主编后最终完成的。

学术界普遍公认,吴征镒对中国植物学界的贡献有3个方面:一是基本摸清了中国植物的家底;二是阐述了中国植物的来龙去脉;三是回答了中国植物资源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理论问题并用于指导实践。即使是植物学的门外汉,单想想我国的基本国情——地大物博,就足以掂出这3大贡献的分量了。

中国植物到底有多少种?80卷126册的《中国植物志》给出了明确答案:301科,3409属,31155种植物。《中国植物志》的编撰是高等植物多样性研究的基础性科学工程,是目前世界上已出版的植物志中种类最多的一部。吴征镒于1938年至1947年间,经过野外考察、模式标本照片和对文献的比较研究,所完成的一套3万多张的中国植物卡片,成为《中国植物志》编著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材料之一。此外,他还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其英文和修订版《FloraofChina》的出版在国际植物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大大提高了我国植物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

关于中国植物的来龙去脉问题。吴征镒通过对中国种子植物已知约3300属的分布格局的研究,创造性地将其划分为15个分布区类型和31个变型,结合大陆漂移学说,在进化的背景下,分析了每种分布区类型形成发展的过程和历史渊源,揭示了中国植物的分布规律和中国植物在世界植物区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首次提出:“在中国植物区系和东南亚植物,特别是印度支那半岛植物区系之间,有较长的和更相似的历史背景,在北纬20°~40°之间的中国西部、西南部和印度支那地区,最富于特有的古老科属。这些从第三纪古热带植物区系传下来的成分,可能是东亚植物区系的核心,而这一地区正是这一区系的摇篮,也许甚至是北美和欧洲植物区系的发源地。”后来,许多研究不断证明了吴征镒这一论点的正确性。

在此基础上,吴征镒还首次提出了世界种子植物科分布区类型的划分方案,将其划分为18个大的分布区类型。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对植物分布现象和规律最为全面和完整的分析,显示了中国植物区系地理学派的研究特色。1956年,吴征镒和钱崇澍、陈昌笃在区系分析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中国植被分区”理论,成为后来全国综合自然区划、农林区划和国土整治的重要科学基础。

研究植物的最终目的是保护和利用植物资源,但保护和利用却又是一对很容易矛盾的概念。为此,吴征镒在科研实践中,突出了“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科学理念。1956年吴征镒便极具前瞻性、战略性地向国家提出在云南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建议。截至2006年底,全国已建立各种类型、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2395个。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对于保护我国生物的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吴征镒从1979年开始陆续发表的《中国植物区系的分区问题》等多篇论文,进一步丰富了上述学术思想。他把植物区系的地理成分和发生成分联系起来,把连续分布和间继分布视为一个统一体,其见解之新颖,再一次引起了国内外植物学界的重视。

由于吴征镒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1955年他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197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1975年起,吴征镒任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之后又担任中国生态学会理事。1977年起,连续当选五届、六届、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又光荣地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

1999年8月,吴征镒以对中国生物科学发展的深谋远虑,给时任总理朱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建议:“十分有必要尽快建立云南野生种质资源库,对其中有近期开发价值的野生种质资源进行遗传背景的分析研究,提取DNA进行分类保存,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开发。”该设想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现在,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作为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已在昆明兴建,并于2007年正式投入使用。该库的建立,使我国生物研究在世界占有了重要一席,为我国的生物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对国民经济建设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2006年,已界90岁高龄的吴征镒又率领弟子,开始着手研究整理我国清代著名的植物学专著《植物名实图考》及其《长编》,开启了我国植物考据学研究的新篇章。

博闻强记、博古通今,脑子里记得很多文献的出处,助手每每查阅,往往一丝不差

“他的记忆力好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去西宁,一个年轻人采了一大捧植物标本来请教。吴先生有个习惯,凡是有人来请他定学名,都是来者不拒。结果那天他给那些标本写拉丁文名、中文名,整整忙了两个多小时之久。”昆明植物所原所长周俊院士说,“我们问吴老你的记忆力怎么这么好,他却说博闻强记不足挂齿。”

即使是在80多岁高龄的时候,以吴征镒本人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和著作,都是由他亲自执笔,丝毫不含糊。而论著的编辑和梳理工作,一般则由他的学生承担。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李德铢是吴征镒培养的第一批博士之一,他对老师自是钦佩有加:“吴老师的字非常小,他的一页字的容量往往能顶我们三四页的容量。我们编辑的时候,有不懂的地方就去请教吴先生,随便一个植物名词的索引书名、作者、年代,他都会记得非常清楚、准确。包括大多数植物的拉丁名字,吴志师都能很轻松地写出来。”

