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的大门，便可看见大道两旁耸立着两排茁壮的大树，一棵棵如同拔地而起的宝塔，高高的塔尖刺入浩瀚的蓝天，这便是被誉为“活化石”的水杉。
在距今约250万年前的第三纪时期，地球北大陆到处生长着高大挺拔的水杉。进入第四纪后，由于多次剧烈的冰川运动，地球上的水杉遭受灭顶之灾，几乎全部消亡。后人只能从挖掘到的化石中去领略水杉的英姿。
1941年10月底，中央大学森林系教授干铎在四川万县（现属湖北利川县）发现一棵极为茁壮挺拔的树木，却一时难以判断属哪一类松柏植物。当时因树叶落尽未获标本，翌年转请万县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杨龙兴采得枝叶标本后，却一直未能鉴定。1945年，农林部技师王战采得水杉标本，其鉴定为水松。后又有中大森林系技术员薛纪如前往万县采得花及果叶标本，乃由郑万钧函呈胡先骕，引起胡先骕极大的关注，后多次派有关人员去川、鄂交界的山中采集此类树木标本。经过几年的精心研究，胡先骕终于确定：这就是普遍认为已在世界绝迹的珍稀植物水杉。“活化石”的发现轰动了国际科学界，被誉为近代世界自然历史研究三大发现之一，对植物形态学、分类学和古生物学都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说“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可是他连学部委员都评不上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陆定一传》中，记载有1956年4月27日陆定一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毛泽东说到胡先骕的事。陆定一说胡先骕批评李森科的观点，看来还是对的。毛泽东问胡先骕是中科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吗？陆定一说：“不是，没有给。”毛泽东说：“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然而，在1957年增补学部委员的名单中，还是没有胡先骕。1935年，41岁的胡先骕就是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委员。1948年，中央研究院在评议委员会的委员中选出81名院士，胡先骕毫无争议地当选。1955年，中科院向中宣部上报选出的238名学部委员名单（此项工作当时由中宣部主管，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被删掉了5名，其中便有胡先骕，胡先骕是新中国成立后留在大陆的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未能当选学部委员中的几个人之一。
胡先骕是江西人，1894年4月生于新建县。他的父亲胡承弼官至内阁中书，母亲陈彩芝通经史、谙诗词。胡先骕自小受到良好教育，3岁便跟家庭教师学《三字经》、《千字文》，5岁时学完《论语》，被家乡人誉为“神童”。1902年春，胡先骕的父亲突然病逝，从此家道中落。1909年15岁的胡先骕考入北京京师大学堂预科，1912年秋，他参加江西省留学选拔考试，被录取为官费西洋留学生，第二年赴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攻读森林植物学。在求学期间，胡先骕与同行的中国留学生节衣缩食，创办了《科学》杂志，这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刊物之一。胡先骕还与留美诸同学于1915年在纽约成立了“中国科学社”，这是中国最早的科学机构，中科社1918年迁回国内。1916年11月，22岁的胡先骕获农学学士学位，随即回国，受聘为江西省庐山森林局副局长。
庐山森林繁茂，植物品种极多，胡先骕很想做出一番成就。中国具有极为丰富的植物资源，木本植物多达8000多种，其中乔木便有2000多种，而美洲乔木只有600来种，欧洲乔木只有250种左右。但是外国对植物的研究、开发、利用极为重视，意大利1545年便创立了比较正规的波杜瓦植物园和比萨植物园，从世界各地采集树种加以种植、驯化。后来居上的英国皇家植物园收集植物近5万种，举世无双。而享有植物大国盛誉的中国，时至近代，却连一座正规的、供栽培和研究植物的场所——植物园都没有，令国内许多立志献身植物科学事业的专家学者，遥对绿树青山，忍看外国人采集树种、标本的忙碌身影，仰天浩叹，痛心不已！22岁的胡先骕颇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壮志豪情，决心开拓出中国自己的植物事业，他说：“以植物与人生关系之密切，举凡一草一木，没有不可利用的。植物的富源，当更富于金矿，因为世界上金矿有开发完尽的一天。”