吴征镒这种超人的记忆力和洞察力是天生的吗?在昆明标本馆的资料室里,人们找到了答案。在标本馆馆长彭华的引领下,来访者看到了吴征镒在1938年至1947年写下的那3万多张卡片中的一部分。随便拿出一张,前面是标本照片或图示,背面密密麻麻写着该植物的基本资料。吴征镒的字的确很小,英文字母个个小如喜蛛。正是这些植物身份证为日后的《中国植物志》的编写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这3万余张卡片都是吴征镒10年间,在标本馆对照文献资料、标本照片,结合野外考察经验,边核实、边记录、边整理的结果。彭华说:“时至今日,研究所的学生们要想查查资料,依然会用到这些卡片。”

为此,吴征镒被中外同行誉为中国植物的“活字典”、“植物电脑”。对这一称号的注释例子可以举出很多很多。

——在前联邦德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坐在高速行驶的汽车上,他能一眼分辨出匆匆掠过的各种路旁植物是什么。当地的专家们惊叹,这种奇迹般的观察力,若不是他在植物分类学上的扎实功底,简直不可思议。

——在日本广岛等大大小小的自然保护区,同行们惊奇地发现,这位第一次来到日本的中国学者,居然能把大部分植物辨认出来。几乎不敢相信眼前事实的同行对此十分不解,他却笑着说,有95%是缘于看文献,另外的5%是根据分类学的基础理论推断出来的。

——在“文革”中,他仅凭记忆所完成的著作听来让人动容。那时他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力,被下放到昆明郊区黑龙潭参加劳动。白天他在锄地时记下看到的各种植物,晚上回来后就悄悄地写出来并进行归类。就这样,他完成了9万余字的《昆明黑龙潭地区田间杂草名录》。当时,各种科研著作几乎停止出版,但赤脚医生们使用的中草药小册子还有出售。他偶然得到一本后,就请别人帮他收集其他中草药小册子。就这样,在“劳动改造”那几年里,他一边摘抄小册子上的内容,一边凭着惊人的记忆力,把五千多种中草药的名称,按低等向高等的演化次序编出了详细目录。

1983年至1988年,吴征镒组织了3个研究所的力量集体编著出版了《新华本草纲要》(上、中、下册,计2278页),含植物药(由菌藻至种子植物)约6000种。该专著按近代植物分类系统中的科排列中草药,每个重要科前均有总论,叙述和讨论全科药用植物种类、成分、疗效及三者相互关系。该书获1993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在编写《新华本草纲要》目录时,吴征镒把植物名称和中草药名称统一起来,并把它们与古代医书及植物学有关书籍中的记载联系起来进行考证。期间,他发现了很多名不见经传,或经传中已经失传的中草药植物,当时没有条件去查资料、对标本,他就凭记忆先写下来。令人惊讶的是,他凭着记忆考证、记录的这些中草药植物,日后有了条件查对时,竟很少错误。

——1983年吴征镒到英国考察,来到大英博物馆。英国人请他鉴定清朝时期驻华的英国大使当时在中国采集的一些至今未能鉴定的植物标本。吴征镒用放大镜认真观察了标本后,用流利的英语说出了每一种植物的拉丁学名,它们的科、属、种及地理分布、曾经记录过的文献、资源开发的意义等等。他那对植物研究的精深和超群的记忆力,令在场的英国人震惊、赞叹不已。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这句古话说的是,要尽力探索草木的本源。吴征镒曾亲笔书写下这8个字,现刻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球场边的一块巨石上。

92岁高龄仍在为编纂《中华大典·生物学典》奉献余力

如果世界上有人能说出每一种植物的名字、了解每一种植物的习性,那么吴征镒一定是其中一个。

如果世界上有人能听懂每一种植物的“语言”、理解每一种植物的“情感”,吴征镒也一定是其中一个。

与很多科学研究一样,植物学研究离不开野外考察。吴征镒曾于1975年间两次进藏考察,前后行程两万多公里。由于条件艰苦,高寒缺氧,他的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害,牙齿从西藏回来后完全松动了。组织安排他到青岛疗养,但一个月后,他却背回了两本厚厚的笔记——《西藏植物名录》和《西藏地名录》。随后,他在3年时间里又完成了《西藏植物志》的主编工作。