然而，当年胡先骕的一腔热血，却无法报效国家。积贫积弱、屡受外国列强欺凌的国家，根本不可能解决开拓植物事业的最基本的经费，连年军阀混战、政权更迭，更使政府要员将开拓植物事业视同儿戏，就连胡先骕慧眼识中的创建植物园的最佳宝地——庐山含鄱口一带，也被北洋军阀政府参议院副议长张亚农等人圈为私家财产，毫无商量、相让的余地。胡先骕空有虚职，碌碌无为，不得不于1918年秋受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教授，抱憾离开了庐山。南京高师1922年扩建为东南大学，胡先骕创办了中国高校第一个生物系并担任系主任，随即领衔与邹秉文、钱崇澍等专家编著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高等植物学》教材，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国内各大学的主要教材。胡先骕还与杨杏佛、秉志等人于1922年底在南京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生物研究所，胡先骕任植物部主任。
为了更好地开拓中国植物事业，胡先骕于1923年秋再次赴美入哈佛大学深造，一年后便获植物分类学硕士，两年后获该学科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继续在东南大学和生物研究所任职。1928年，北京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决定创办中国档次最高的“静生生物调查所”（“静生”系纪念基金董事会原董事长范静生），胡先骕受聘赴京组织筹建工作，后任调查所植物部主任，同时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任兼职教授，1932年任调查所所长。胡先骕陆续组织了全国植物学界的专家、学者和高校师生，对中国广大地域的植物作了全面的调查，收获极为丰富，对中国植物的家底有了初步的了解，引起国际植物学界的高度重视。1930年，在英国剑桥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会议上，胡先骕当选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委员会委员，使中国在国际植物学界有了一席之地。1933年胡先骕发起、创建了中国植物学会，任首任会长兼《中国植物学》杂志总编辑，使植物学从生物学中分离出来，成为自然科学中独立的重要学科。
中国植物学界创了多个第一的胡先骕，50周年庆典时竟遭到遗忘
胡先骕的心中始终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创办一座正规植物园，无论是在高校教书，还是在研究所搞研究，都还只是“纸上谈兵”，只有创办植物园，才能真正探索、驯化、研究各种植物的生长，破解其中的种种奥秘。胡先骕始终没有忘记他曾工作过两年的庐山，那里是创办植物园多么理想的地方！他知道庐山已成为南京政府的“夏都”，创办植物园应该能得到政府要员们的支持。1932年，胡先骕亲赴南昌，与江西农学院协商，由静生生物调查所与江西农学院合办庐山植物园，得到农学院和江西省政府的大力支持。胡先骕重返庐山，当年被北洋军阀政府要员霸占的含鄱口一带区域已收归国有，江西省政府同意在此创办中国第一座正规植物园。1934年8月20日，庐山植物园正式创建，胡先骕任董事会董事长，静生调查所标本室主任秦仁昌任植物园主任。胡先骕还特派调查所标本室副研究员陈封怀去英国皇家植物园留学，两年后归来任庐山植物园副主任兼总技师。胡先骕常来庐山植物园视察、指导工作，他还领衔为庐山植物园发起大规模的募集基金活动，林森、蒋介石、蔡元培、张人杰、黄郛、孔祥熙、王世杰、吴鼎昌、王正廷等人都名列发起人名单之中。胡先骕始终对庐山植物园予以极大的关注，1961年，庐山植物园由原属中国科学院下放给地方管理，造成经费紧张等多方面困难，植物园领导上京求助胡先骕。已失去往日地位、无职无权的胡先骕立即约见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等有关领导，反映情况，使庐山植物园很快恢复原编制，得以健康地发展，成为当今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植物王国和重要科研基地。
胡先骕1948年鉴定、命名的被称为“活化石”的水杉，曾震动世界，胡先骕自己也甚感欣慰和自豪。胡先骕古文底子十分深厚，时常吟诗填词，他很想用古体诗词来表达自己对水杉的喜爱和倚重，但“每欲形之咏歌，以牵涉科学范围颇广，惧敷陈事实，堕入理障，无以彰诗歌咏叹之美”。他写写停停，直到十几年后的1961年，才最后完成古体长诗《水杉歌》。胡先骕满怀信心地将长诗寄给某文学权威刊物，未料竟遭退稿。胡先骕极不服气，将诗稿寄给诗友陈毅副总理。陈毅读后，拍案称好，写下读后记：“胡老此诗，介绍中国科学上的新发现，证明中国科学一定能够自立且有首创精神，并不需俯仰随人。此诗富典实，美歌咏，值得讽诵。”陈毅将《水杉歌》和“读后记”一并转给《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于1962年2月17日全文刊出《水杉歌》和陈毅的“读后记”。胡先骕看了甚感欣慰，也算是出了心头的一口闷气。
一首诗的刊用与否，对胡先骕的一生或许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但从此事中亦可看出胡先骕的倔强、自负，这也许是他这一辈有同等经历的知识分子的特征之一。抗战期间，国民党曾要求各大学担任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都要加入国民党，时任中正大学校长的胡先骕忿然说：“我就不入，看谁能把我怎么样！”1948年夏，在庐山的蒋介石听说胡先骕也在庐山，便请江西省省长王陵基约胡先骕来他的官邸商谈“国事”。到了蒋介石约定的时间，却左等右等不见胡先骕前来，王陵基赶紧派人去请，却扑了个空。原来胡先骕早已对国民党的政策大失所望，认为没有什么好谈的，干脆提前下山，扬长而去。1949年国民党派专机“抢运”北平的著名学者、教授南下，面对软硬兼施，胡先骕就是不走，要留下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以原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为基础组建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时年55岁、一直担任调查所所长的胡先骕只被聘为一般研究人员。不久后，他便成为所里重点“帮助”、“洗脑”的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虽然他对自己身上的弱点可以“自我批判”，甚至“扣大帽子”，说“我有自高自大的个人英雄主义，一切唯我独尊，有浓厚的宗派主义”，但是，在科学真理的大是大非面前，他决不让步，决不改变和放弃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1953年，在我国各行各业都在向“苏联老大哥”看齐的形势下，他在写作《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中，却对当时极为走红的、苏联农科院院长李森科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批判，指出其不符合现代遗传学实际，是反达尔文演化学说的“伪科学”，他还指出李森科是依靠“政治力量”来支持、推行其“伪科学”、“反科学“的理论的，违背人类追求真理的原则性和公正性。《植物分类学简编》出版后，在华的苏联专家提出“严重抗议”，说“这是对苏联在政治上的诬蔑”，国内一些专家也对胡先骕的观点提出质疑和批判，使这本书的“问题”很快由学术上升为“政治”。刚发售不久便被禁止销售，有关方面要胡先骕作重大修改方可解禁。胡先骕坚决不放弃自己的观点，纵然被扣上“政治”方面的大帽子也毫不动摇。为此，他不但未能评上学部委员，在定职称时，他的很多学生都被定为一级研究员，而他这个“中国生物学的老祖宗”、奠基人只被评为三级研究员。他虽然心中忿然，但决不拿真理作交易，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虽然历史很快就证明，胡先骕对李森科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但有些东西并不是很快就能改变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胡先骕的学术论文难以发表，学术专著难以问世，他的名字渐渐被植物界、科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疏远、冷漠甚至遗忘。“文革”中胡先骕受到极大摧残，于1968年7月16日猝死于北京。1979年5月15日，中国科学院专门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为胡先骕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实事求是地评价了胡先骕的一生，推倒一切强加在他身上的不实之词。几百名有关领导、专家学者、高校师生向胡先骕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然而，1983年由胡先骕一手创办的中国植物学会举行50周年庆典大会，会上回顾学会历史，竟然连“胡先骕”的名字提都不提，不能不令人感叹！
1984年7月10日，胡先骕终于回来了，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庐山，回到了大自然纯朴、温馨的怀抱！由他亲手引种、培植的水杉，静静地簇拥着他，与他朝夕相伴，一颗疲惫的心应该感到欣慰了吧。使他感到欣慰的还有当年和他一起创建庐山植物园的秦仁昌、陈封怀也陆续回到了庐山，与他比邻而居，永生相伴。2003年6月16日，国学大师陈寅恪在辞世34年后，也携老妻来庐山植物园内安了家，与胡先骕墓茔只隔几米，江西近代以来在人文、自然科学领域的两座卓尔不群的高峰并列一处，相互增辉。酷爱中国古体诗词的胡先骕又有了良师益友，他更应感到开心吧。■