吴征镒在野外考察,不看天、不看山、不看景,一路上就喜欢低头观察植物。由于“只顾眼前不顾脚下”,还因为长了一双平脚板,走路不稳,所以吴征镒经常会摔跟头。

“于是,大家给他送了个雅号叫‘摔跤冠军’。不过此摔跤非体育运动的摔饺。吴老对此满不在乎,因为摔跤还给他带来过意外收获。”周俊院士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在文山考察,吴征镒在密林中摔了一跤。但他坐在地上却发现了一棵白色寄生植物,仔细一看认出是“锡杖兰”。这可是中国植物分布的新记录。

和吴征镒一起工作过的人都说,吴老是真正“沉在下面”做学问的科学家。他经常告诫年轻人不要总是“浮在上面”,要踏踏实实做学问。直到耄耋之年,吴征镒仍在关注着我国植物学研究的动态,与国内外有关植物学家保持着密切联系,并经常与身边的助手、学生交流信息。

1995年起,杨云珊开始担任吴征镒的秘书,至今已经13年了。在吴征镒眼中,杨云珊就是自己的亲孙女。“在我心里,吴老就是一位谦和、博学的长者,他脾气不是一般地好,这些年里我没有看过他发一次脾气。”杨女士经常对来访者说,不管是家人还是学生,有不对的地方,吴老从来不会大声责怪,每回都是轻声细语地讲道理。

吴征镒一生坚持学习,甚至80岁时每日花在植物学研究上的时间也不少于8小时。因为过度钻研,他的视力明显下降,从2000年起就基本看不清书本上的字了。医生多次警告他如果再这样过度用眼,眼睛可能会失明,他这才稍微注意了一些。

“现在就算你站在吴老面前,他也看不清你的五官。”杨云珊说。可即便这样,吴老依然坚持要看书,但普通书上的字他已经看不清了,必须得放大到3号字体,而且要加粗加黑。“这一年多来,他的眼睛不行了,耳朵背,行动不便,但他仍坚持每天工作3个小时。”

虽然在高龄老人中,吴老目前的身体还算不错,但医生每天都会定时给他测血压、做按摩。吴征镒72岁时,因胆结石诱发急性胰腺炎,73岁那年做了“摘胆”手术。可他很乐观,戏称自己是“无胆英雄”。

按照安排,吴老每天上午10点要准时喝酸奶,但他却常常“不守时”,一进书房就舍不得离开。无奈,每天到了喝酸奶的时间,只要他“不自觉”,他的家人和秘书就会守在旁边进行“监督”。

2007年1月,91岁高龄的吴征镒接受了中华大典主编任继愈的委托,担任了《中华大典·生物学典》的主编,并且兼任《植物学分典》主编。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副所长孙航说,当时吴老的眼疾已经很严重了,家人反对,但是他却坚定地说:“这件事我不做,谁来做?”孙航说,编纂这部传世大典,离不开吴老。由于编纂工作要在上万本古籍中寻找与生物学有关的资料,吴征镒凭借数十年的积累列出了1300多种有关的参考书目。他还凭借惊人的记忆力,对史籍中提到的各种植物进行正本清源,并一一标注了拉丁文学名。

半个多世纪来吴征镒获奖无数。他曾获得国家级一等奖、二等奖6项(其中国家发明一等奖1项),院、省级一、二等奖8项。1995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会“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6年获得求是基金会“杰出科技成就团体奖”;1999年获得“考斯莫斯国际奖”;2001年获得云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2003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会“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他为中国植物学家在世界赢得了声誉。美国科学院院士Peter H. Raven说他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植物学家之一,对中国乃至世界其它地方的植物有着广博知识的真正学者”;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小渊惠三称赞他“长期致力于植物物种多样性的研究,致力于敏锐的审视人类活动的植物的影响。通过这方面的工作,他取得了造福人类社会的辉煌成就”。

然而,吴征镒却是“业磅礴,人淡泊”。他在《九十自述》中这样写道:“我信奉的人生格言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我母亲家的堂名‘五之堂’的由来,是‘大学’中的一句儒家的话。我认为做科学研究必须经历三个境界:一是立志立题,确立科研思路;二是殚精竭虑,百折不挠;三是上下求索,终有所得。我就是在个人的志趣和应用相结合中走到了今天。”

2004年,吴征镒将自己在2003年度所获香港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中的40万元人民币,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三代奖学金”,以奖励在基础学科方面学习成绩优秀的在校本科生或研究生。他坦言:“我的能力有限,人生不过几十年,诸位还要获得比我们更长的时间,取得更大的成就。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一定要在比我们还要艰难的路上去攀登,我愿意提供肩膀做垫脚石。”

一位读者在吴征镒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后作诗赞曰:

耄耋之年不老心,痴迷植物寄终身。

甘为后者当基石,巨著恢宏盖古今。

这正是吴征镒先生植物学人生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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